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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主粮降到每月只有17斤。于是将浮萍草煮在粥里，以山芋藤做菜，这虽都 滑腻腻地难吃，后者还是苦的，然而将百脚根磨成粉和在面里做的馍就更难下咽 了，这简直就是木屑，而且吃后大便极为困难。至于茅草根则要算是美味的了。 象这样满山遍野地觅食的生活时，当然纪律也紧不起来。溜到附近城镇去是很容 易的，但是去干什么呢？无非是搞点吃的，但又能有什么吃的呢？郎溪县城里有 家高级饭馆，卖“高级”点心，一元钱一份，是一杯茶和一个饼。这饼看来还不 错，有烧饼般大还稍厚些；但它不得不厚，因为它只是一团稀饭，在锅里将两面 烤焦，形成硬皮包着这团浆糊！
实惠些是到老百姓家去，老百姓这时比我们还惨，因为连17斤粮食也无供应。有 一个场员偷了农场的一付新水桶，连扁担拿到老百姓家去想换点吃的，说定了换 七斤青菜，那老乡躺在床上起不来，说
“你自己去田里砍吧。”
有一次我看到两个老百姓在田边相遇，一个问：
“你儿子的事怎么了？”
“还关着呢。”另一个回答。
“不要紧，”第一个老乡安慰对方说：“扛劳改快活，肚子管饱。”
可怜！中国的老百姓是把肚子看得比自由还重要的！但在当时他们又能怎样？又 有什么地方可去逃荒呢？
劳改就能肚子饱吗？我亲眼目睹了大量慢性饿死的现象，先是消瘦，然后浮肿， 然后又消瘦，这就完了。那时经常重新编组，理由是很明显的，不是死了好几个， 就是调往另一处的病号队去了。和我同过小组直接去医务室后死去的，算来就有 27人之多。而调往病号队的就无法统计了。有一位睡在我旁边的老者，平时很能 克制。被送往医务室的当天下午就去世了。医务室的人说“他被发现死去时，已 将枕心咬破吃了一嘴的糠”。我还听到病号队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小组里 有一老一少两个人，他俩合盖一条被子过冬，老的有好几天起不了床，便由年轻 的端水送饭。不知哪一天老的死了，为了多得到一份饭，青年人居然隐匿不报， 仍然和尸体同睡了好几天，直到被人检举！
抬尸体出去毕竟影响不好，队的北面有一间单独的小房子，白天总关着门，旁边 的一间里有辆车，再旁边养着头小黄牛。每天东方刚露白时，有两个老场员就来 工作了，他们用牛车把成车的尸体运到另一座山上去，抛在一个大坑里。这就是 传说的白茅岭万人坑。后来，连那头牛也累死了（29）。 ＊＊＊＊＊＊＊＊＊＊＊＊＊＊＊＊＊＊＊＊＊＊＊＊＊＊＊＊＊＊＊＊＊＊＊＊＊＊＊＊＊＊＊＊＊＊＊＊＊＊＊＊＊＊＊＊＊＊＊＊＊＊＊＊＊＊＊＊＊＊＊＊＊ 29 这件事记不清是发生在涛城还是在白云山的了。我并未亲眼看到那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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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说牛累死了，是因为人死得太多，感到恐怖；我想牛是又饿又累才会死 的。那时的家畜也得不到饲料，饲养队的猪是用大粪喂的，将粪放在饲料锅里 煮，老远都闻到臭气熏天。这真是当时的一大发明！
干部们的生活也够受，除了在宅旁种菜外，每家还养一头猪，用绳捆在门前， 活象只狗，但瘦得肚下的皮垂了下来几乎拖到了地。
还有一个残老队，那是一个干不动活的老场员的队，平时不出工，干些轻便活。 在这一时期，走过他们队时有一个绝妙的景观：每个门口有人看着一只大木桶 在晒太阳。这桶是装饭用的，他们在早饭后要将它尽量晒干，以减轻重量，想 去分午饭时上算些。每隔几天，伙房要复验一次空桶的重量，有人估计到了， 便在那天拼命将桶浸湿。
还有一个家属队，这是响应“以场为家”的号召，举家来此的场员们。走过该队 时，我也亲眼看到一家人虎视眈眈地围着饭桶用秤分饭吃。
老百姓饿死却不是慢性的，他们完全没有口粮。我曾在去水稻田放水时，在田边 的山坡上看见一具被狼拖出来，并咬去一条手臂的十三四岁的饿死女孩，
“她的家人没有力气把坟掘得深一些。”
我们的队长是这样说的。大伙就把她又埋了一番。她还算是幸运的，因为也听说 过交换了吃尸体的事。
我们队里有几位小青年忍不住饿，从仓库里偷出了一整张干牛皮，用水煮烂成冻 状了吃，在此启发下，有几个人将皮鞋底，皮裤带煮来吃，也都是我曾亲眼目睹 的。
