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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孙思邈在《大医精诚第二》中明确提出医家要身怀“救济之志”，要有不为名不为利、扶危救急的高尚情操和伦理修养：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已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峻，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备急千金要方》卷一《序例·大医精诚第二》。
孙思邈指出，行医者不仅必须具备全面、精湛的医疗知识和技术，而且还必须有一颗“大慈恻隐”、“誓愿普救含灵之苦”的济世活人之心。他主张医家对待病患者要不论贵贱、贫富、长幼、美丑、亲疏、种族，是聪明还是愚笨，都要本着同情和怜悯之心，像看待自己亲人一样认真对待。医家要把病人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为病人治疗时应聚精会神，摒弃一切私心杂念。即使遇到凶险病症，也不能计较个人利害得失，瞻见顾后。而要做到不畏险阻，不分昼夜寒暑，不怕饥渴疲劳，全身心地投入救治工作，这样才不愧是一名“志存救济”的苍生大医。
孙思邈还特别强调，作为一名医家要树立“人命至重”的思想，要有不为名不为利的高尚品质，即要把抢救患者生命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孙思邈之所以把他的医著取名为《千金要方》，也正因为在他看来，“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以为名也。 ”孙思邈并且在书中对那些利欲熏心，借行医之便来“邀射名誉”、“专心经略财物”的不义之徒予以严厉斥责：
夫大医之体，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省病诊候，至意深心，详察形候，丝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虽曰病宜速救，要须临事不惑，唯当审谛覃思，不得于性命之上，率尔自逞俊快，邀射名誉，甚不仁矣。……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备急千金要方》卷一《序例·大医精诚第二》。
上述文中反复强调：医家治病一定要认真负责，切不可粗枝大叶；诊断病症要一丝不苟，扎针下药不得有半点差池。虽说病宜速治，但尤须深思熟虑，不能不顾病人安危，草率诊治，只图快捷以捞取个人名誉。更不能借行医之便，凭借一己之专长，邀功牟利。孙思邈明确表示，作为一名医生，只有树立一不为名，二不为利的高尚情操和道德修养，才能在行医中做到“至意深心”、“审帝覃思”地为病人排忧解难和去病除疾。
其三，孙思邈认为作为一名医师还要具备谦逊的品质，不要有一点成绩就骄傲自大、目中无人，更不能医人相轻。他在《大医精诚第二》中云：
夫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名声，訾毁诸医，自矜已德。偶然治差一病，则昂头戴面而有自许之邈，谓天下无双，此医生之膏盲也。《备急千金要方》卷一《序例·大医精诚第二》。
第六部分：医道融通——道教医学养生思想及其现代价值“药食两攻”的食疗学思想（3）
孙思邈在这里告诫医生要十分注意品德修养，切忌在行医时高声谈笑，自我吹嘘炫耀，随意诋毁同行，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偶然治好一病，便“昂首戴面”，自以为天下无双。孙思邈尖锐地指出这些都是从医者致命的弱点。孙思邈本人在这方面也做出了表率。他在济世行医过程中，如遇“一事长于己者”，即使远隔千山万水，他也必定会“不远千里，服鹰取诀 ”，虚心讨教；为了获得一个单方、验方，不惜花费重金，真可谓到了为求一方“岂惜千金 ”的地步。孙思邈也正是靠着这种谦虚好学、兢兢业业的敬业精神，使得他在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五官科及按摩、卫生保健、食疗、老年病学等诸多领域都积累了渊博知识，并取得辉煌成就，从而成为医术精湛的一代医学大师。
最后，孙思邈根据自己一生济世行医经验，总结并提出了“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的行医准则，并把“不为利回，不为义疚”作为医生道德行为规范的最高要求。据《旧唐书·孙思邈传》记载，孙思邈是这样概述他的行医准则和医德伦理规范的：
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诗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谓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谓大胆也；“不为利回，不为义疚”，行之方也；“见机而作，不俟终日”，智之圆也。《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一《方伎·孙思貌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6册，第5096页。
