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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附的控诉材料非常之多，记得很清楚的一案是一位女劳教，她原是个越剧 演员，劳教来农场后被分在总长一个郭副场长家中做保姆。那场长对她动手动脚， 意图不规，她被逼不过就要求将来准她脱帽、出场回家。郭满口答应后糟蹋了她。 如是被反复地被蹂躏了许久，女的既已失身，以后便难以反抗，后来发展出许多 不堪入笔之恶劣行径，她忍辱道来，令人发指。然后该场长玩够了倒也守信，将 她弄出了场，回到乡下。但女的回顾郭的种种下流行为，愤然写了一信进行检举， 不料检举信不但没有效用，反到转至郭本人手中，行文到她乡下，反控她在农场 有腐蚀干部之行为而被带上坏分子帽子。
我愤然地改好文稿，给了他们。此事并未被发觉。潘本人于元旦日也被捕进 来，但能守口如瓶。当然这事对他和整个他们的打算也利害攸关，他决不可能泄 露。所以我们都过了这一关，未在当时就被上海警方扣留。
到了七日清晨，我们全房间的人被叫出去。列队到了院子里，只见早有一辆 客车停在那里，车的后座坐着两个女的正朝着我们张望。
我们正报数时，忽然一声断喝“不许看。”接着又是一声“低下头来。”原来 那两个女的是正常回家探亲的，听人家说白茅岭驻上海办事处今天有车去农场，就 一早赶到香港路办事处前，问明了搭车而来。她们到了这禁地，未免好奇张望，被 那无礼吆喝惊呆了，还没有反映过来，就双双被拉下车来，头发三下五除二被剪得 乱七八糟，两人大声痛哭。后来一路上这两人哭得泪人儿般，无故受辱完全是这帮 流氓打手为满足其下流心理而干的暴行。
我们耷拉着脑袋，排着队鱼贯地上了车，一个个禁若寒蝉规规矩矩坐好。等车 一出文攻武卫总部大门，车内就砸锅啦。大家叽哩哇啦地说开了，原来都是些曾经 沧海的老改造，虽然必要时装得混身发抖，又何尝真正害怕过？特别是有一个在被 问话时装出个低能儿的样子混得对手发笑了不能对他怎么样的小家伙，开心得特别 厉害，他说出那开口闭口骂“小子”的人是某分局的警察，还学着那样子取笑。文 攻武卫这“革命群众组织”的真面目不就很清楚了吗？
傍晚时分，客车到了白茅岭总场。下车后并没有人管我，但我身无分文，混身酸 痛也只能回农场了。我搭上了一辆去分流的卡车，车上都是干部，还有一个场长。 车行至一个叫高大山的拐弯处，忽然被拦住了。拦车的人自称是当地的革命造反派。 于是车被他们“征用”我们都得下车步行。步行虽苦，我看到了那些平时在我们面 前作威作福的警察们也无可奈何地下车行走，心中却有着说不出的高兴，不觉健步 如飞。天亮前我回到了分流四队。
我在文攻武卫挨打的事却已先我而传到了农场。这是早我一天回去的前拳击冠 军余吉利说的，原来文攻武卫那帮打手都是上体司，即所谓上海体育界革命造反总 司令部的人，余和他们中的某人相熟。知道有一个山上下来（41）的硬汉。然而， 这些人热却也有他们的义气，虽受命打我，却手下留情。故打得尽管热闹，还 不算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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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当时，事实上直到现在如此称呼劳改单位出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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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脱开衣服，才知道整个后背以下直到小腿部全都皮下出血成为夹以青紫块的 红色，成了半个印第安人了。于是我一面养伤，一面赶紧向家里写信报平安。家中 来信除诉说那几天为我担心之苦，我妻子在文攻武卫门外整天地转悠打听消息而不 得外，还说我父亲还坚强地活着，但我未免不安，故于二月下旬，凑了些钱又逃跑 回去。
这次是利用一个大礼拜休息日，上午有朋友送我走到了梅渚镇，用饭以后上了 一条驶往江苏省溧阳县的渡船。不料那船并不是定时开的，它要等足二十名乘客后 才肯开航。我上船等了一会儿也只有另一位乡下老妇来乘船。我怎能坐在船上等呢？ 于是便对船老大说，我把船包了，反正一张票三角钱，也就是化六元钱吧。这样我们 就出发了。船行时，有一段航程是逆水行舟，需要背纤。我出于好玩，便上岸去和 船娘一同背纤。我哼唱着伏尔加船夫曲体验着背纤的滋味，又一次体会到原来这种种 在电影里可以表现得很苦的劳动与我们吃过的劳改之苦相比，简直算不了一会事。
