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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西周后期，五行逐步被抽象化，古代先哲们通过思辨认为这五种要素不仅构成陶器、金属和农牧产物，而且还是整个宇宙万物构成的基本要素。《国语·郑语》载有史伯回答郑桓公的一段话：“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整治）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增益）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这段话里“和”是把不同本质、性能的物质结合起来，所以能够产生新物质；如果把相同性质的物质集合在一起，即“以同裨同”，只是物质在数量上的增加，并不能产生新物质。所以，古代先哲们进一步认为，这五种基本要素要构成万物，并非一般机械混和，而是像陶瓷的烧制过程、铜铁的冶炼过程和谷物的生长过程一样，金土水火土要在运动变化中，在彼此交互作用中才能形成万物，也就是说要在运行中才能有万物的生灭。如果静止不动、不相互作用的陶土、水和火是不能烧制出陶器的；同样，土（矿石）、火和木只有彼此相互作用、运动才能炼制出金属。因此，将金木水火土称为五行。
第五部分：化化不间——道教外丹黄白术与古代化学思想道教外丹黄白术的哲学思想基础（2）
五行说发展到春秋时代后期又产生了所谓的“五行相克”之说，“相克”原意是“相胜”，即相互胜过的意思。水能灭火，故谓之水胜火；火能熔化金属，故谓之火胜金；金属的刀斧可以砍伐木材，故谓之金胜木；木材制成的农具耒耜可以用来耕地翻土，故谓之木胜土；用土筑堤垒坡可以阻挡水，故谓之土胜水。除了“相胜”之外，古人还认为五行可以相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对五行相生、克的关系，西汉初的大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比相生而间相胜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
五行相胜之说与五行相生之说源于生产和生活的实践，反映了自然界事物之间的一些相互关系。但是，水多则能灭火，火多则能干水，五行相胜也有量的关系，相胜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正是因为如此，墨家则进一步指出：“五行毋常胜，说在宜（多）。”“火炼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墨子·经说下》
这一观点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纠正了“五行常胜说”的不足，更丰富了五行理论。随着五行说的发展，人们又把五行与季节、方位、各种物质的品性以及各种事物一一对应起来。除了最早把五行木、水、火、土、金与五味（酸、苦、甘、辛、咸）对应起来外，又与五方（东、南、中、西、北）、五色（青、赤、黄、白、黑）、五季（春、夏、长夏、秋、冬）、五气（风、暑、湿、燥、寒）、五化（生、长、化、收、藏）、五脏（肝、心、脾、肺、肾）、五官（目、舌、口、鼻、耳）、五体（筋、脉、肌肉、皮毛、骨）、五金（金、银、铜、铁、锡）、五谷（麦、黍、稷、稻、豆）、五星（岁、荧惑、镇、太白、辰）、五音（角、徵、宫、商、羽）等等一一对应起来，并且用五行相生和相克的模型来类比说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五行说产生的同时，用阴阳的消长变化来说明自然现象和人事的阴阳说也出现了。西周末太史伯阳父认为“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国语·周语上》。被后来道教尊为道祖的老子，在其《道德经》第四十二章中以精炼的语言指出：“万物负阴而抱阳。”阴阳二字也见于战国时期的其他著作中。事实上，阴阳这两个概念也是人们在生产和生活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阴阳二字原指日光的向背，向日为阳，背日为阴。古代先哲们观察认识到了大量的既对立又相互联系的自然现象，例如，男与女，软与硬，湿与干，炎与凉，上与下，、长与短，美与丑，曲与直，胜与负等等。就是在这些常见的现象中，抽取出阴和阳这两个基本概念，认为宇宙万物都具有阴和阳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而阴阳对立的相互作用不断的运动，就是万物以及它们变化的根据，支配着千变万化的世界。商周时期产生的八卦学说就是用阴阳说予以说明的。《易传·系辞上传》载：“一阴一阳之谓道。”这里“阴”代表消极、柔弱、退守、安静等的性质和具有这些性质的事物，用符号“”表示；“阳”代表积极、刚强、进取、活泼等性质和具有这些性质的事物，用符号“—”表示，而阴和阳也都是相对而言的。万物和一切变化都遵循着阴阳法则，受阴阳总规律制约，阴阳即是一切事物运动变化的内在原因，天地间奥秘的所在。阴阳说从正反两方面的矛盾来说明自然界的变化发展，既包含着原始、朴素的科学思想，而且又有辩证法思想。