文中所谓“胆欲大”，系指医生要有战胜病魔的胆略和勇气；所谓“心欲小”，则是指医生为病人治病时要谨慎小心，要认真负责地予以诊治；“智欲圆”，就是医生处方用药要周密考虑，要对症下药、辨证施治，力争做到药到病除；所谓“行欲方”，就是医生要有“救济 ”之志，处处以仁为本；所谓“不为利回”，即不为私利而心回意转，抛弃正确目标；所谓 “不为义疚”，就是不因为没有见义勇为而内心羞愧，意思要见义勇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孙思邈堪称中国医学伦理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所著的《大医习业》和《大医精诚》不愧是中国医学史上系统阐述医学伦理思想的经典著作，堪与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誓言》相媲美，它奠定了中国医学伦理思想的基础。
第六部分：医道融通——道教医学养生思想及其现代价值隋唐道教养生著作及其思想特点（1）
隋唐时期，道教养生理法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的完善，其临床医疗价值和养生保健功能日益为社会所认识和肯定，引起医学界人士的兴趣和重视，许多医家都积极汲取道教养生方术的精华，纳入医药方书之中。这在孙思邈的医著中也表现的很突出。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单列一门《养性》，其内容分为“养性序第一”、“道林养性第二”、“居处法第三”、“ 按摩法第四”、“调气法第五”、“服食法第六”、“黄帝杂忌法第七”、“房中补益法第八”，就养生保健的意义、途径和宜忌作了总结和概述。此外孙思邈还撰有不少养生专书，仅见存于《道藏》中的就有《孙真人摄养论》、《保生铭》、《存神炼气铭》、《枕中记》等；唐代有影响的道教养生著作还有司马承桢所撰的《服气精义论》、女道士胡？ 所撰的《黄庭内景五脏六腑补泻图》等，纵观这一时期的道教养生著作，其养生思想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在养生指导思想上不但强调了养生方法的预防保健作用，而且普遍突出了道教养生法治病除疾的临床治疗价值。
如前所述，孙思邈十分重视对疾病的预防，强调通过养性之法来预防诸疾，其《保生铭》就云：“人若劳于形，百病不能成，饮酒忌大醉，诸疾自不生。”《保生铭》，《道藏》第18册，第459页。《孙真人摄养论》则通篇论述了一年之中正月至十二月的摄养防疾方法，例如正月，“肾气受病，肺藏气微，宜减咸酸增辛味，助肾补肺，安养胃气，勿冒冰冻，勿极温暖，早起夜卧，以缓形神。” 《孙真人摄养论》，《道藏》第18册，第491页。书中还对每月的饮食禁忌作了论述。但是孙思邈作为一名医家，还认识到道教养生诸法在临床治疗中的独特作用。例如他在《备急千金要方》卷二七《养性》中就论述了通过调气法来去除疾患，指出：“气息得理，即百病不生。若消息失宜，即诸痾兢起。善摄养者，须知调气方；调气方疗万病大患。”《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七《养性·调气法第五》。文中还具体阐述了运用吹、呵、唏、稲、嘘等调气方法治疗五脏冷热诸病。唐代著名道教学者司马承祯在《服气精义论》中也对服气疗病作了专论。司马承祯（公元64 7年～735年），唐代著名高道，曾师事潘师正，传其符咒及辟谷导引养生之术。司马承祯一生云游名山，曾隐于浙江天台山，自号“白云子”。司马承祯一生著述甚丰，仅保存于《道藏》中的就有《坐忘论》、《天隐子》、《服气精义论》、《太上升玄消灾护命妙经颂》、《上清含泉剑鉴图》、《上清侍帝晨桐柏真人真图赞》、《天地宫府图》等。司马承祯作为一名道教学者，其道教思想极为丰富。众所周知，司马承祯作为茅山宗第十二代宗师，又传南岳天台一派。南岳天台派以上清大洞秘法、《黄庭经》为主要传授经典，故南岳天台派其道脉源自上清派。而上清派素有重视医药养生的传统，能自觉地将医理与道教修炼方术结合起来。上清派的出现及其兴盛在道教与医学关系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开启了后世道教借医理弘扬道法之先河。上清派这一借医弘道的传统为司马承祯所发扬光大，其著《服气精义论》就是典型的代表之作。《服气精义论》收入北宋张君房编辑的《云笈七》卷五十七《诸家气法》中，题为天台白云撰，卷前有序，全书分为九篇，依次为《五牙论第一》、《服气论第二》、《导引论第三》、《符水论第四》、《服药论第五》、《慎忌论第六》、《五脏论第七》《服气疗病论第九》。现行《道藏》第18册所收《服气精义论》只有前面2 篇，第4册所收《修真杂义论》乃后面7篇。下面我们主要以《云笈七》本来探讨司马承祯《服气精义论》的服气疗病养生思想特色。道教养生技法种类繁多，内容十分丰富，养生功效也不尽相同。道教特别重视服气之术，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道教养生家眼中，服气之术不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