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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你终于醒了！”是蒋宾达洪亮的声音，我转过头望着门口拄着双拐一脸欢喜的他。
“这是哪里？”这是我说的第一句话。
1875年1月，中国远征军在“乌尔攻势”中遭到惨败，第二集团军全军覆没，战线上各主力部队均遭到重大伤亡，一个月内中国军队的损失达到创记录的50万人之巨，战线后退了1000公里，1874年下半年以来的战果几乎损失殆尽。钱隆接掌指挥后，通过中央突击集团军对气势汹汹意图一鼓作气“把中国人赶下海”的三国联军实施了一连串的军事打击，加上后续部队的到达和对前线散乱部队的整顿，到2月底，终于迫使敌人西进的脚步在付出了上百万的伤亡停滞下来，将战线稳定在圣雷吉斯以东600公里。在1875年3月3日，远征军在中路再次重创巴比伦军队，全歼其12个师18万人，同时给希腊支援巴比伦作战的部队以巨大损失，在这一战以后，在双方战线上继续进行的战斗暂时就只剩下小规模的交火了。
但是“乌尔攻势”的破坏力远不止如此，军事上的失败迅速反映到国内的政治上，这次战役中惨重的伤亡和巨大的失败，使原来就已经存在的反战呼声演变成了反战风暴。1875年2月，整个中国陷入混乱状态，数百万民众走上街头，要求立即停止战争，恢复和平，全国各地进入瘫痪的境地。中国政府在财政上也已经陷入了捉襟见肘的困境：由于连年浩繁的军费开支，国家一直处于一种慢性失血的状态。而这次国内的严重混乱造成了税收的断绝，使银根更紧缩到难以为继的地步。1875年3月，迫于国内的巨大压力，中国政府内阁宣布辞职，中国政府倒台了！
当时在东丹岛陆军疗养院养伤的我对外面发生的事情所知甚少。蒋宾达告诉我，那天我重伤昏迷后被巴比伦人俘虏；在被他们带回去的时候，22主战坦克师的人忽然赶到了，一阵交火歼灭了那一小股巴比伦军，救下了我。当时被救的有三人：我、苏娜和钱遥。我受伤最重，两发子弹洞穿右肺叶，大量出血引发血气胸，差点要了我的命，昏迷了足足两周才醒过来；苏娜小腹中弹，但是没有伤到要害，痊愈的比较快；钱遥背上中了一枪，打穿了肩胛，但是没有大碍。随后我们剩下的人都被22师救下，伤员就被集中送到后方的东丹岛来。蒋宾达他自己在作战中断了一条腿，由于单位伤员都送来此地，他也跟来了。“呵呵，记得那天我对你说一定要活着出去……看看，最后我们真的是都没有死。”他哈哈的笑着。
但是，“特务团解散了。”蒋宾达说这话时神色淡淡的，但我还是看出了一丝不爽。特务团撤消番号的原因是因为伤亡过重，无法补充。全团1000多人，生还的只有寥寥一百多人而已，而且个个带伤，于是司令部终于决定撤消这个曾经威震一时的单位。
“是啊，小晴……朱耀……李明礼……汪林……”我掰着手指数着在这一战中阵亡的人们，心情格外的沉重。战争是残酷的，我也一向深刻的理解这一点，在罗马战争中我也经历过几次这样残酷的战役，恺撒山那一仗的伤亡比这次更重。但是，特务团有所不同，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原东丹岛训练营的成员，和我朝夕相处了3年，感情自然是特别的有所不同。想起那一个个年轻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倒在巴比伦沙漠那贫瘠的土地上，心里真不是个滋味。
2月11日，反战记者赵云明的著名反战文章《中国的未来和战争疯狂》在全国各大报纸上登载，没有转载的大概只有国防部的军报而已。一石激起千层浪，瞬时间中国各地的反战运动一下子高涨起来。但是我在东丹岛陆军疗养院看到这篇文章时，阳光明媚，鸟语花香。吹着轻柔的海风，享受着海滩的阳光和新鲜空气的我读着那篇剑拔弩张对军队和政府大加挞伐的文章，心里的滋味是不消说了。我想中国军队里没有人会为那篇文章感到高兴：赵云明对军人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挖苦和讽刺，把我们的每一个人都描述成杀人狂和精神病患者，而且对于司令部的描写，让人感觉到中国的军事机器是由一批白痴和低能在掌握着。文章本身写得慷慨激昂，但是赵云明对战场态势和战略的分析一塌糊涂，我觉得当希腊、巴比伦和美国的情报人员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一定会感到很好笑。
