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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很有意思的是中国古代有“民不藏金”之说。谁是“民”，谁是“官”？这个传说的起源在哪一代？事实是，在具有炼金能力以来的上千年间，商周时期里黄金竟然没有流行起来。这里面应该有一些强力人为因素改变了自然的选择和自然的格局。难道生活在中国的统治者也依然是“民”吗？
尽管对于“金”什么时候成为货币出现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但比较一致的是中国商周开始就有金器出现，只是量小而已。
对于贝币在先还是金币在前，情况比较复杂。同时在这个短文里讨论这个并没有意义，我认为“贝”比“金”先受到中国人的重视，因为它出现的时代早于“金”。我还倾向于认为海贝不是一种普通具有流通价值的货币，它还附带了其他神圣的价值，否则中国就不会有另外一种衍生出来的特殊的古代文物：储贝器。在春秋战国时期拥有一件青铜器并非一般财力可为，而使用“储贝器“来专门保存一些海贝，可见海贝为重中之重，其神圣意义也可见一斑。在春秋时期出现的“储贝器”其实还解释了另外一个问题：这时的海贝已经渐渐退出普通流通货币意义，成为单纯具有极高收藏价值的珍贵古物——但非今天意义的文物。
从仰韶文化一直到三代时期，均有广泛使用海贝陪葬的习惯，从殷墟到三星堆，如此广大区域内都把海贝作为隆重的祭祀性礼品。并且越是重要人物的坟墓越容易发现有海贝。这个小小的海贝决非平常物品。我们真得问一问，海贝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个在某些区域伸手可得的生物不仅与黄金等价，甚至比黄金还宝贵，它们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第一特殊是，这些中国墓地中的海贝产地多与中国相距遥远，并且以印度洋中的阿拉伯海一带为盛①，最远可达南非。第二特殊的是，这些海贝不是普通的生物，它们是一种信物，是一种承诺。第一个特性造成了物以稀为贵，自然逐渐可成具有特殊价值的货币；第二个特征可以使其进入崇拜行列，跃升为祭祀神品。要符合这第二个特征，只能这样推测：中国确实曾经是中东或者非洲某国的殖民地，让我们把目光集中在红海沿岸，并且集中注意那些善水民族。
本来我们只能从这遥远地方的物品在中国腹地的出现作为两地相互文化交流的一个简单证据，但海贝在中国的特殊性，也就是“神圣性”，不得不让人想起古代常说的“赐贝”、“取贝”等事件可能就发生在中国和中东之间。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些海贝并非无限自由拾取，它是定量的，它因为路途的遥远是很困难的，所以不可能发生“通货膨胀”而影响中国地区的经济混乱，同时它是“换取”的：拿黄金换取海贝，并且必须交出黄金才能换取海贝似乎是一条铁律，“礼崩乐坏”的春秋之前是个道德社会，不可能对其中的规矩提出质疑。假如海贝真的来自这样一条途径，其实海贝就不可能仅仅承担货币的职能，每一枚货币上面承担着当时完全清楚自己故乡所在的人们对于“西土”的敬意、对祖先的崇敬，海贝寄托着中土人们对故国的绝对服从和无限思念。
在古埃及灭亡时，曾经有上千吨的黄金被亚历山大运到古希腊。那么埃及这个国家到底黄金储量和自己生产力之比如何就是个问题。实质上埃及这个大量使用金的帝国基本上不产金。中国的黄金矿储藏量有多少，从哪个时代才开始大肆采掘也需要考察。商朝已经出现金器，也就是说中国人从此时已开始炼金。中国既然不缺乏黄金矿，我们就要问古代中国为什么居然不是黄金流行的国度？换句话说，黄金有那么多的天然优越性弃之不用那是不可能的，那么中国的黄金到哪里去了？它真的应验了中国人的“民不藏金”的古训吗？如果中国是“民”，那么谁曾经是中国的“主”呢？
中国古代生产的黄金假如必须“交公”的话，那么中国人就只能发展一种中东人还不十分看重的玉了？
我设想，中国的黄金之于玉，正是西方王杖之于鼎。并且这个分别或者有意的等级出现是在早于或接近三代时期，这两个现象其实也不完全相同，但两者之间是有关联性的。
重新回到海贝的话题。在流传范围之广、数量之多、年代跨度之大方面看，我绝对不相信海贝到达中国是一些商人的个人行为，我认为这是一种有组织的、双方有约定的政治行为。但是我不敢肯定的是，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中会不会因为朝代的更替而发生种种微妙的变迁，这包括它们的运输、使用、价值，尤其是经济之外的价值转换。
