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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据记载：“越明年，朱抚调去，代之者韩公心康，讳世琦，以别案亦斩任维初于江宁之三山街。朱国治后抚云南如故操，癸丑（康熙十二年，即公元1673），吴三桂反，以克减军粮，将士积忿，乃脔而食之，骸骨无一存者。”（顾公燮《丹午笔记·哭庙异闻》）这，就是诗人翁澍所唱的：“县令旋遭天命诛，抚军首被吴藩断。”（《今乐府·秀才冤》）也是百姓民谣中传唱的：“天呀天，圣叹杀头真是冤。今年圣叹国治杀，他年国治定被国贼（吴三桂）歼。”（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这是不是“恶有恶报”，是不是“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信亦可，不信亦可，反正任、朱二位“老爷”就是如此“落幕”的！此外，从这些对“落幕”的“追踪报导”和发为吟唱的文字中，似乎还让我们窥见到世人对于赃官、恶人、恶行，确也有一种“念念不忘”、难以“淡化”的情结。是不是？能不思乎，能不畏乎！
模范官僚的失败
？ 杨俊峰
在《万历十五年》中，黄仁宇对海瑞冠以“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的事例再次彰显了一个道理，也即在古典专制体制下，模范官僚失败命运之不可避免。其原因正如黄仁宇所说：“个人道德之长，也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在古典专制体制下，如海瑞这样的“清官”，其清廉风节不仅无法在文官集团中推广，其治世主张也无法得到施行，而且其失败命运几乎不可避免。深究海瑞模范官僚之失败原因，可得如下几点：第一，正如黄仁宇指出的，我们这个帝国存在一个长期以来一直无法克服的治术困难：“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这也是文官制度的一个深刻的弊端，即文官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历代文官的出身，不外门第、科举、荐举、孝廉等几种，个人道德风范和对儒学的理解在此过程中却主要成为入仕的标准。文官集团的出身以及知识背景，决定了其施政风格与原则必然有以道德替代技术的倾向；同时，文官集团普遍缺乏组织与技术才能，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这在模范官僚海瑞身上得到体现。黄仁宇在著作中表示，人类的日常行为乃至一举一动，都可以根据直觉归纳于善、恶两个道德范畴之内；而且他充当司法官和行政官时采取的断案原则，也即是道德原则而非法律原则。海瑞主张，在出现不易裁断的纠纷时，“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这便是以道德伦理替代法律来断定是非曲直的明证。第二，中国古代文官政治在现实和理想、形式与实质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往往是说一套、做一套。这一点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已经明确指出：“官僚社会的矛盾的本质，在任一场合，都会加强讲形式，不肯过于认真，不能彻底地去掉官僚作风。”但是模范官僚海瑞不明白这一点，他“不能相信治国的根本大计是在上层悬挂一个抽象的、至善至美的道德标准，而责成下面的人在可能范围内照办，行不通就打折扣”。模范官僚海瑞尊重法律，乃是按照规定的最高限度执行，这就不免打破了文官集团内部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自然为他人所不忿。完全依据法律来行事，海瑞还曾立呼对贪官污吏恢复洪武时代剥皮实草的极刑，其主张之残酷性大干众怒。结果在文官政治的二重性情况下，海瑞被冠以名誉上的极高地位，但却在实际政治过程中受到皇帝及绝大部分文官之冷遇与敬而远之，直到海瑞的死讯传出，文官们才大大松了一口气。第三，正如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论述的那样，在古典政治体制下，官僚的政治生活一般地体现为贪污生活。“以学干禄”的儒家思想，“做官发财”的政治实利思想，官职作为一种特权而非仅仅职业的现实，官制上不合理的规定，都给了文官以贪污的动力。王亚南指出，以地主经济为基础的专制官僚政治，一定要造出官、商、高利贷者与地主的“四位一体”场面，一定要造出集权的或官营的经济形态，一定要造出贪赃枉法的风气。而这三者又最可能息息相通，相互影响，相互结合。在这种情况下，贪污不仅是一种现实，也是维持文官政治运转的一种需要。因而，不了解这个秘密，如海瑞般的模范官僚想以道德伦理或严刑酷法来禁绝贪污，无疑不合时宜，也必然会失败。