晚上船到溧阳，由于我包了船，又和船老大交谈甚欢，他便邀我就在船上过夜， 这当然正合我心意，否则没证件还有麻烦呢。第二天乘车去无锡再转火车，晚上就 又到家了。
我父亲这时候排尿的问题倒是解决了，但反过来成了多尿。人已经虚弱得只能 躺在床上呻吟了，神智虽仍十分清楚，但不免尿床。只好垫上了尿布，经常换下来 用电熨斗熨干。身上也有了褥疮。辗转床第惨不忍睹。我到了他面前，他瞪大了眼 睛望着我苦笑，无言以对。
这时，上海的情况大变，到处都是游街批斗，我家附近的中华学艺社此时已为 上海京剧院，卡车上押了人就在我门前开出去斗，口号声不断。我感到的就象置 身野蛮人之中送无辜者去祭神一般。我们住的里弄几乎每个门内都有被抄家的家庭， 真可谓人热自危。在那个时候把银行存单往马桶里冲的，将金银手饰丢垃圾桶的比 比皆是。这种事现在的人很难理解，其实是因为你若是个被抄家对象，则你拥有财 物就是更有罪了。它“证明”了你是剥削阶级的人，因此，被搜到时不但财物要被 抢走，反而要被批斗、殴打。
我们房子二楼亭子间住一个姓张的，她是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学生，却已有了身 孕，男的是驻沪空军的一个政治教官，后来她生下孩子，雇了保姆同住，她们和我 妻平时来往甚欢，小孩也很得我妻的宠爱。当我家第一次被抄家时，我妻趁人不备 将一包信件和一只小手饰包塞给那保姆，那保姆也很机灵，收下后藏了起来，不料 抄家将完时那张女竟会把包又拿了出来检举说“这包也是她家的。”我妻为此又挨 了一顿批斗。
等我被文攻武卫抓走后，她更觉得机会来了，便伙同其丈夫多次到房管处， 说我们是右派怎能住得比他们革命军人好。房管处的人屈于其势力要将我妻赶回娘 家住，但我妻按着他们的调子以要改造好了才能回去，不能戴着右派帽子回去为理 由坚决不同意，最后我妻被赶到绍兴路52号的一间房去。那52号是一座公寓，但分 给她住的却是由后面佣人走的水泥楼梯上去的顶层的一间储藏室。那房间只有4平方 米面积。而且屋顶是斜的，只有一半地方人可站直。
我回去的时候，那张姓夫妻已搬入我们住的后房，而我父母躺在前房屋中，眼 看着房屋被占，也知道自己来日无多，这些人眼睁着等他们死了好进一步占房子。 家破人亡是已经在眼前了。
第二天，我妹妹从外面回来，又带来了一个坏消息，说是在路口贴出了布告， 写着勒令此地区的地、富、反、坏、右马上到某处报到云云。我知道已不能在家里 待下去，答应了家人的劝告回农场。当然。我并不甘心回去。下午，我找了两处朋 友家，他们是农场中的朋友，很仗义，答应我可隐匿暂住。但是他们自己的居住条 件实在太糟。例如一位张姓朋友住北站附近的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屋子，却住了祖 母，他本人和两位妹妹，他和其中一位妹妹已经是打地铺睡了，仍邀我一同打地 铺。我只好谢绝了他的盛情。
我又回到了家中，母亲坐在床上看见了我，就顿着脚说“还不快走！”她老人 家卧病在床已多年了，平时几乎不说话，我回到家里每每坐在她床边，扶她靠在我 身上时她会露出会心的笑容。可是这次她竟轻声而又焦急地说出“还不快走！” 边说边偷眼看着对面床上的老伴，唯恐这话被他听见了。我无可奈何地将脸和她靠 了一靠，明知道这可能就是最后的一次亲近。然后我站起身来，退到门口，从那里 默默地注视着两老。母亲是面对着我的，只见她满脸的焦急，父亲睡的方向相反， 我不忍心和他告别，重病中的他并不完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还在目光上翻地寻找 着我。我默念着祈望着他能熬过这一关，然后就在妻的催促下转身走了。
当晚我到了无锡，找到了唐焕新的家。唐这时是探亲超假在家。如是在上海则 也难逃文攻武卫的关，但他毕竟在无锡。他家住底层，在墙外搭了一个半人高的矮 竹棚，有所动静时就睡在里面是没人会料想到的。平时则协助他父亲做些裁缝活。 当地的风俗，婚事时往往请裁缝在家里干活，所以能吃住在客户处，公安局也不容 易找到他。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第二天我们去了惠山公园和鼋头渚，在鼋头 渚遥望太湖，水天一色，回想56年时我曾和未婚妻随其兄的单位来玩过，才这几年， 已经是“江山犹是昔人非”了。
我们商量了出路，唐有一位在丁山镇的至亲，他可介绍我以流浪汉的身份在 该地的一个窑厂做工。有一位难友任寿春，50年进军政大学，后来当兵，位居空军 中尉。因受不了部队生活的约束，脱离了空军部队，在乡下谋到小学教师的工作， 又考到上海师范学校攻读中文，于是成了右派。起初在农场听干部口口声声今冬明 春解决问题也还能忍受。看到了右派队后期的局面，彻底失去了希望，就毅然逃出 农场。他是个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