阴阳说和五行说，各自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自然界的面貌。就哲学意义而言，阴阳说是比五行说更为抽象、更为概括的理论，所以到了后来两者就逐渐合流，并以阴阳消长来指导说明五行运动变化，最终发展成为统一的阴阳五行说。阴阳五行说在中国古代影响很大，被古代哲学家用来解释天地间各种事物现象，大至宇宙的发生发展、社会变迁和朝代的兴替、一年四季的循环；小到冶金、人体气血运动、婚丧嫁娶等。如战国末期阴阳家邹衍将阴阳消长和五行相胜配合，提出“五德始终说”，把五行的属性称为“五德”，用来附会王朝兴替和社会变革。
阴阳五行说的形成，不仅巩固了人们对世界物质性质的认识，同时也触及到各种物质形态间相互变化的规律。因此它自然被道教金丹家奉为炼丹作金的基本指导思想，并被金丹家广泛用来解释、归纳他们在金丹实践活动中观察收集到的各种事实和现象，成为道教金丹术理论的核心和基础。
道教金丹家认为，自然宇宙之中，万物各有阴阳属性；阴阳互抱相配，以阴制阳，以阳制阴，方得成大药。唐代丹经《张真人金石灵砂论》中《释阴阳篇》云：
大道冲融而包天地，驱策阴阳，成乎宇宙。天形阳而左旋，地质阴而右转。日为阳精而昼行，月为阴灵而夜流。日月垂曜而人生乎其中，抱阴而负阳。圣人法象天地，辩列阴阳，外合造化，以成还丹。《张真人金石灵砂论》，《道藏》第19册，第7～8页。
第五部分：化化不间——道教外丹黄白术与古代化学思想道教外丹黄白术的哲学思想基础（3）
金丹家认为，还丹大药的制作，必须同“子母相生、夫妇配偶之理”《丹房奥论》，《道藏》第19册，第275页。一样符合阴阳大道。“若解阴阳相配，即如夫唱妇随；若高下不和，用药乖谬，即何以配合”《阴真君金石五相类序》，《道藏》第19册，第88页。。例如，“硫黄本太阳之精，水银本太阴之气”。因此在丹鼎中，“取阴阳之精，法天地造化之功，水火相济，自无入有，以成其形”。经过这一过程，阴阳相制，于是“阳魂死而阴魄亡，乃夫妇之合精，阴阳之顺气”，这样，硫黄和水银就能合炼成还丹。
根据阴阳相互配方得成还丹大药这一思想，作者还进一步把各种炼丹原料按其“禀性”划分为阳药与阴药。
圣人法阴阳，夺造化，故阳药有七，金二石五，黄金、白银、雄雌黄、曾青、石硫黄皆属阳药也；阴药有七，金三石四，水银、黑铅、硝石、朴硝皆属阴药也。阴阳之药各禀其性而服之，可以有度世之期，不死之理者也。《张真人金石灵砂论》，《道藏》第19册，第6页。
南宋道人吴NFDB9在《丹房须知》中也首先强调炼丹之人必须掌握阴阳八卦理论，并以此来指导炼丹活动。他说：“修炼之士，须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达阴阳、穷卦象，并节气。”《丹房须知》，《道藏》第19册，第57页。因此，吴NFDB9认为在结伴而行进山烧炼的三个金丹术士中，必须有一人专门“轮阴阳更变造化、卦象（来）进退水火，随其节候”。《丹房须知》，《道藏》第19册，第57页。古代历法认为，五日为一候，三候为一气，二气为一月，七十二候则应一年二十四气。这就是说，在炼丹过程中炉火的操作也必须根据“阴阳二十四气七十二候”的变化过程和节奏来调节。这是因为在道教金丹家看来只有这样才能“阴阳运数足矣而丹成”。陈少微在其所著的《大洞炼真宝经九还金丹妙诀》“火候”中云：
诀曰：夫用火之诀亦象乎阴阳二十四气七十二候。五日为一候，三候为一气，二气为一月，七十二候则应二十四气，二十四气则为十二月，十二月则为一周年，阴阳运数足矣而丹成。《大洞炼真宝经九还金丹砂诀》，《道藏》第19册，第25页。
根据这一操作要求，金丹家在实际炼丹操作中就必须根据不同时间从不同方向的炉门加炭进火，金丹家据此还根据易数原理制订出了一套炼丹炉火操作的口诀。？录《云笈七》卷六八《金丹部·九还金丹二章》中的“运火诀”如下：
运火诀：还从甲子日子时于子门起火，用炭五两。丑门用六两，寅门用七两，卯门用八两，辰门用炭九两。巳门用炭十两，至午门却退炭归九两，未门用炭八两，申门用炭七两，酉门用炭六两，戊门用炭五两，亥门用炭四两。此第二转运火，每门五日为一候，周旋十二门成十二候，六十日足计有八十四两炭，炉中增第一转炭十二两应十二节之数……《云笈七》卷六八，《道藏》第22册，第475～476页。
金丹家在论及炼丹作金各种原料的性质和彼此制约关系时，他们则运用了阴阳统摄下的五行说来加以阐释。例如唐代丹家陈少微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