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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法，在经历了多次与希腊军队的血战后，陆战队的这两个师的战斗力都得到了极大的增强，已经不逊于陆军的其他部队了。但是海军方面还是希望他们能继续得到更多的实战经验，因此在由海军方面给予他们补充之后，又特地来打招呼，希望能把他们摆在一些能与势均力敌之敌交手的地方，以达到练兵的目的。对于这样的要求，我是感到很难推脱的，尤其是当海军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之后。
在朱良国的猛烈攻击中，巴比伦国内开始出现一些灭亡前的征兆，首先就是国内的民众对国家的前途几乎已经失去了信心。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因为在巴比伦这样一个舆论几乎完全被政府操纵的国家，人民想要听到一点不利于政府的消息是非常困难的。不过在从巴比伦沙漠以西逃往巴比伦本土的难民带来的信息和吞吞吐吐的政府公报中报道的地名中，傻瓜也知道中国军队已经占了上风，中国人的脚步离巴比伦峰（巴比伦峰在巴比伦城西边不远处，一直是整个巴比伦民族的象征）越来越近了。
如果说人民只能消极的等待灭亡到来的话，政府对这个情况却是有深刻理解的。巴比伦一向以当今世界上连续时间最长的政权自诩，但在这个生死存亡的时候，这个“大巴比伦民族共和国”的政府也开始缓慢的分裂了。政府官员们开始逐渐分为三派，分别是要求继续独立自主的民族主义派和依靠外国势力的亲美、亲希派。
民族主义者们大部分都是些中下层官员，他们都有着浓厚的民族主义思想，对战争有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和热情，想要依靠大量吸收人民参加军队来增强军事实力，用消耗把我们拖垮，或者是发动全民战争，把巴比伦全国变成一个大战场。但任何了解当时战场上实际态势的人都知道这种幻想绝对是痴人说梦，在中国这样一个强大、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国家面前，想依靠拼消耗用人力去面对我们经验丰富装备精良数量众多的军队，那不过是种自杀行为而已。当我军进入巴比伦本土以后，由这些民族主义者组织的大批民兵的确给我们造成了一些麻烦，但是绝对没有他们认为的那么大，在我们最后成功控制了几个主要城市后，散落各地的这些民兵不久就被我们分别消灭了。
亲美派和亲希派就没有那么多做不完的梦。亲美派主要是些在美国留过学的政府官僚，主张在依托美国的基础上进行和谈，保留巴比伦的独立地位，结束战争。他们是比较务实的，他们的选择也是美国人想要我们走的路之一。（事实上，当时巴比伦政府和我国的秘密和谈已经进行过多次，但是都由于巴比伦要价太高而没有达成协议）但是这些人主要是文职官员，虽然职位高，但在战争状态下其权力受到军方的很大压制，没有很大的回旋余地，所以他们的影响力并不大。
亲希派则是完全另外一种打算，这些人几乎全是军人，都在希腊受过训，他们也认为战争已经打输了，但是不能让国家灭亡，因此指望在希腊人的支持下通过军事上的僵持使我们接受无法消灭巴比伦的事实，然后坐下来和谈，至少要保留巴比伦在圣乔亚以东的半壁江山。根据战后缴获的巴比伦秘密材料来看，当时亲希派已经开始准备巴比伦城陷落后的迁都事宜，比如在圣乔亚山脉以东的萨马拉构筑军事要塞，准备作为战败时的军事据点继续顽抗（他们并不知道我们已经有了原子弹，不然的话一定会放弃这样无谓的准备），也差不多在这个时候，他们开始频频与希腊方面接触，要求希腊给予支援。希腊人给了一些援助，但是据我所知，数量并不多。
第三卷 第二次东大陆战争 第二十四章
1881年5月4日，我和新编成的中部集群司令部班子到达位于乌尔郊外50公里处的一个叫做勒温凯亚的小村庄，开始正式接手对巴比伦进行“死亡之吻”。
巴比伦军队在经历了南方集群整个4月的“蹂躏”之后，元气大伤，这时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大的机动兵力了。但是南方集群在这样连续两个月的高强度作战后也是疲惫不堪，急需休整。这时刚刚整编完成的中部集群就开始接手这个向巴比伦人继续保持攻击态势的任务。
“死亡之吻”是中国远征军对整个巴比伦本土作战计划的名称，其核心任务是在1881年10月以前攻占巴比伦首都巴比伦城。根据总参谋部的预计，如果此前攻占了巴比伦城，那么巴比伦的民心士气会彻底崩溃，后面的战事将十分顺利。而超过这个时间，希腊就有可能会在我们的压制下缓过一口气，从而对巴比伦提供必要的援助。那样的话，巴比伦又可以撑下去，战事势必要迁延时日，而前届政府曾遭遇的反战风潮可能就要重现，“倒台”将是这届政府挥之不去的梦魇。这种情况是政府也是军委所不愿意看到的，谁都知道上次的反战风潮对军队建设造成的严重后果，所以命令非常明确：迅速、完整的攻下巴比伦城，早日结束战争。