1875年3月15日，在一片叫骂声中中国政府垮台，但在那之前，3月14日，国防部下了它任期内的最后一道命令，就是给在这次“乌尔攻势”中努力作战的军官和士兵晋级。于是我们剩下的所有人都升了一级：我升为少将，蒋宾达升为上校；苏娜则升了两级，从少尉升为上尉。我们接到集体晋升的命令是在3月18日，在政府垮台的时候还能有这样的效率传达这样一个无关痛痒的命令，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要称赞我们的行政效率。不过晋级总是好事，虽然有一大帮反战分子堵着疗养院的大门大声叫骂，我们还是在疗养院的礼堂开了个小小的庆祝会。
第三十五章
中国政府的倒台刺激了东大陆三国的信心，巴比伦举行了三日巡游，庆祝“世界和平的敌人”“终于在人民的呼声中彻底崩溃”；希腊人在首都雅典市中心彻夜狂欢，美国则在华盛顿举行了烟火晚会，庆祝这一“历史的转折点”。
高兴过后三国的领导人又回到战场态势上来，才发现现实远不是他们一厢情愿想的那么好。巴比伦军队在北方发起的试探进攻遭到我们部队的坚决反击，损失十分惨重，残余部队在后撤途中又中了我们的埋伏，全军覆没。巴比伦国防部无法解释为什么在中国政府垮台之后，他们“勇敢无敌”的军队还是没办法击败“虚弱不堪”的中国军队，只好将整件事采取低调处理，对外只含含糊糊的说“与中国侵略军发生了交火”，不提战斗的过程和结果。希腊的一个坦克师在南部萨里昆一线贸然发起突击活动，结果遭到我军的优势兵力包围，两天后被全歼。希腊人也采取了闷葫芦的办法，只说有“战斗”，不提过程和结果。美国人则想采取地毯轰炸的手段来断绝我军的后勤补给线，但是他们没有料到的是，中国空军在东大陆新部署了大批新式战机，将他们的空中攻势变成了一场空中大屠杀。自始至终，制空权一直在我们的手里。3月22日那一天，在圣雷吉斯我们击落了85架美国轰炸机，同时中国轰炸机轰炸了中部战线的希腊军集结点，造成了巨大的伤亡，自此以后美国人的飞机再也没有到过我方控制区上空。而这一天后来被美国空军称作“耻辱日”，据说美国空军司令为此而向美国最高统帅部递交了辞呈。
当然，当时的中国远征军也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国内的补给几乎断绝了，好在按照原本的计划预备在1875年4月进行大规模的进攻，为了这个目的运送了大量的部队和给养去东大陆。如今攻击计划自然取消了，用于防守的消耗要比进攻小得多，暂时来说给养还是够的。另一方面三国的军队不断在前线发起进攻，让前线始终处于一种紧张状态，而国家内部的变故也反映到部队中，造成士气低落，士兵们失去了斗志，战斗力严重下降。而且前次大败的影响远未消除，士兵们对战争的前景十分悲观。钱隆只得采取轮换作战的办法，逐渐将前线的士兵轮换回“粮仓”，用新的部队去填补他们的撤离留下的空白。当时中国在东大陆一共部署了将近200万部队，用于防御还是绰绰有余的。但是士兵们失去了战斗的意志和目标以后，纪律问题就突出的反映出来。许多不该有的颓废情况纷纷出现，诸如吸毒、酗酒、同性恋、斗殴、走私……各种各样的糟糕情况都出现了，那段时间可以说是中国军队组建以来军纪最差战斗力最弱的时期。
中国临时政府在4月5日上台，这个由著名的和平主义政客和新出头的“反战英雄”组成的政府刚一上台，就公开宣布要和东大陆三国进行和平谈判，结束战争，并派出了特使前往巴比伦的首都。
当时的巴比伦人还在欢欣鼓舞，沉浸在一片战争胜利的乐观气氛之中。巴比伦领导人当即断然拒绝了和平建议，并公开放话说：“巴比伦不接受任何条件下任何形式的和平，不论如何，巴比伦将把战争进行到彻底消灭中国人的那一天”。
临时政府在巴比伦那里碰了一鼻子灰，于是转而游说希腊。希腊人比巴比伦人务实的多，他们国内的反战呼声一直也很高，而且长期的战争需要、庞大的军队支出、大量的军事援助……他们的国库也处在破产的边缘。据说当时希腊领导人想要和巴比伦人一样，用主战的高调来好好折辱一下远道而来的中国特使，结果希腊内政部部长递上了一份国内经济汇报。于是，希腊人的态度有了戏剧性的转变。第二天，希腊领导人在报纸上说“希腊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并宣布同意和中国人进行谈判，并一起“推进和平进程”，同时建议双方在凯尔特山脉一带立即停火。
有了希腊人的先例，和美国人的谈判就更加容易了。美国人和中国没有正面上的利益冲突，为了支援巴比伦人作战，美国人的人员伤亡和物资消耗也相当厉害。看到希腊人同意和谈，华盛顿立刻就坡下驴，依样画葫芦，宣布同意和中国临时政府进行“平等的和平谈判”，并建议双方在现有战线上立即停火，同时交换战俘。
对于希腊、美国这种单方面宣布停火和举行谈判的行为，巴比伦人大为恼火。1875年5月，巴比伦人宣布他们将独力进行一场攻势，“一举消灭在东大陆上的所有中国白痴”。这就是后来成为一场笑话的“1875年进攻”：1875年5月7日清晨，巴比伦军队45个步兵师和18个坦克师，将近66万人，在巴比伦空军12个轰炸机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