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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势力，逐渐将中国形象中这一线残存的光明也剔除了：“如果中国能够坚持自己的道路，它将创下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奇迹。从来没有如此多的人口如此迅速地摆脱贫困。研究表明，以购买力衡量经济规模，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三大经济强国，仅次于美国、日本……总之，西方还没有开始思考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后果：想象另一个日本吧，有十二倍以上的人口——加核武器。”〔18〕
最后这句话对美国人的想象，具有致命的影响。美国建国两百多年，本土惟一一次受到侵略性打击的，就是日本偷袭珍珠港（许多美国人如今将9·11事件当作美国本土受到的第二次攻击，经常将其与珍珠港事件相提并论）。纪思道的“警世之言”深远的暗示意义，恰在于“中国威胁论”。有人认为，二十世纪最后十年美国的中国形象毁誉参半，一方面强调所谓中国的罪恶，另一方面又肯定中国经济的发展。实际上这种说法忽略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即经济增长一旦表现为国际敌对势力的竞争，就可能成为威胁。而恰恰是世纪末开始流行的“中国威胁论”，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与政治道德的邪恶形象统一到一个否定性的基点上。九十年代西方的中国形象，尤其在美国，本质上并没有正反两面性，它只有一面，即邪恶的威胁！
在此之前，西方对中国经济进步的看法仍是肯定的，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曾经赞颂过这种经济奇迹，八十年代尽管失去了那份热情，但态度依旧是肯定的，1989年以后，这种态度依旧存在，直到九十年代中期，这种经济进步却不知不觉地被置换上了邪恶的基础。于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变成了邪恶的。《中国觉醒了》表面上一再强调中国的两面性，实际上却将这种两面性置于邪恶的视点上，即经济在邪恶中增长，又在增长邪恶的力量。中国经济的发展，可能是一种可怕的邪恶力量的发展。
总之，二十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将在沉沉暮色中结束。不管从二十世纪还是从马可·波罗以来七个世纪的中国形象史上看，二十世纪最后这四分之一世纪，是中国形象总体下落的一个阶段。尽管它不算是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但却有渐入黑暗的趋势，尤其在美国。当然，谁也难说在新世纪里，在什么时间因什么事件中国形象再次被改变。
四
美国汉学家孔华润（W。 I。 Cohen）在2000年出版的《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一书修订版中，加入了讨论二十世纪最后十年中美关系的内容。他认为，美国的一项民意调结果表明，百分之七十五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二十一世纪美国最大的敌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对中国的印象，如果还没有发展成彻底的敌视的话，那么，怀疑与反感是明显的。中国似乎是一个难以预测的、邪恶的、恐怖的国家，它酝酿着巨大的危险，威胁着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世界——即西方世界，是现代世界中的某种地狱力量。正像出版于1996年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的作者所说的：“中国是一个未得到满足、雄心勃勃的中国。”“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不久将变成全球第二大强国的中国将随着世界面貌在新的千年中发生变化而成为一支支配力量，然作为这样一支力量的中国将势必不再是美国的战略友邦，而成为它的长期敌人。”〔19〕
一个世纪间美国的中国形象在两极间摇摆，或者是牧歌田园、道德理想国，或者是陷于贫困、苦难、饥荒、疾病、暴行、无知之中的专制帝国。此外，二十世纪末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恶化，还有国际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推波助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先后解体，冷战时代以资本主义胜利告终。这样，对美国而言，中国不仅失去了制衡苏联的政治与军事意义，而且成为暴露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大潮中的惟一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冷战结束，而冷战思维并没有结束。中国不再以意识形态划分世界的时候，美国却依旧以意识形态划分世界。在他们看来，中国是美国霸权下世界秩序的异己的、邪恶的、危险的“他者”，二十世纪初，在西方扩张大潮中，中国成了一个“对抗世界”的、最后的邪恶国家。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西方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基本上都是“选择”或“捏造”的负面消息。媒体从来都是意识形态化的。一位名叫马修·多林的英国人在互联网上发出的一封公开信中说，英国广播公司“BBC只对诬蔑中国感兴趣……BBC的路线就是：‘除非我们能够给中国抹黑，否则就别提中国。’”〔20〕西方媒体通过种种反面消息，渲染邪恶的中国形象。从政治迫害、洗脑、管制到屠杀婴儿、出售犯人的身体器官；从到处是便衣警察，莫名其妙的“失踪”到电话窃听、电邮监控；从台湾问题到西藏人权；从派到西方的间谍到向东方邪恶的国家出售武器；从公开大规模的盗版到暗地搞核扩散；从扩充军备准备武装入侵别国到驱赶百姓去吃光世界的粮食……总之，中国形象成为世界上各种邪恶之大成。太好了容易引起人怀疑，太坏也容易引起人怀疑，遗憾的是，这一次西方的中国形象又太坏了，但还很少引起怀疑。西方媒体正在将中国“妖魔化”。