议“慎独”
议“慎 独”
？ 任文祥
何谓“慎独”呢？《辞海》称：“儒家用语。谓在独处无人注意时，自己的行为也要谨慎不苟。”也就是说，不论何时何地，或明或暗，或在人群，或单身独处，都要小心谨慎，不可在思想和言行上稍微离“道”。“道”是衡量好与坏、对与错的标准。那么，“道”是什么呢？“道”有多种概念，多种解释。“慎独”作为道德修养方法，主要是指下面两方面内容：《辞海》曰，道，一定的人生观、世界观、政治主张或思想体系；道德，一定的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在封建社会，所谓“慎独”，主要是指人们的思想行为不可须臾离开“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等旧纲常道德。孔子说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也是要人们“慎独”。因此，那个时代，人被剪掉了想象的翅膀，折断了探索的触角，一个活生生的人，被纲常的缕丝缠成僵死的蚕蛹。
“慎独”者，“甚毒”也。其毒主要有三：
第一，“慎独”有利于帝王专制。儒家热心倡导“慎独”，就是要把人们培养成规规矩矩、谨小慎微、不敢想不敢做的、服服帖帖的奴隶。这样的国民自然容易统治，帝王们是很高兴的。如果卢俊“慎独”，他就不会提出“人民主权”思想。而孙中山不讲什么“慎独”，他才大胆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
第二，“慎独”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试想，如果哥白尼没有大胆的怀疑精神和思想解放，而一味“慎独”，他还能发明“日心说”吗？假若达尔文不敢怀疑“上帝造人”之说，他也不可能发明“进化论”。可悲的是，据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载，清初有一戴氏，曾创造一种鸟铳，形若琵琶，机轮开合，能连发二十八枚铅丸。这分明是一挺机关枪。可惜他一“慎独”，害怕机枪流布人间杀生，遂将其毁绝。后来中国在西人的洋枪洋炮面前一筹莫展，戴氏之流的“慎独”，当是一因。
第三，“慎独”维护了封建主义的道德伦理和风俗习惯。例如，地方志记载了那么多节妇烈女，都是“慎独”使她们不敢冲破封建礼教所致，因而断送了自己的青春。缠足的陋习延续一千多年，妇女们受尽折磨，但她们都在“慎独”中，谁也不敢提出挑战。
当然，“慎独”或许对减少刑事犯罪有所帮助，但是，降低刑事犯罪率，是一个综合工程，决不是单靠“慎独”所能够解决的。
由此可知，把人当作“驯服工具”，本身就是大坏事，在当代更不可提倡“慎独”，而要解放思想，大胆创新，与时俱进。
《温暖的“莉莎条款”》
？ 黄永厚 画这个人可以不服从国家法令。
我画这张画也是一种祝福吧。内容是摘自2003年10月21日《中国经济时报》陆春祥先生的同名文章。他的见解都非常好，但请读者和作者原谅，总有四分之三我不能全部把它都抄录出来了：经常制造悲剧的法律法规如果不修改，它就注定要被历史所淘汰。
整整八年，三十六岁的悉尼女销售经理莉莎·班菲尔德一直在同各种困难作斗争，目标只有一个：获得女人天生的权利，成为一个母亲。
她被医生诊断患了子宫颈癌，九次求助于试管婴儿技术，花过好几千美元在美国雇请代孕妈妈，都不幸失败。正在她继续努力的时候，障碍又一次出现。澳大利亚政府在这个时候颁布了一项法令：从2003年3月27日起一年内禁止出口也禁止运输本国妇女的任何卵子出境。这意味着莉莎不能到美国或别的国家去雇代孕妈妈了。然而，莉莎的诚心感动了澳大利亚政府，八天后，澳大利亚专门为她通过了一个修正案，特准莉莎可以不受3月27日条款的禁令约束。这个条款，澳大利亚的人都爱将其称为“莉莎条款”。……
寻行数墨（二）
？ 韩 羽 文画
“韩侘胄伐金而败，与张魏公之伐金而败，一也。后人责韩不责张，以韩得罪朱子故耳。”（《随园诗话》）
“韩得罪朱子”，当是指韩侘胄一伙排除异己，将朱熹等数十人籍入“伪学”逆党。何以“不责张”？袁枚没有说。记得尤侗说过与之关的话：“张浚（张魏公）……符离之溃（伐金而败），功亦丧焉，殆亦乖崖（张詠）所谓不学无术者。宋儒以南轩（张浚子，理学家，与朱熹友善）之故，曲为护蔽。”（《看鉴偶评》）
想看自打耳光的么？这就是。不闻夫宋儒，有句响当当的名言：存天理，灭人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