要攻占巴比伦，首先要打开巴比伦的门户“永恒之城”乌尔。在第一次东大陆战争中中国远征军发起的那次失败的攻势就是针对乌尔进行的，那次惨败直接造成了包括整个第二集团军在内的近十万人的伤亡，连最高指挥官戚继光元帅也在乌尔城下因局势严重而诱发心脏病发作猝死，说乌尔是中国军队的“伤心城”也不为过。
我从装甲车上下来，走进已经布置完成的作战指挥部，身后是一大群参谋和各部门的人员。他们急乎乎的奔进指挥部，找到自己的岗位，开始把各种各样指挥作战用的仪器、地图、图表等塞满这件并不很大的屋子。刚刚还寂静无声的指挥部在二十分钟后已经人声鼎沸，当你站在这些总是在慌慌忙忙跑来跑去的人之间时，仿佛自己仍然身处圣雷吉斯的陆军基地指挥部一般。
我走进总司令官办公室，沈海正跑来跑去指挥几个勤务兵把作战地图挂起来，把各种文件、报告分类放好，忙得满头是汗。我绷着脸坐在一张椅子上，开始整理着桌子上刚交来的前线情况报告，眼梢瞟着外面来来去去匆忙的人群，心里很是感慨：1875年1月17日晚上，我带着特务团从这里拼死杀了出去，最后活着回到国内的只剩下一百十二人，四肢完整的更是只有七十多个，我最好的朋友陆宾的遗孀、我养子陆屿的亲生母亲夏晴在这次惨败中丧身沙漠，我自己也身负重伤，险些丢了性命……时隔五年，如今我带着这样庞大的一个部队——十四个师，作战部队十八万人——重又回到这里。巴比伦啊，你将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来补偿我们所失去的东西？
这个时候前线正在换防：南部集群的部队向中部集群的部队交防后撤出阵地，回后方休整。整个前线一时间沉寂下来，中国军队连日来的猛烈攻击忽然停止，似乎转入了防守。
这个变化让被打成了惊弓之鸟的巴比伦军队很不适应，他们试探性的开始了一些回击，在某些地方取得了一些小胜利——其实不过是因为部队换防，多少总有些照顾不到的地方。巴比伦人在捡了一些便宜之后，发现正面的中国军队已经不是让他们畏之如虎的南部集群了，换上来的是个新编成的中部集群，被“沙漠响尾蛇”咬怕了的巴比伦人顿时放下心来。马拉扎？特希在《黯淡的日子》里写道：“5月开头的那几天，中国军队的攻势和缓下来，在那些黯淡无光的日子里，这几乎成为一个大家都盼望着的转折点到来的信号，所有的人都认为，中国人到达了他们的界限，他们的精锐部队在发起了连串攻势后需要休整，现在是他们巩固阵地转入防御的时候了。”“莫拉达司令很高兴，他下令在乌尔集结物资，准备在对部队重新编成后向中国人发动一次攻势。现在想想似乎完全不可能，但当时包括我，参谋部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我们顶住了中国人的进攻，正在迫使他们转入防御，这场战争中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胜利终将属于我们。”“第92坦克师在乌尔南部发起了一次攻击，中国人的抵抗比想象中猛烈得多，他们的战斗力和火力丝毫没有减弱。虽然最后92师还是取得了胜利，但是这次战斗让我开始觉得有些不安，但没有跟其他依旧乐观的人说。”
马拉扎？特希在这里提到的那次92坦克师的进攻我记忆犹新。那是5月6日，中部集群的第79机械化步兵师接到命令向前推进十五公里，对巴比伦的防线进行侦察和搜索任务，同时肃清前沿阵地。正在79师将动未动的时候，“霸王枪”出现了。
“巴比伦军队装备的希腊‘斯巴达—I’型坦克很强悍，他们以优势兵力从我军右翼突破阵线，指挥部组织力量反击时又遭到他们另一个分队从中路发起的突袭，指挥部被打散，全师指挥失灵，陷入混乱状态。敌人随即进入追击，我军在遭受连续打击后，指挥系统基本瓦解，各部队指挥官开始各自指挥部下后撤。”
这是我从该师师长黄悦在战后的总结报告中摘下的句子。79师在这次战斗中被击溃，后撤40公里，伤亡超过4千人，是中部集群编成后的第一场大败。如果不是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在侧翼对92坦克师作牵制性攻击，奥拉达·克·索布尔本来有很好的机会可以全歼第79机械化步兵师。但我们后来缴获了奥拉达对这次战斗作的报告，其中也提到“中国人在作战失利的情况下也没有陷入混乱，作战顽强而有章法”、“中国士兵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该新集群的部队素质比‘响尾蛇集群’*的要低，他们明显是处于同一水平的一线精锐部队”。也就是因为有这份报告的有利证词，黄悦在军事法庭上被宣布无罪释放。
我不认为中部集群以这样的一场失败开始我们的巴比伦战役是许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