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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完以后，在口号声中我们被押回房间，解去了绳子，各发了一张判决书。 判决书只有四行字，所列罪行是“一贯坚持反动立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 度，污蔑攻击伟大领袖。”攻击、污蔑了什么呢？那时的文字是一律不能写的， 这叫做“防扩散言论”不但不能写，甚至在审讯中也不能重复，因为是有毒的。 好象一说就象咒语一样，伟大无比，威力无比的毛泽东就会受到损害了。然后 “为了保卫…”云云好象我们真是了不得的国事犯，最后“依法判决有期徒刑 十二年。”依的是什么法？法的第几条第几款？这是一字不提的。他们的“法” 老百姓是看不到的，不公开的。这些“法”是以文件的方式在他们内部传递的。 毛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既是策略岂能让人知道！
判刑以后我心情感到很轻松，外人也许难以理解，这是因为我其实已经在 监狱里多年了，而白茅岭又实在太可恨，无论如何得以换一个环境也没有什么不 好。至于判几年根本都是一样的，整个国家的形势才是决定我们命运的关键。我 庆幸可以离开白茅岭，特别因为刑期长，也许新的地方受这样冤枉的人会少些 （这一点，不久就被证明我是错了。）我倒可不至于又成为重点，被那些无缘无 故仇视知识分子的干部视为眼中钉了。他们三人也没有一个有沮丧的表现，我们 对在这个制度下自己的前途都看得很透彻。
当天我们就被送回上海，又在思南路拘留所关了一夜，次日被送往上海 市监狱，即提篮桥监狱。进了三重大铁门便是监狱大院。这里面有十座牢房， 其中一到八是五层的建筑，是内部和思南路拘留所一样的牢房，九号监是比 较新一些的建筑，是女牢，而十号监则是一座高层的监狱医院。在围墙以外 可见到的另一高层建筑则是一个监狱工厂。
我们被送到三号监的二楼，这是关反革命犯的地方。我们四个人有幸能关 在一间牢房里过了约一个多月。
监狱的每一层叫一个楼面，有一个楼面队长负责管理。另有一个事务犯负 责登记等杂务工作，这事务犯往往是有些特别关系的犯人。底层的事务犯是总 事务犯，还有医务犯和一批劳役犯也关在底层，他们每三人一间牢房，每天的 工作是送三顿饭和打扫等。这里不如思南路的是：送饭上楼没有电梯，一个人 将装有三十个腰状饭盒的大木盘放在背上驮上楼可并不容易，特别是送早上的 稀粥，每份约有三斤重。有个别的劳役犯还竟然有本事在半楼梯没人见的地方， 用托着盘的手眼睛不看地从饭盒里偷菜吃。打扫也不容易，监狱的玻璃窗可谓 最干净的了，每天都要擦，而且一批人在前面擦一批人在后面检查，甚至于用 嘴哈了气去查看玻璃擦亮的程度。劳动之余则要坐在那里“学习”。
虽然如此，做劳役犯还是令人羡慕的，首先他们吃劳动饭，其次在不到四平 方米的牢房里关四个人和三个人就大不一样了。你可以想象这牢房只有一只小的 双人床宽度，只是比床长了一些，还要在里角放一只马桶，由于作为床的木板高 出水泥地十几公分而还需在前面让出一段水泥地做开铁门之用，这一块地方就只 能放脱下来的鞋子而不能睡觉。四个人睡时不仅头脚交叉还只能同时翻身，三个 人睡就比较好多了。由于在底层，走廊上不再有栏杆围着的孔，也宽敞得多，可 以坐在长凳上学习，腿脚有伸展的余地。
二楼是新收犯的地方，管理较松。然而我进去的第二天下午就被叫去问 话。原来我在倒马桶开门的当口和隔壁牢房的一个人靠在栏杆上说了几句话， 那人是我在思南路拘留所看到过的，他比我早一小时送到市监狱，犯人号为 7301而我的为7302，于是就有人去汇报说两个同案犯在串联了。可见即使到 了这种地方，而且初来乍到之时，那为虎作伥的人还不少呢。
但我们还是敢交谈的，从交谈中我们了解到要十六年以上刑期才算大刑 犯，关在一号监。我们这里的犯人几乎都谈不上有什么罪，其实在那个年头 那有什么反革命？还不全都是冤狱，即使大刑犯也如此，这在以后我住监狱 医院碰到人时才更清楚。
不久二楼近一百间牢房就关满了，于是重新编组，我们去了三楼，四个老 朋友都被分开了。三楼每四个牢房算一个小组，每日上、下午都要开铁门坐 在走廊地上学习。我隔壁牢房里有一位葛沪生，原是复旦化学系的助教，被 上了铐。文革后的上铐方式和我在分流庙戴铐时大不相同了。行话叫穿心铐， 即将两个铐圈互相穿过而使铐圈间的一个链条圈不起作用，这样一来，铐得 两手完全不能动弹，加之总是用后铐，因此吃饭，如厕都不行。便令另一同 监犯照管他，这同监犯也求之不得，因为可以吃劳动饭。但碰到可恶的同监 犯则有的并不喂饭，仅将饭朝洗脸盆里一倒，要被铐的人象猫、狗一样俯下 身去单用嘴吃，至于大解时更不帮助清洁了。被铐的人也完全不可能换衣服， 一铐就是几个月，铐子紧得嵌入肉里，血肉模糊惨不忍睹，被铐过的人都免不 了留下犹如断手再植般的伤疤。那位葛沪生就被铐了好几个月，他很勇敢，只 是为了很小的事受此苦刑，却从不肯低头认错。可惜我不可能与他谈话，只能 以目示意表示同情与敬意而已。
