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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认为人是堕落和无能为善的信念，是上帝恩典的一个基本条件。惟有当人屈辱自己和摧毁他个人的意志及骄傲，然后上帝赐恩予他，“因为欲蒙上帝赐恩，不能靠我们自己，而须靠外来的正义与智慧，”（同前注）
路德在“自由的枷锁”的小册子中，更激烈地表示了人类的没有权力。他说：“因此，人类的意志无非是供上帝与魔鬼驱使的野兽。如果上帝当令，则人将服从上帝的意志。如同圣经旧约诗篇所说：‘我这种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然而我常与你同在。（第七十四篇第二十二、二十三节）如果撒旦当今，则人将服从撒旦的意志，人类的意志是没有权作选择的，如乘者之于坐骑，其权在乘者，而不在坐骑。’”（Martin
Luther：“The Bondage of the Will”）路德宣称“敬神的人没有
‘自由意志’，而是上帝意志，或撒旦意志的俘虏、奴隶、和仆人。”（同前注）。路德认为，人不过是上帝手中的一个无权力的工具，人是本性邪恶的，人的惟一职责便是服从上帝的意旨，上帝以无比之正义行为，拯救人类。像路德这样一个受失望、焦虑、与怀疑驱策，而同时又迫切渴望肯定的人，竟提出这种说法，委实有些令人不敢相信。所以，这些教义不是他所提出的明确答案。他终于为他疑虑，找到了答案。在一五一八年，他突然得到启示。人不能靠他的德行而获救；他甚至不应想到，他的工作是否会取悦上帝；但是，如果他有信仰，他便一定可以获救。信仰是上帝赐与人类的；一旦人类有了信仰的主观经验，他便可以确信他会获救。人与上帝是可以互相容纳的。一旦人在信仰的经验过程中，领受了上帝的恩典，人的本性便改变了，因为籍着信仰，他与基督结合为一体，而基督的公道使人恢复了他因亚当的堕落而失去的公道。可是，人不能终身良善无疵的，因为他本性的邪恶是不能完全消失的。
路德把信仰当作为个人自救的义观经验的这种教义，在初视之下，可能使人觉得，这和他那疑虑的感觉（这是他的人格特征）及他在一五一八年以前的教义是矛盾冲突的。其实，就心理而言，这种由怀疑转变成肯定的改变，并不是矛盾的，而是有因果关系的。我们一定要记住，这种怀疑的性质：它不是一种由于思想自由而产生的理性怀疑，敢去质疑已成定案的看法。这是一种由个人孤立与无权力而产生的非理性的怀疑，这个人对世界抱着焦虑与仇恨的态度。合理的答案决不能治愈这种非理性的怀疑。惟有当个人成为一个有意义的世界的一部分时，这种非理性的怀疑才会消失。如果一个人不能这样地与一个有意义的世界结合为一体——正如同路德和他所代表的中产阶级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怀疑便会被压抑转入地下，而想要压制怀疑的方法，就是保证给予绝对的肯定。如同我们在路德身上发现到的这种对肯定的迫切探求，并不是表示真正的信仰，而只是出于想要克服那种不可忍受的怀疑的需要。路德的解决方法，我们可以在现代的许多人身上发现到，他们并不相信神，他们消除了受着孤立的个人本身，成为外在强权的手中工具，籍着这种方法，来寻求肯定。对路德而言，他心目中的权力是上帝，籍着对上帝的屈服，他寻求到肯定。但是，他虽然靠这种方法镇压住他的疑虑，这些疑虑并未真正消除；直到他临终时为止，他仍受着疑虑的困扰，因此，他必须重新加强其屈服外界权威的努力，来克服这种疑虑。心理上，信仰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意义。它可能是表达与人类的内在关系，以及肯定生命；也可能是对基本的疑虑感的反应组成（reaction
formation），这种疑虑是由个人的孤立及其对生命的消极态度所形成。路德的信仰便有这种补偿的作用。
了解怀疑的意义，及想要压抑这种怀疑的企图，是特别重要的，因为这不仅是路德与加尔文（下面将会说到加尔文）的神学问题，也是现代人的基本问题，怀疑乃是现代哲学的起点；想要压抑怀疑的需要，是促使发展现代哲学与科学的一项最有力的刺激因素。但是虽然合理的答案已解决了合理的怀疑，可是，只要人一天不能从消极的自由演变到积极的自由，非理性的怀疑便一天不会消失。现代人之想要压抑怀疑的种种企图——有的是想要追求成功，有的认为，对事实的无限识知可以解决对肯定的期求，有的则服从一位领袖，因为领袖可给予“肯定”——只不过使怀疑不为人所觉察罢了。只要人一天不能克服他的孤立，只要他在世界的地位一天不能成为有意义，怀疑的本身便一天不会消失。
