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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肖者声气相投，则会使他们狼狈为奸。这种以猜疑为出发点的任
官制度，只有以不肖约束不肖，才能相适应，这也与建立这种任官制度的本意大有违背。
天本于道，君本于天，相本子君，百官本于相，这才是最好的啊！天下万事万物，只要握住尺纲寸纽，就足以统治天下，造福万民。如今在这样广大的天下里，选贤拣德的方式这样繁多，时间这样长入，不能选到一两个心腹大臣，任以国事，便愤然废去丞相之职，唯有开国于风雨中的英敏明神之君，总理万机，统一上下，才能无所阻滞。过此之后，朝中奏报一天比一天多，陈案的时间越来越长，太平观念越来越强，乐声女色，禽戏纪技，靡靡之音，天天进入宫里供皇帝享乐，外事劳碌而内受蛊毒，大权能不落到宦官手中者是极少的。故胡惟庸、汪广洋（胡惟庸、汪广洋皆明初重臣、先后被诛）之类的大祸，虽从朝堂中消失了，却移到太监聚集的地方。如万安、焦芳、黄立极、丁绍轼（万安、焦芳、黄立极、丁绍轼、皆明朝奸臣，以钻营而得宠）之徒，秉承大宦官的脸色唾遣，奉密令于皇宫北门之类，像波溶于水，瓦碎于地一样不可挽救。国家元气日渐萎靡，大政无人认真办理，民愁于乡村，士叹于家园，田野里没有粮食，钱币却被藏得蚀坏，公务你推我让，晋□□而□之大□，真叫人痛心啊！这就是不讲仁义，而实行猜忌之任官制度的恶果。
《左传》说：“以卑贱妨害尊贵，以新进离间旧臣，以小官加于大臣，都是悖逆正理的。”所以当君王者设立职名，天下尊崇职名，百官服从职名。职名设立颠倒，天下玩忽职名，百官混淆职名，必将使人们看不起爵禄而看重实权。爵禄是上天安排的秩序；事权，是皇帝的意图，不重爵禄则士人看不起功名，只尊重皇帝的意图则人会丧失廉耻之心。所以，杰出的君王对于“名”是很慎重的，名正则任务沉重，任务沉重则权高势重，权高势重则政事能办理得好。
如今当学士的，官秩只有五品，却立于九卿之上。以贱妨贵，以小加大，违反阶序者莫过于此。这将使天下小人投机钻营以争取事权，而天秩之序，遂荡然无可依凭了。
不设一品官，则吝惜所爱以限制权臣的，为了自私的目的，而想约束住所有的人，这与仁义背道而驰，想以此求得天下大治，不亦难哉！给事、御史的官秩只有七品，给事由巡视差任，御史由巡按差任，他们却主掌着六卿、两司大臣的审评大权，这也是不合历代典制的。而他们担任此职数年，就能升迁高官，做钦差，做民牧，由此而产生的后果，也和前述一样显而易见啊。
如果早知道六卿之类大臣不称职，废除他们就行了。反而用新升迁的小臣去翻查趾时，使白发大臣被呵斥得畏畏缩缩，蹑手蹑脚，端坐在墙角遭受给事、御史们的呵斥，不是很不对吗？
所以说，君主重视“名”，则天下都重视名，君主不重视“名”，则天下就都把名看得很贱。设立“名”是为了差任贤能的，猜忌“名”便会尊崇旨意，使浮薄之人大进，借权推诿，偶然间有效的措施却变为法制，故纲纪残缺而秩序紊乱，不是有助于治国的正确法则。
唯有废除以猜疑为基础的任官制度，让该居尊位的居尊，该居卑位的居卑，该设什么官就设什么官位，该负什么责的负什么责，增加选举的难度，减少对官吏的防戒，树立至公无私之心，除去猜忌，竭尽中国的智力，治理轩辕黄帝开创的天下，民族富强，仁勇尽力，就是百年千年，也不会出现弱国丧权之祸。
廉正士风［大正第六］
王者养贤以养民，□□以配天，继于其乱，先以刑禁，继于其治，终以德化，相因小民之疾苦，则焦额焚灼，妖怨亟起，而欲望建淳和以迓祥吉者，是孳息螟而冀登嘉谷也。
古代三皇五帝王天下的时候，推重五德，终始相承。当他们遁相禅让之时，如同白天接替黑夜，像虞渊（虞渊，是古代神话中太阳落入之处。见《淮南子·天文训》）接受白昼一样自然。后世不讲五德了，治国没有崇尚，全凭君王随意处置。至于除恶俗，拯救民难，创业中兴，则莫不有上古圣王五德终始的遗意。
自商汤代替夏朝以承天命之后，在伊尹、仲虺两人的辅佐下，重视以德化民朝野面貌大变。然而不过几十代时间，故家贵族遍占良田，积累巨资，混乱了天下国政，所以盘庚的诰书告诫：“不要借财富求晋官职，应当靠功德升迁。”由此可见，害民营利，继承于治世也会出现变乱，这是明君非常忧虑的事情。《左传》说：“国家败落，是由于官员不正，官僚的失德，是因贿赂贪污太过猖獗。”这难道不值得警诫吗？