这样的铐法还不算厉害的，还有一种叫扁担铐，是将一条手臂从肩上弯到 后背去与另一只从下面拗上去的手在背后铐起来。而最厉害的是猪猡铐，我没 有亲眼看到那惨状，据说是将脑袋弯下塞在两大腿之间，把人铐成一个团子。
另一隔壁牢房里有一位潘宗岳，一谈之下他还是我老师王恒守的朋友，他原 是上海煤矿设计院的总工程师，和王先生一样也是在上海市宣传工作会议上发 言成了右派的，成了右派后被送劳动教养，在劳改四队即上海电焊机厂劳教。在 劳动教养期间倒没吃大苦，可是文革时也被判了十二年刑。在狱内他天天用心读 报，抄写报上登的吹嘘建国二十年成绩的标题，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是写心得体 会报告队长以期得到好感，对此我很不以为然。有一次他忽然问我第一宇宙速度 是多少，我说你算一算不就得了吗，他大为奇怪，原来他还以为那是个算不出的 常数呢。我教会了他后他对我更是佩服了。
可是不久他就被隔离不许出监房一步，也不让他参加学习了。原来他 涉嫌一个监狱内的反革命集团案。这事说来也很可笑，我刚进监狱时的总事 务犯名叫吕海琛，是个歌唱演员，那时劳役犯中有一批演员，劳动之余一直 在排练节目为狱内演出之用。有一天起忽然都取消了排练，紧张地批斗起来。 原来事务犯和劳役犯比较而言可以到处走动。这时狱内关了一个二十几岁的 青年人叫陈忠人，据称是陈洁如的外孙，故自称蒋介石是他外公。于是有一 大批人围着他转。这些人学术有限，也只可能读过些解放后出版的书如列宁、 普列汉诺夫的书等，所以口口声声“我们自由民主党人”云云。被人检举后 胡言乱语招供出越狱计划等等，荒谬到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美军登 陆时该如何在监狱屋顶做标记以防空袭，如何越狱前去迎接等等。
监狱内为这个显然是胡说八道的案子大张旗鼓地紧张了许多个月，几乎每 个小组都要批斗各种各样的反改造分子。
我所在的小组四个监房共十六个人。掌握犯即小组长原是虹口公安分局预 审科的科长，因为强奸女犯而被判刑的。此人非常凶狠恶劣，却是队长面前的 红人。组内被批斗的是一位文弱老者，他早先在《字林西报》社工作，已赋闲多 年，因为在公园里说话不谨慎而成了反革命犯。来此后仍以赤子之心待人，说话 毫不注意，对同监房的人说：“中国的真正敌人是一狼一虎，狼就是东方的日本， 因为他们的人名都是什么郎，虎则是北方名字都是什么夫的苏俄。你们看，现在 中苏边界紧张了，不久就要世界大战…，我是老观察家了，看问题不会错…。”
这话被同监的人检举，于是被批斗，原小组批斗不力，又被隔离到我隔壁 的房间与掌握犯和记录犯同住。每天他被命令站着挨批，那掌握犯想方设法地用 话侮辱他，指使记录犯用鞋底打他耳光。我和另一位交通大学毕业的工程师苏慰 慈则一有机会就长篇发言，大谈祖国科技成果假装“教育”他，使他有喘息的机 会。
由于我们装书呆子发言，掌握犯也奈何我们不得。再说批来批去也就是这末 几句话。掌握犯除了拿他开心，发泄其虐待狂外也无事可做。有一次我们两瞎吹 得热闹，他不甘心我们主导了会的方向，在苏慰慈说上海地下工程如何固若金汤 时，便插嘴胡吹他也去过那从市区通达机场的地道，连飞机也从地道里飞来飞去 云云。总之，他自以为高人一等；当然，队长是他过去的同僚，他们的观点是罗 瑞卿所谓“中国除了解放军外，就是我们的天下。”即便他成了阶下之囚也是 “人民内部矛盾”。怎能不比我们这些“敌人”高明呢。我之所以要说起这点不 值一提的事，是因为二十年中我见到的这类刑事犯罪分子太多了。他们被安排来 管理我们，被怂恿来折磨我们。他们愈是无知却按毛的理论愈比读过书的人高明。 愈表现得对知识分子憎恨愈显得其“阶级觉悟”好。思想犯在监狱里一不小心被 队长看中了要找你麻烦，则不但天天受这种人的欺凌，而这种人还有一些知识分 子的帮凶。这就是象那小组的记录犯那样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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