在这困难的年头，我看到了瘾君子的无可救药。当然，我也在改造中学会了抽烟， 这简直是必要的。因为劳动时决不允许你停手休息；但你若说烟瘾来了，就没有 人能阻止你停一停。特别是水稻田作业时，手是湿的，无法抽烟，于是，每当劳 作到田头，便可坐在田埂上慢悠悠地抽完一支烟。我可从未有过“饭后一支烟， 赛过活神仙。”的感受，反倒体验到在饿肚子时抽上一口烟，喉咙里甜滋滋的有 说不出的舒服。但无论如何，我却没有烟瘾。我不理解那些瘾君子为什么竟在任 何情况下都嗜烟如命，完全失去了自制能力，丧失人格地到处拾烟蒂。甚至于将 茶叶、山芋叶卷成喇叭烟来过瘾。那时简直到了有“烟”能使鬼推磨的程度！
因此，每个月我家中应我之请将配给的和向亲友要来的香烟寄给我便帮了我大忙。 1961年开春以后，粮食略有增加，农民拿了菜瓜等物来卖，本来几分钱一斤的瓜 竟卖到一元以上，但靠了香烟都可解决。这种情形维持了许多年，1968年我在分 流四队时一包二角钱或更差的烟竟可调换一斤鸡！哈！我这讨厌烟的人却也许是 靠烟救了命，免于饿死。70年代时，我成了劳改犯，牢门上锁，为防火而绝对禁 止抽烟，但有一批人就是千方百计弄烟抽，这种人将亲人寄来的衣物三钱不值二 钱地与老乡换烟（值五元多的一双弹力袜之类换一包二角钱的劣质烟），成了管 理上最大的问题。于是我更得益了。原来农场的干部没有几个是尊重知识的，反 之却往往仇视读书人。我便总是成了他们的目标，经常无端受欺凌。那时这些干 部疲于奔命地管抽烟，倒无暇找我的茬儿了。这是后话。
那年夏季开始，我们便为了看守庄稼而忙开了。原来水稻长穗不久，农民便晚上 来偷摘。我们受命晚上支一个八人用的大蚊帐睡在田边地头以看守水稻。队长传 达场长的指示说，如果遇到老百姓来偷，只能吓唬吓唬他们，决不能与之发生冲 突。场长总算说了一句老实话：“我们毕竟是黑手起家的啊！”那时，吃饭不要 钱的人民公社运动已经破产，饥民们大白天成群结队地来农场骂街，到养牛的牲 棚里把牛牵走，也有来认出了原属于他的家具而拿走的，干部们都奈何不得。我 们看了自然高兴，也明白了这个公安局管的劳动教养农场原来是如何地从农民手 中霸占田地而来的。
1962初的一天，我忽然被从工地上叫回去，同时被召到队部去的还有一位天主教 的右派梅锡臣老人。管教队长对我们说：
“准备行李，马上调你们到白云山分场去。”
我问他为什么，他笑眯眯地说：“反正不是坏事。”
于是就有一个场员拖来一辆手推车给我们装行李。下午，我们被送到了白云山 分场的场部报到。开始了我改造的另一个篇章。
第六章 白云山右派队
白云山分场在涛城以南，西面紧靠着山下铺分场，东面隔着公路有一座山， 即为白云山，山上从前有座白云观，那时则已只剩下一口井了。此地为古战 场，山顶有岳飞抗金兵时的营盘遗迹。从那里往下看，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 敌之势。遥望东北方向，可看到牛头山，相传是当时牛皋落草之地。东北附 近还有个地方叫放马场，是岳飞放马之处，后来白茅岭设了劳改队，那里便 是劳改队的所在。
1962年时有了一个甄别（30）的政策，于是把农场中的右派都集中到白云山来成 立了一个队。这就是所谓的右派队。共有约80多人，其中大约一半是来自安 徽省的右派，那是当有几年农场划归安徽省时调来的。
右派队就设在分场部，紧靠公路，共分三个小组。我在的组几乎都是当年在 校的大学生。在好几年与没知识的人相处后，来到了这里心情特别愉快。我 一到便遇见了当年复旦数学系二年级的李治章同学，他非常热情地帮我安排 了铺位。一问之下，他是因为看了报上新闻系副教授舒宗侨的文章，写了封 致敬信，不料舒将信缴了出去，他也因而被打成右派（31）。他是一位很有才华 并好学的青年，即使在农场里还保留了许多书籍，文学、哲学一应俱有。我们 因而在劳动之余得以讨论切磋。复旦来的还有物理系比我低一年的张亚新同学 和新闻系二年级的姚福申同学。同济大学毕业班的黄建基和钟亮明同学等也都 是高材生。后两位是福建人，只身来上海求学，不料遭此大难，还不敢告诉家 中。钟亮明说起一件事，真令人感叹不已：
60年时他已饿得进了病号队，就得到了保外就医的机会，于是回到老家福建。 但回到家中一看，竟也困苦不堪，便不敢说出自己情况，含糊住了两天，又离 家出走。在路途中又被偷走了全部路费。他比我勇敢，在走投无路时并未选择 回农场的路，而是到了广州想谋生路。但在那个没有身份证件寸步难行的年头， 他又能到哪里去找饭吃呢？不得已他加入了乞丐的行列。然而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