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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单质和化合物的性质及其制备方法，设计、制造了为数众多、各种类型的实验设备和器具，积累了大量的化学事实材料和经验知识，有过许多重大的科学发现和发明。中国古代化学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曾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近代化学却未能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产生，道教金丹术最终没能衍化出中国的近代化学，这一冷酷的现实不能不令人深思。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不单单是涉及化学一科。长期以来，“中国近代科学为何落后问题”一直是学术界所关注的热点，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对这一问题从不同角度、层次上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见解。
早在1915年，“中国科学社”创办人之一任鸿隽先生就在《科学》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论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他说：“秦汉以后，人心梏于时学，其察物也，取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其择术也，鹜于空虚而引遐实际”，“知识分子多钻研故纸，高谈理性，或者如王阳明之格物，独坐七月；颜习斋之讲学，专尚三物，即有所得，也和科学知识风马牛不相及。”“或搞此训诂，为古人作奴隶，书本外的知识，永远不会发现。”《科学》1915年第1期。
现代科学巨匠爱因斯坦强调了逻辑思维的影响：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7，第574页。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中国文化和科学史教授席文曾以《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科学革命？——或者它真的没有发生吗》为题，着重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对新兴科学思想抑制的角度，全面阐述了他的看法：
科学革命同政治革命一样，是在改朝换代时爆发的，而17世纪的中国发动科学革命的人却坚定地信奉他们的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当时，没有一位天文学者肯舍弃传统的价值观，即使他们周围的社会四分五裂，他们也甘愿随波逐流。外国技术，尽管颇具威力，并有给中国学者提供另一条可供选择的取得稳固和名声的进身之阶，科举制度几乎不为他们留下余地。
过去1000年的历史中，由于中国社会基本统一，少数有学问和雄心的平民提出不同于传统观念的见解的人，被贬谪到无足轻重的地位……〔美〕席文：《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科学革命？》，《科学与哲学》1984年第1期。
日本著名学者薮内清则从比较研究的角度谈到了这一问题。他认为，“欧洲的近代科学是从中世纪的学者传统和工匠传统相结合中产生出来的”，“为什么中国的近代科学技术没有发展起来……如果与欧洲的近代科学的发生相比较来研究的话，可以说在中国的文明中，工匠的传统比较强，而学者传统比较弱……很少有人去建立成体系的理论”。〔日〕薮内清：《中国·科学·文明》，梁策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第54页。
第五部分：化化不间——道教外丹黄白术与古代化学思想道教外丹黄白术衍化出中国近代化学（2）
道教外丹黄白术作为中国化学的原始形式没有衍化出中国近代化学，其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外部的社会原因，也有中国金丹术本身的内在原因。从外部原因来看，主要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性，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和文化科学政策对科技发展的严重束缚和阻碍作用，尤其是在近代，中国科技缺乏资本主义大生产的需要和推动力等等。由于篇幅所限，这里我们着重从中国金丹本身的内在原因来分析。
首先，外丹黄白术的理论指导思想从总体上讲存在着错误，其目标是虚幻的，这使化学发展偏离了正确的方向，这是道教金丹术不能上升为科学的化学的重要原因。外丹黄白术在理论指导思想上虽然具有合理性的一面，即认识到自然万物都处于运动变化之中，物质之间可以相互转化，这是十分可贵的。贱金属可以变为贵金属，这一金丹思想如果站在现代科学发展的角度，从原子核层次上讲是可以实现的，1941年美国哈佛大学原子核物理学家肯尼士·