哪天中国人彻底解决了先秦墓地中海贝的产生、运输、使用和分布问题，我想就基本上可以给“中国文明起源”盖棺定论了。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就下定论，不仅是荒谬可笑的，而且是愚蠢的，归根到底是不严肃、不科学的。
2004…04…22初写
2004…10…19修改
第三部分 运气第22节 “7”=“十”
假如说近几天来最震撼我的发现是什么，我可能要拿这个“十”字图片。在这张新石器时代的符号汇集中，我们熟悉的“十”字，或者说宗教的“十”字符号，它的意思并不是“10”，而是“7”。我原是不懂甲骨文的，最近翻看甲骨文证实了这一说法。今天中国人连小学生都知道“十”=“10”啊，这是怎么回事？可见商朝之后与今天的文化之间曾经发生过严重断裂。
这一“发现”非同小可，因为这个“十”字自新石器时代就在中国广泛出现，这说明了许多重大的问题。
我们以往只知道中东以及西亚、中亚地区有“七”崇拜，其实看来在中国自古同样有“七”崇拜。张光直先生与李济先生在谈及中国史前考古时都曾经说过：“为何有的数字（如7）频繁出现，而别的数字（如1、3、4）很少，有的数字（2、6、8、9）却根本未见”①，这足以证明在新石器时代中国是很崇尚和流行“七崇拜”的。反而到了后来，中国人不仅忘记了“七崇拜”，并且完全否认了这个历史。最彻底的表现在于中国人今天已经把“7”（十）当成了“10”。这个变化发生在什么时期将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它可能可以揭示出中国的文化大变革大约发生在何年何月。
为什么说这个“发现”非同小可还有一个意思。因为以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7”与“十”的纠缠，所以两者之间的联系可能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中国人揭开了他们之间的秘密，它对中东的文化研究是否有价值呢？中东人自始至终都了解这个秘密呢，还是他们也像中国人一样，由于时间的久远有关符号发生了一些变异，导致了“7”与“十字架”的最终分离呢？我现在没有答案。但是无疑知道中国人远古有“七崇拜”联系到中东是个令人兴奋的事情。
第三部分 运气第23节 牌坊是怎么立起来的
牌坊一贯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文化重要的一部分，尽管它在现代人看来更多浸染了妇女的血泪，因为在中国的牌坊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表彰高官厚德，另外一种则是为了颂扬节妇烈女。一旦能够以牌坊来昭显其贞节，则这样的妇女一定经过了常人难以想像的人生苦难。
牌坊这东西在中国似乎南方兴盛于北方，北方其实应该也不缺乏，但是叫法多为“牌楼”。总体今天在长江下游地区更多见，安徽地区有最大的牌坊群。这是不是也给了我们一个提示呢？中国西北地区比较少见这个传统。所以我们可以假设中国东部与南部地区接受了一个近似的文明体系，这个体系里包含了牌坊文化，其来路应该是走东南亚通道。
牌坊的来源以及名称都是我好奇的。查《辞海》中的“牌坊”：“中国古代一种门洞式的建筑物。一般用木、砖、石等材料建成，上刻题字，多建于庙宇、陵墓、祠堂、衙署和园林前或街路口。在建筑上起到入口标识、行进导向、组织空间、点缀景观的作用。其内容多为标榜功德，宣扬封建礼教，如功德牌坊、节孝牌坊等”。
我一直以为牌坊是中国独有的，当我看到印度一个佛寺门口的牌坊时吓了一跳，转而马上变为欣喜。这说明中国的牌坊有一个传播的来源，我估计印度的这个“牌坊”应该比中国所有的牌坊历史都早，它是石头的，因为立在印度最早的佛教庙宇前，时间可能已经长达两千多年。
帮助我关注到牌坊文化的其实并不是亚洲人，而是英国人拉尔夫孜孜不倦地在书中谈西方的类牌坊建筑与数学符号“Π”（小写为“π”）之间的关系。估计由于对亚洲文化的陌生，我上面的话题他从来没有涉及。他认为古埃及的许多建筑都有一种奇妙的数学关系“Π”，它很神圣，甚至英国著名的巨石阵中的石条就是“Π”。这个希腊语的数学符号“Π”的发音和中国的“牌楼”、“牌坊”之“牌”几乎一模一样！中国的这个建筑最初很可能就单叫“牌”，可能后来加上了性状词“坊”或“楼”。而“牌”这个词汇在这里的运用确实像一个莫名其妙的外来词，再看看形状，确实“Π”和牌坊的格局是相仿的，大模样和最基本的组成都是两竖一横。
拉尔夫认为22∶7是“Π”的近似分数值，所以古人才要一再将这一比率用在一些神圣重要的地方，包括用在金字塔。那么顺着拉尔夫的思路，以后我们也可以试着在一些牌楼上面看看这个分数值是否适合中国的情形。
不止如此，法国的凯旋门也被拉尔夫认为是一个相关的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