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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认为，广义的科学思想应该包括以下四个不同层次的内容，即①具体的科学思想，②一般的科学思想，③科学观，④科学方法。其中所谓具体的科学思想，
“是指在各门具体的学科领域中体现出来的思想，例如天文学思想、数学、医学思想、农学思想等等”。所谓一般的科学思想，“是指那些相当于具体而言更加普遍、更加抽象、超乎各个具体学科之上并带有总体性意义的思想，这首先表现为自然观。……除了自然观以外，一般的科学思想又表现为一些渗透到各门具体学科领域中的带有普遍意义的基本概念、范畴和理论，如阴阳的思想、五行的思想。”袁运开、周瀚光主编《中国科学思想史》上卷，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第21～23页。书中对科学思想的界定比较宽泛，是一种广义的定义。不难看出，该书也认可郭金彬先生的定义，即科学思想是科学产生、发展的思想依据和思想方法，也包括科学成果所蕴涵的思想精髓。本书即是在这个概念框架下讨论道教科学思想这一问题的。
科学思想是人类在漫长的实践活动中孕育、积淀和发展起来的，它对于科学的进步，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科学的发展，依赖于社会客观物质条件，同时也有赖于先进科学思想的推动。现代物理学大师卢瑟福曾指出：“在学术界没有适当的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而能够做出自然科学发现，这是十分罕见的情况。”引自劳厄《物理学史》，商务印书馆，1978，第10页。科学发展的历史不仅包括具体科学知识、科学成果发展的历史，同时也包括科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而且正是由于这种科学思想的发展推动了科学不断演进。弗朗索瓦·佩鲁在《新发展观》一书中写道：“如果新的发展研究不能深入到人们思想最深处……那么，对于这种研究以及由这种研究所要求的总体调整的思考会是肤浅的，并且很难达到目的。”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第169页。上述引言从一定程度上道出了思想研究的重要性。因此，要想深入细致地勾勒人类科学发展的轨迹，揭示科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就必须十分重视科学思想史的研究。
第一部分：自然之道——道教科学思维方法探析“道教科学思想”命题的提出与界说（2）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科学异常发达。按照李约瑟的观点，中国的科学在公元14世纪之前，一直保持着令西方人望尘莫及的水平。中国不仅有农、医、天、算四大科学体系及四大发明这样辉煌的古代科学成就，同时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也孕育了极为宏富的传统科学思想。其中道教科学思想就是中国传统科学思想宝库中的一朵奇葩。
何谓道教科学思想？笔者认为，道教科学思想是道教人士在从事与科技有关的宗教修行的活动中萌发、沉淀下来的传统科学思想，是在宗教外衣形式下从事科技活动的思想依据和思想方法，也包括道门人士已取得的科技成就中蕴蓄的思想精华；其内容与形式都深深地烙上道教的印记，带有鲜明的道教色彩。
“道教科学思想”这一命题并不是笔者凭空杜撰的，其之所以能够成立，有其深厚的历史基础和合理的内在逻辑因子。现条陈如下：
第一，中国科学思想的探索，离不开对中国科学与中国宗教关系的把握。宗教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文化现象，对人类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伦理思想、文学艺术思想和科学思想都或多或少地产生过深刻影响。丹皮尔（William Cecil Dampier Dampier…Whetham）所著的科学史著作A History of Science and its Relation with Philosophy and Religion，原版于1929年，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为中国读者所熟知。当时正处于中国抗日战争西南大后方的学者任鸿隽、李珩、吴学周三人通力合作很快就将其译为中文，以《科学与科学思想发展史》的中文书名，作为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大学丛书之一发行。原书名直译为“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宗教的关系”，任鸿隽先生在译者序特别说明了为什么将其书名易名为“科学与科学思想发展史”：科学在西方学术史上本来是哲学的一部分，早年的科学只叫做自然哲学。后来科学依据了它本身的特殊方法，研究自然界及社会上一切现象，利锋所向，成绩斐然。不但与哲学分道扬镳，简直有取哲学而带之的形势。所以谈科学史而撇开哲学不讲，是不可能的。若勉强做到，徒见其残缺不完而已。至于科学之与宗教，虽始终立于反对的地位，但如中世纪的烦琐哲学即含有科学的种子。文艺复兴以前，教会为欧洲文化的唯一渊薮。科学之于教会，有如吾国九流之出于王官，正反有殊，而关系则一。丹皮尔此书，叙述科学历史的发展，处处指出它与宗教哲学的关系，盖不如此不能了解科学发展的过程与其真正意义。此书之异于其它科学史者在此，此书之高出于其它科学史者亦在此。因此书所注重者，不特是科学的本身，而且是科学思想的发展，故易名为“科学与科学思想发展史”。丹皮尔：《科学与科学思想发展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46，第2页。