在中世纪末期，路德的教义与各种人（除了富裕及有权的人以外）的心理情况，有什么关系？如同我们已讨论过的，旧的秩序正在瓦解中，个人已丧失了肯定的安全感，并且受到新的经济力量，资本主义者及独占者的威胁，共同的原则已由竞争取而代之；较低层阶级感觉到日益受到剥削利用的压力。路德教义对低层阶级的吸引力，和它对中产阶级的吸引力不同。城市中的穷人，以及农村的农人已处于绝望的情况。他们受到无情的剥削，他们的传统权利和特权也遭剥夺。他们的革命情绪表现在农民暴动与城市的革命运动方面。福音道出了他们的希望与期待，正如同它曾给早期基督教时代的奴隶与苦力，带来希望一样，路德攻击权威，以福音作为他传教的重点，就此而言，他引起那些动乱的群众的响应，正如同在他之前的其它具有福音性质的宗教运动，能吸引起动乱群众的响应一样。
虽然路德接受他们对他的忠顺，而且支持他们，但是他也只能做到某一程度而已；当农民采取进一步行动，不仅仅限于攻击教会的权威，和要求改善他们的命运时，他便不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了。他们进而成为革命阶级，扬言要推翻所有权威，和破坏社会秩序的基石，可是，中产阶级却想要维持社会秩序。因为，尽管有很多困难——这些困难在前面已说明过了——中产阶级仍有特权反对穷人的要求；故而，他们非常反对革命运动，因为革命运动的目的是不仅要摧毁贵族、教会及独占者的特权，而且要摧毁他们自己的特权。
中产阶级的地位是处于极富与赤贫之间，这种地位使它的反应成为复杂的，而且在许多方面是矛盾的。他们想要支持法律与秩序，而同时，他们本身又受到日形重要的资本主义的威胁。即使是中产阶级中较成功的人，也不及一小群大资本家那么富裕和有权力。他们必努力奋斗以求生存，和求进展。财阀的奢华益加使中产阶级觉得渺小，和使他们充满嫉妒与反感。就整体而论，封建秩序的瓦解，和日形重要的资本主义者对中产阶级的威胁，多于对中产阶级的帮助。
路德对人的看法正反映了这种左右为难的情况。人解脱了一切使他必须服从精神权威的束缚（关系），但是这种自由也使他处放孤独与焦虑的状态中，使他觉得个人的不重要与无权力。这种个人觉得无关重要的经验，把一个自由而孤独的个人给压垮了。路德的神学，表达出他那种无可救药与怀疑的感觉。他以宗教的字眼，把人的处境形容成为当时社会与经济演变的产物。路德形容中产阶级在面对新的经济力量时的那种无依无靠的情形，就像象是人与上帝的关系一样。
但是，路德并不仅仅道出中产阶级的无价值的心情——他还为他们提供了解决办法。他的解决办法是：承认自己的无价值，极其能事地羞辱自己，完全地放弃个人意志，否认并且抨击人的个人的力量。他认为，靠这种做法，人才有希望可以接近上帝。路德与上帝的关系，是一种完全屈服的关系。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说，他的信仰观念就是：如果你完全地屈服，如果你承认你个人的无价值。那么，万能的上帝可能会愿意爱你和救你。如果你可以完全抹杀自己，摆脱一切个人的缺点和怀疑，你便会不再觉得自己无价值，于是可以得到上帝的荣耀。所以，路德虽然使人摆脱教会的权威，却使人屈服于一个更暴虐的权威之下，即是上帝的权威，因为上帝要个人完全的屈服，要个人完全抹杀自己，这是人获救的基本条件，路德的“信仰”实是认为在完全屈服的条件下，才能受到恩宠的一种信念，这种解决方法，又何殊于个人完全屈服国家和“首领”的原则？
路德对权威的畏敬，和对权威的热爱，在他的政治信念中也可以看到，虽然他反抗教会权威，虽然他非常怨恨新产生的有钱阶级——一部分有钱阶级是教会阶级中较高地位者——，虽然他多少是支持农民的革命倾向，但是，他极力主张服从世俗的权威，君主。他说：“即或那些当权的人是罪恶的，或是没有信仰的，可是，无论如何，他们的权威和权威的力量却是有益的，是来自上帝的……因此，权威所至之处，万物兴隆，此理至真，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他还说过；“上帝知道政府是罪恶的，但是他并不计较政府是多么的罪恶，仍希望有个政府，而不愿让暴民去暴动，虽然，他们可能有充分的理由去暴动……君主不可废除，虽然他可能是万分暴虐的。必要时，他可以下令斩首一些人，因为他必须有属民，以便可以做一个统治者。”
他爱慕而又敬畏权威的另一面，可在他对无权力的广大群众——“暴民”——的憎恨与轻视上看出来，尤其是当他们的革命企图超越了某种限度时。在他的某一篇评论中，他有段话是很有名的：“因此，让每一个有能力的，秘密地或公开地攻击、杀戮、刺杀那些暴民吧，要记住，没有任何事情比暴动更有毒、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