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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跟着你们一起到齐国去讨伐田氏。”
站在齐国立场上来考虑，他们惧怕田氏将会加害他们，势必不能不听从子贡的安排。然后子贡再返回鲁国，和鲁君商定协约。鲁君因为害怕齐军攻打自己，势必也不能不接受子贡的计划书。因而乘机让鲁国训练士兵、检阅车马，等到齐国发生内乱，便派军队去诛杀乱臣，安定新的国君。齐国一定会感激鲁国的恩德，这对鲁国以后几代人都是有利的事。
我看当时仲尼曾认为齐国人中有一半是不赞成田常的，所以他请求鲁哀公（姓姬名将，在位二十七年，死后谥哀）讨伐他。如果真的用鲁国军队，和高氏、国氏、鲍氏、晏氏的军队一起，再加上齐国反对田常篡权的那一半人，来共同讨伐，就可以攻入齐国的京城，在街市上把田常车裂处死。在当时的形势下，这是很容易办到的，可以成就很大的功绩。可惜啊！子贡没有采用这种策略。
齐哀王（汉初人，高祖刘邦之孙，名襄，齐悼惠王刘肥长子，继刘肥为齐王，死后谥哀）发兵讨伐吕氏（吕后之侄吕产、吕禄等，专擅朝政，吕后死，诸吕被诛），吕氏命令灌婴（汉初雅阳、即今河南省商丘县南人，秦末随刘邦反秦，屡立战功，封颖阴侯。品后死后，与周勃、陈平合谋诛诸吕、立汉文帝，安定汉朝）率军前去抵抗。到了荥阳灌婴派使者去说服齐哀王和其他诸侯联合起来，等待吕氏发动叛变，然后共同讨灭他们。
田常所处的形势，和吕氏没有什么不同，当时的鲁国好比汉朝时的齐国，当时的高氏、国氏、鲍氏、晏氏则好比灌婴等人。可惜的是，子贡并没有采取这样的手段！
六国的教训［六国第八］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
六国的灭亡，不是因为军队不强、作战失利，弊病在于拿土地来贿赂秦国。用土地来贿赂秦国，自己的国力就会削弱，这是一条亡国的道路。
有人会问：“六国先后地灭亡了，都是因为贿赂秦国吗？”
我回答说：“不去贿赂秦国的国家，却由于贿赂秦国的国家而灭亡了。因为失去了强有力的援助，就不能单独保全。所以我说弊病在于贿赂秦国。”
秦国除了用战争夺取土地之外，由于别的国家的赠送，小者得到田邑，大者得到城池。比较一下秦国所得的土地，由于别的国家贿赂而得到的，要比由于战胜而得到的多一百倍；其他国家送给秦国的土地，要比战败而失去的土地多一百倍。
这就可以看出，秦国的最大希望，六国的最大忧患，本来就不在于战争。
试想六国君主的历代先租，是怎样地冒着霜露，披荆斩棘，才获得了这点土地。但是他们的子孙却对这些土地不甚爱惜，拿它来送给别人，就像抛弃草芥那样随便。
今天割给人家五个城邑，明天割给人家十个城邑，然后求得一夜的安睡；但是早上起来查看四方边境，发现秦国的军队又来了，这样下去，六国的土地是有限的，暴秦的贪欲却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奉送给他的土地越多，他对你的侵略就越厉害。所以用不着交战，双方的强弱胜负就已经清清楚楚了，六国都落得个灭亡的下场，按理说本来也应该如此。
古人说：“用土地来事奉秦国，就像抱着干柴去救火，柴烧不完，火就不会熄灭。”这话是讲对了。
齐国不曾送给秦国土地，到头来也跟着其他五个国家灭亡了，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和秦国结盟，而不帮助其他五国。五国已经灭亡，齐国也就逃不掉了。
燕、赵两国的君主起初还有考虑深远的谋略，能够守卫自己的国土，坚持大义，不贿赂秦国。因此燕虽然是个小国，却灭亡得较晚，这是他坚持用兵抵抗的效果。到了燕太子丹（姓姬，名丹，燕王喜之子，曾派荆轲入秦刺秦王，未遂。秦发兵攻燕，燕王喜斩太子丹，以头献秦王）用荆轲（战国时卫国人，或称荆卿，又名废卿，为燕太子丹门客，受命刺秦王，事败被杀）去执行刺杀秦王的计划，这才招来祸害。
赵国曾和秦国打了五仗，二次战败，三次取胜。后来秦国又两度攻击赵国，都被李牧（战国时赵国著名军事家，为赵将，曾大破匈奴军。与秦军作战，层建大功，封武安君）所打败。到了李牧因被诬而遭杀害，赵国就灭亡了；可惜用武力抗秦没有能坚持到底。
燕、赵两国当时都在秦国已经把别的国家消灭得差不多的情况下，可以说智谋力量都是孤立无援了，战败而灭亡，的确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假使过去其他三国（指韩、魏、楚）各自爱惜自己的土地，齐国人不要依附秦国，燕太子丹不施行刺客的计划，赵国的良将李牧还在，那么胜负的命运，存亡的名分，同秦国相比较，到底何方有利，还不容易断定呢。