任鸿隽先生是一位有敏锐眼光的学者，他独具慧眼地指出丹皮尔的这部著作特点在于注重从科学与宗教、哲学的相互关系来论述科学发展的历史，其价值也在于此。因此书所注重者，不特是科学的本身，而且是科学思想的发展，故易名为“科学与科学思想发展史”。在任鸿隽先生看来，科学思想的研究离不开对科学与宗教关系的探讨。换句话说，从宗教与科学关系入手，是探讨科学思想的有效途径。
第二，从历史发展来分析，道教对中国传统科技发展曾做出过积极贡献，道教关于自然现象及其奥秘的思想和具体成就在中国科技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道教与中国传统科技关系极为密切。道教寓道于术，以术演道，故道教方术异常发达。道教的各种内修外养术如外丹黄白术、导引服气、存思、服食、房中、星占、堪舆诸术，都曾与中国古代的医学、药物学、化学、天文地理、算学、养生学发生过千丝万缕的联系。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影响之深、贡献之大，这在世界宗教史与科技史上也不多见。
第一部分：自然之道——道教科学思维方法探析“道教科学思想”命题的提出与界说（3）
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曾剖析了道家、道教思想对中国传统科学的意义，指出：“道家（英文中Taoism即可代表先秦道家学派，也可指汉代以后的道教；李氏这里是在广义上使用‘道家’一词，显然包括道教在内。笔者注）对自然界的推究和洞察完全可与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希腊思想相媲美，而且成为整个中国科学的基础。”李约瑟：《科学思想史》，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1页。道教以“道”为基本信仰，以修真悟道、长生久视、羽化成仙为最终目标。为追求生命无限超越，历代道门中人积极探索宇宙自然和生命的奥秘，创制发明了各种名目繁多的方术道技；在道法自然、我命在我不在天的旗帜下，以术演道，对自然界各个领域自然现象的变化以及机械、物理、化学、生命及思维等运动规律都用自己特有的眼光和术语做了描述与概括，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古代化学、医学、养生学、天文历法、数学、地学、机械制造、冶金学等学科的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约瑟特别推崇道家、道教的科学思想和科技成就，指出：“道家哲学虽然含有政治集体主义、宗教神秘主义以及个人修炼成仙的各种因素，但它却发展了科学态度的许多最重要的特点，因而对中国科学史是有着头等重要性的。此外，道家又根据他们的原理而行动，由此之故，东亚的化学、矿物学、植物学和药物学都起源于道家……道家深刻地意识到变化和转化的普遍性，这是他们最深刻的科学洞见之一。”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科学思想史》，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175页。李约瑟这里所说的道家是广义的，包括道教在内。李约瑟不仅看到了道教在中国传统科技发明、知识积累中的贡献，而且还明确指出道教在发展科学思想方面的作用及其意义，即“发展了科学态度的许多最重要的特点，因而对中国科学史是有着头等重要性的。”这一观点值得重视。
李约瑟博士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在世界上第一次以令人信服的大量史实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科学技术和科学思想的发展历史，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好评。有关这方面的评价，潘吉星先生在《李约瑟——沟通东西各民族与科学文化的桥梁建筑大师》潘吉星主编《李约瑟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第30～31页。
一文中做了详尽叙述，可参阅。如美国汉学家富特评论说：李约瑟思想的广度，他的阅历及其思路之透彻，使人对他的研究及其结论产生最大的敬意。正是这样一部书，在改变着所有后来的中国思想史和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思想。当然也有个别学者针对李约瑟的“崇道”情结（李约瑟自号“十宿道人”、丹耀、胜冗子），认为李约瑟将道家与中国科技的关系有“拔高”嫌疑。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中国文化与科学史教授席文就曾戏称，不能因为道士吃米就说米是道士的。这样的质疑不无一定的道理。的确，中国传统科技有许多成就和贡献并非与道家、道教直接相关，相当大部分的创造发明亦非是道士做出的。道教对自然现象的兴趣和对方技之术的热衷并非出自纯粹近代以来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目的，但千百年来道门中人和道教学者修仙悟道致神仙的宗教实践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