西方出现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邪恶的中国形象，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中国罪恶，另一方面是中国威胁。这两方面是密切相关的，一个强大的邪恶的国家，自然就是一种威胁。1972年，那位自称为“马可·波罗”与毛泽东握手碰杯、赞美过“文化大革命”时代中国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先生，也开始重复拿破仑的那句咒语。他在《超越和平》一书中说：“中国已成为这十年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而且有可能在下个世纪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超级经济强国……现在这头雄狮醒了，正在震动着整个世界。”〔21〕尼克松提出要遏制中国。二十年前他访问中国时，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评论：“1950年底麦克阿瑟向鸭绿江推进（意在将朝鲜战争打到中国领土上）就是件蠢事。从中美在朝鲜的战争中获益的，可能只有斯大林。接下去整个五十年代杜勒斯针对北京的冷战，基本上又是错误的，而且没有必要，既不了解中国历史又不了解中国革命。只有尼克松访华才使我们走出错误的泥潭，但还远没有获得坚实的基础……”〔22〕基础的确太不坚实，如今美国再次假设中国为敌人，不知道是不是又在做一件蠢事，是否有转机的时候，是否多少年后再有人做如是评说。
二十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从英国开始，到美国结束，从莫名的恐惧、轻蔑与仇视开始，到同样莫名的恐惧、轻蔑与仇视结束。在这百年的历程中，我们看到中国形象的两种原型是如何反复出现在西方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下，也看到不同历史条件是如何选择不同的原型并略加修饰地表现的，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西方的中国形象又一次陷入黑暗。这样，不仅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西方邪恶的中国形象的诸多特征复活了，
而且“文化大革命”的记忆也复活了。此时西方人才想起中国的政权从来就没有改变，甚至中国，一个东方专制主义的帝国，也从来就没有改变。这样，从孟德斯鸠、黑格尔时代起积累的关于东方专制帝国的形象特征，都复活到二十世纪末的中国形象上了。
五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出现的中国威胁论，是邪恶的中国形象的必然产物。一个在西方人眼里邪恶的国家，如果加上经济与军事实力的迅速发展，必然将成为一个可怕的威胁。孔华润指出，二十世纪末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发展的心态已经不同从前了：“许多年前，老罗斯福〔23〕宣称：‘任何国家的稳定与繁荣，对内能够维持和平，对外可以抵御入侵，对其他国家都是有益的，而不是有害的。我们衷心地期望中国的进步，并且一如既往地尽我们所能以和平合法的手段促进这种进步。’〔24〕1979年，美国副总统蒙代尔访华，又引用了老罗斯福的这段话，证明美国再次确信强大的中国是符合美国利益的。然而，就这个千禧年最后的岁月里，大多数美国人不这样确信了。”〔25〕
一个稳定、繁荣的中国正在引起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恐惧，当他知道你根本不可能稳定、繁荣、强大时，他说那是有益的；当他知道你真可能稳定繁荣甚至强大时，就不得不放弃过去煞有介事的口气，奔走相告那是有害的、可怕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随着邪恶的中国形象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的最后落实，中国威胁论出现了。它包括道德与政治两方面的内容，在道德上西方认为中国是一个邪恶的非正义的国家；在政治上，美国与西方某些“强硬派”认为，中国的经济与军事力量的增长，势必威胁到美国与西方自由世界的安全，必须遏制中国。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美国媒体突然出现讨论中国威胁的文章中，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与罗斯·芒罗 （Ross H。 Munro）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就是这方面出版物的代表作。书中充满耸人听闻的“警世危言”。接着关于“更严峻、更危险的时期”的警告之后，两位作者分析：“仅仅十年以前，即在八十年代中期，这两个太平洋大国还彼此把对方视为实际上的和未来的战略伙伴。它们各自都希望与对方结成一个出于需要的联盟，防止苏联控制亚洲。但是，到了九十年代初期，冲突就成了中美关系的主线。”作者认为，这种即将并不可避免的到来的冲突有两方面的理由。中国方面是，“中国在一个多世纪以来备尝艰辛之后，现在正担负起大国角色。它认为——这样认为也颇有理由——这种角色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出几年，中国就会成为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而且它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