唉！如果把送给秦国的土地拿来封赏给天下的谋臣，用事奉秦国的恭敬之心来礼遇天下的奇才，同心协力对付西方的秦国，那样恐怕秦国人连吃饭
都会咽不下去了。
六国有这样的形势力量，却被秦国久积的威势所胁迫，日削月割，以至于灭亡，真是太可悲了！治理国家的人，切不要被敌人久积的威势所胁迫啊！
六国和秦国都是诸侯国家，其势力比秦国弱小，却还有不贿赂秦国而战胜它的形势。假使以全中国这样大的力量，却重蹈六国灭亡的覆辙，这比起当年的六国，就更加不如了。
刘邦的远虑［高帝第九］
然天下已定，后世子孙之计，陈平张良智之所不及，则高帝常先为之规划处置，以中后世之所为，晓然如目见其事而为之者。
掌握策略，运用权术，恰当处理一时的利害关系，汉高祖比不上陈平；分析估计天下形势，不费多大力气就能制服项羽，高祖又比不上张良（秦末韩国人，字子房，曾谋刺秦始皇，未遂，逃匿下邳。后随刘邦起兵，为主要谋士，辅佐刘邦灭秦和项羽，因功封留候）。如果没有这两个人的辅佐，天下就不会归于汉朝，那样汉高祖最终也不过是一个鄙朴而倔强的人罢了。
然而天下已经安定之后，关于子孙后代长治久安的计策，陈平、张良的智谋就没有考虑到；汉高祖则常常为之事先谋划安排，并且完全符合后来所发生的事变情况，就好像是在他亲眼看清楚了事变情况之后，才做出这些安排一样，这说明汉高祖的智慧对于大事能够看得很透彻，而对于一些小事则比较不在行，我们可以从日后发生的事发现这一点。
汉高祖曾经对吕后说：“周勃（汉初沛、即今江苏省沛县人，随刘邦起兵反秦，以军功为将军，封降侯）稳重忠厚，缺乏文采，但是能够安定刘氏江山的必定是周勃这个人。可以任命他做太尉（官名，掌管全国兵权）。”
当时，刘氏江山已经安定了，还要让周勃来安定谁呢？所以我的猜想是：汉高祖把太尉这个重要的官职托给周勃，是预见到将来诸吕为乱的祸殃了。
既然如此，汉高祖不及早除去诸吕的后台吕后，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形势不允许。
过去周武王死时，周成王（姓姬名诵，周武王之子，周朝二代君主）以幼年继位，三监（周武王的三个弟弟管叔、蔡叔、霍叔。武王灭商后，封殷纣王之子武庚于殷旧都，并在度都的东、西、北三面建立卫、庸、邶三个诸侯国；分别派管叔、蔡叔、霍叔去那里监视武庚，史称三监）就叛变了。汉高租猜测到在自己死后，将、相、大臣和那些封侯封王的人中间，一定会有武庚这样的叛臣，而没有谁能够制服他们。所以考虑到只要家里有主事的母亲在，即使是强梁凶悍的奴仆也不敢欺侮幼弱的主子。
吕后曾辅助汉高祖平定天下，一向被大臣们畏敬顺从，只有她可以镇压住那些图谋不轨的大臣们，而等到年幼的君主长大成人掌握政权。所以汉高祖不在死前除去吕后，是替汉惠帝（姓刘名盈，刘邦与吕后所生，继刘邦为帝，在位七年，死后谥号惠）考虑。
吕后既然不可除去，所以就剪除她的党羽，削弱她的权势，以致即使发生变故而政权也不至于动摇。因此，以樊哙（汉初沛、即今江苏省沛县人。吕后的妹夫，秦末随刘邦起兵，以军功封舞阳候）这样的功臣，一旦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也就毫不犹豫地要杀掉他。
唉！难道汉高祖单单对樊哙不仁吗？况且樊哙和汉高祖一起起义，攻城破阵，立功不能算少。当范增唆使项庄刺杀刘邦时，如果没有樊哙当场对项羽进行谴责，那么汉朝能否建立，可就不知道了。可是当一旦有人毁谮樊哙，说他要在高祖死后，杀掉戚夫人（刘邦之妾，赵王刘如意之母，刘邦死后，戚夫人与赵王如意均被吕后所害），虽然樊哙正在率军讨伐燕王（姓庐名绾，汉初丰、即今江苏省丰县人。从刘邦起兵反秦，后以功封燕王。因被疑叛汉，投奔匈奴）的途中，高祖也立即命令陈平、周勃到军营中将他就地处死。
樊哙的罪行并没有表现出来，说他有杀掉戚夫人之心，是真是假还不一定；况且汉高祖不会因为一个女人就诛杀天下的功臣，这一点也是明白的。
汉高祖娶吕氏为妻，吕氏的族人中像吕产、吕禄之流，都是些平庸之才，不足忧虑；只有樊哙强横雄健，是将军们所不能制服的，后世的祸害，没有谁比他再大的了。
汉高祖看待吕后，就像医生看待“堇”这种毒药一样，使它的毒可以治疗疾病，而不至于毒死人。樊哙一死，那么吕后的毒将不至于伤害汉朝江山。汉高祖认为，这样做就可以使他死后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
陈平、周勃并没有遵照命令杀掉樊哙，是将汉高祖忧虑的祸害留了下来。樊哙死于汉惠帝六年（公元前 189 年），这是天意啊！如果他还活着的话，那么吕禄就不可能被欺骗，太尉周勃也就不可能掌握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