奔布利芝利用中子轰击汞核（20180Hg），把汞原子变成了金原子（1979Au），实现了古代金丹家把汞元素（贱金属）变成金元素（贵金属）的“宿愿”。但在古代时期，要想在原子这一层次通过一些化学试剂和水火相济等手段来完成这一转变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金丹家把炼制还丹大药作为追求肉体长生、羽化成仙的重要修炼方术，这对促进医药学、生理学和生命科学的发展有一定意义。但金丹家这种“假外物以自坚固”的金丹思想从思维方式上来说，它是建立在直观性的机械类比思维基础上的，把物质的物理、化学性质和人的生理、
生命现象混同起来。虽然真金不怕火炼，埋之毕天不朽，但金之不朽和人之生死是性质上完全不同的两类事物，根本不能类比，因此金丹家注定要失败的。
其次，从研究方法上讲，道教金丹术缺乏严格的定量研究，还没有运用“以量求质”的研究方法。在欧洲，古代化学之所以能上升为科学的化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运用了太平衡量器进行定量研究，把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结合起来进行定量实验研究是欧洲近代化学产生的一个重要基础。道教金丹家在金丹实验中往往只是从定性研究的角度，根据阴阳相制原理来配伍药物，丹方中各种反应物原料的配比量往往是凭借经验来决定，是相当粗犷的，有时一次投料多达几斤、几十斤，甚至高达上百斤。虽然金丹家也使用了杆秤等衡量器具，少数金丹家如陈少微、金陵子达到了某种定量研究的水平，但只注意到多少份的药物（反应物）可以制得多少份丹药（产物），没有想到去探求一下各反应物之间以及反应物与生成物之间的数量关系，只是单纯运用以量求量的方法，而不是运用以量求质的研究方法，即没有通过量的研究来发现、证实自然界的基本规律和揭示化学反应的本质。因此，道教金丹家也就无法发现化学的一些基本定律如质量守衡定律、当量定律、定比定律、倍比定律了，而这些化学基本定律是近代化学建立发展的重要基石。
再次，从科学活动的组织形式上来分析，道教金丹术的化学实验活动受到宗教神秘主义的严重影响和束缚，许多实验活动都被打上深深的宗教烙印，难以健康开展。几千年来，道教金丹家以他们特有的宗教虔诚和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探微入幽，获得了许多重要的科学发现、发明，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科学经验知识。但道教金丹家对他们的成果往往秘不示人，常常用玄奥的秘诀、高深莫测的隐语来记录自己的心得。他们对炼丹、炼金操作过程中一些关键机理往往语焉不详。要靠口口相传的炼丹、炼金口诀才能真正领会和掌握丹方要旨，正如葛洪所示：“夫作金……虽有其文，然皆秘其要文，必须口诀，临文指解，然后可为耳。其所用药，复多改其本名，不可按之便用也。”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5，第21～22页。
由于中国古代陶瓷、青铜、冶铸工艺十分发达，陶瓷、青铜、钢铁制品十分普及，相对抑制了社会对玻璃制造技术及玻璃器皿的要求。这也就使得金丹家在金丹实验中使用的反应容器都是一些不透明的陶质、土质、铜质和铁质器皿，这对金丹家观察炼丹、炼金过程中发生的化学反应现象，收集金丹实践中的事实材料都是极为不利的因素。尤其是不透明的实验器具
严重妨碍了金丹家对化学反应过程的全面、细致的观察和实验研究，致使金丹家无法收集和研究金丹实验中产生的各种气体，无法对各种化学反应现象作出更深入的研究。而欧洲近代化学的早期发展往往是从气体化学研究方面取得突破的。因此，金丹家没能使用玻璃来制造各种实验装备和器具并用之于金丹实验，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这恐怕也是中国外丹黄白术未能最终衍化出近代化学的一个致命的内在原因。
第六部分：医道融通——道教医学养生思想及其现代价值医道融通——道教医学（1）
道教与中国传统医学关系颇为密切，如葛洪所云：“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71页。，所以民间很早就有“医道通仙道”、“十道九医”的说法，它形象地浓缩了道教“尚医”的历史传统。道教为何崇尚医药？首先，从历史和思想渊源上分析，医道两家具有“亲缘性”，这就势必为二者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关联奠定了基础；其次，医道两家在生死观上是相通的，以长生信仰为核心的道教义理体系中暗含有重视医药的逻辑因子，修“仙道”必须通“医道 ”；此外，道门奉行的“道人宁施人，勿为人所施”的祖训及“功行双全”的宗教伦理也是促成道教尚医的内在因素。
纵观道教发展历史，历代兼通医术的道教名士层出不穷，同时在道教史和中国医学史这两个领域都享有盛誉的道教医家也不乏其人。除了大家所熟知的葛洪、陶弘景、孙思邈外，还有与华佗、张仲景齐名，被誉为“建安三神医”之一的董奉；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位女针灸家鲍姑，中国医学史上第一部制药专书《雷公炮炙论》的作者雷学攵，对《黄帝内经》校注功绩卓著的王冰、杨上善，金元四大家之首刘完素，主编官修医方书《太平圣惠方》的宋代道士王怀隐，脉学史上独树一帜的西原脉学始祖崔嘉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