天以金木水火土五行生养万民，食于阴，饮于阳，穿着华美的衣服，用甘酣美味佐餐，水滋润之，土敦重多，木宝成体，火调化性，这样，百姓得到上天的照料，不需要君王的治理，即能生死繁续，曲折往来，善用愚强之力，供养文弱之人。五行中金的作用，是君王外加于天的，以其害民而增加在水土木火之上。水德润物，木德成器，土德安民，火德化民，金德害民；因此，圣人对金特别惧重，只有万不得已时，才用它有利的一面，同时又在消除灾祸的前提下，防范和限制不利的一面；愚强者珍爱金，借以勉力求得成功，文弱者贱视金，希望避免使用过滥。多给他们所珍爱的东西，则小人和平；教育那些文弱者不重金，则君子能借以强固。这就是节宣五行而避免受其所害。如果有不可教化者，则当众呵斥使他们感到羞辱，或把他们远置边疆，或以牢房锁链禁固他们，或以刑杀以威服他们。
君王对于万姓，好像是父亲对待子女一样，那些聪明智敏、有德有才者，就好像一家中治家当户的长子一样；对于结果悲惨的刑罚、杀戮，岂有不感到凄惨、伤痛的呢？而对于那些受五行恶气之害，触犯君王的法令，破坏纲常秩序，坠入罪恶之渊，伤害百姓，欺压孤寡的人，又怎能忍心坐视不顾呢？《诗经》中说到：“除去田野里吃庄稼芯干和叶的螟和食根食茎的其他害虫，不要让庄稼受害，明君为政，把害虫都拿到火上烧死。”说的就是要除去灾害。
如今农夫耕于泥泞，妇女织于寒冬，渔夫在重重波浪中打鱼，猎人与禽兽搏斗，行商踏着寒霜，为离乡背井而悲伤，淘金者、采珠者、捕翠鸟者、寻珊瑚象牙者，出生入死，从少年辛苦到白发，以争取能有一点盈余，他们难道会不知照顾父母、安拂妻子，以慰藉对亲人的思念，而去求一时欢乐的吗？而那些染黑头发，修长指甲，欢宴安居在黎民之上者，密布罗网，巧设陷阱，千方百计残害百姓，甚至不惜鞭楚斩杀。于是民贫如洗，肌肤被刮，怨痛涕泣，凄厉委屈于老母弱子身边，这真叫人心寒胆惊啊！而靠这些来求名声，卖奸巧，渔取大官之职的人，恩封门第，恩荫子孙，代代相传，以至无穷，而金之凶恶之气亦常集聚这些家庭。世家名门，公卿勋旧之家庭，他
们的运气是和国家命运一样的，而凶恶怨恨之气集聚凝滞在这里，则和平消失，屋倾鼎折，亦不是长久之利啊！即使是罪行败露过甚，被弹劾、被革职之徒，仍舟连车接，衣锦浩荡而归乡里，官府仍把他们当贵宝，乡社仍把他们尊为望族，百姓仍然害怕他们；他们兼并良田，广占陂塘水池，建立高第台榭，终日听钟鼓观乐舞，雍容畅达，气气派派地活到终年；然后筑起石椁石墓，墓前陈列翁仲，请僧人念经超度亡灵于九泉之下；至于他们家的纨绔子弟，则又用父祖积聚的财物，买美女、置仆役、养游客、长夜狂饮、飞马丽服，赌金博银仍不致破家，也不知过去被残酷鱼肉的百姓，已灭族斩根在寒野荒谷之中……这种现像真是令人痛心啊！
赵宋建国之初，解除对官吏的法禁以笼络官僚，让他们苟且保全其位，可称是很宽大的。然而宋朝的京朝长吏因犯赃贿而败露者，要处以大辟之刑，每年议论刑罚时，没有一个获得大赦。此法颇适合当时社会情况，利于百姓，对于破除五代贪残刻剥之弊，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到宋太宗时，把官僚犯赃处大辟刑改为流放沙门岛，官僚贪赃之风又兴起来了，到宋真宗时又将放改为刺配内地州县；天书降赦之后，此法又进一步减轻，贪赃跋扈，舞弊于寸权者，更无所顾忌，而蔡京、王甫、韩佗胄、贾似道之流，竟然能借此爬上号称凤池的宰相之位。蒙古统治的九十年间，贪残百姓者，也不仅仅是在阿合马、桑哥时最严重。明太祖起自民间，深知其危害，敌对官僚刑法严厉，士风因而大变。几代以后，仅以革职代替原来的“炎火迎猫”（炎火，取《诗经》中把害虫弃之炎火之意；迎猫，民间有迎猫神灭鼠之俗。泛指重刑）之刑，无怪乎廉政之墙破裂而无法修补啊！
据法律，主守官盗公物一贯以上，就该死罪；而刺史、守臣、郡邑长官对辖下人民刻剥巨万，不判处大辟死罪来抵偿，就是用商汤之责，借仲蔑之言（指仲孙蔑，春秋鲁贤臣）也已不符合了。《诗经》中说：“君子见到坏人，如果怒斥责之，则这件坏事便能很快得到制止。”在贪乱之后，不以重刑禁绝它，没有能安定天下，怀柔百姓音。
天地之中州，适合农桑的，都是土地肥沃，江海陆路都会所汇聚的地区。河北的滑州（河南滑县），浚州（河南浚县），山东的青州（山东益都）、济州（山东济宁），山西的平阳（山西临汾）、陕西的泾阳（陕西西安附近）、三原（陕西三原），河南的大梁（河南开封）、陈州（河南淮阳）、睢州（河南睢县）、太康（河南太康），东附于颍；江北淮州（江苏淮安）、扬州、通州（江苏南通）、泰州（江苏泰县），江南三吴滨海地区，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