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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颉假如真有其人，我觉得应该是商朝人，这是个对文字进行综合考虑、进行重大组合改革的一个人。从多方面看“仓颉”这个人具有开放的国际眼光，他既综合了几种语言的特点，遵从了中国当时的历史语言现状，又调查了当时盛行的国际语言的规律，他肯定熟知中东的几种主要文字体系，最后他选取了单线条的象形文字——这是一种中和与妥协。甚至还可以说仓颉真的很与时俱进，因为单线条是一种讲求效率的文字，他选取单线条本身就是对新出现的字母文字的一种接纳，但是整体构字逻辑上还是多少参考了古埃及的特色。我认为他截取的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与“僧侣体”①的中间形态，既选取了单线条的方便与简单，同时又保留了象形文字——“圣书体”的特点。
一般传统认为山东省泰安市的大汶口文化是商文化的一个“源头”，我同意这个承续关系是正确的，但是并不认为那就是真正的“源头”。大汶口文化陶器上发现了一些双线条的符号，它们明显处于图画阶段，这不仅给商人创造的甲骨文提供了一个源流参考，而且也提供了一个时间上限。因为这些符号明显处于甲骨文的初级阶段，或者说它们根本不在同一时期，前者尚处于图画阶段，后者已经是标准的体系文字，所以再往前不应该有比这个更成熟的文字体系。
我认为，大汶口符号（见292页）来源于古埃及，推测主要有二：外形上与古埃及“圣书体”（俗称“埃及象形文字”）书写构造逻辑一致，为双线图画；某些符号可以直接在古埃及找到描状物原形，如“斧头”（见下图与294页图）。斧头在远古首先是一种礼器，甚至是王权的象征，所以它的形状以及出现都不是偶然和随意的，所以这里举出“斧头”也不是出于随意。这是早期的象形符号。
我认为大汶口符号与甲骨文之间有联系，但很明显还不能称为3300年前的甲骨文“源头”。它们之间有本质的区别，前者为符号，后者是文字，其间应该有其他的过渡。
一般人会把中国汉字的构造规律总结为“六书”，即：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我不得不说中国的“六书”与古埃及象形文字“六书”相合，没有差异。这个规律很明显，就不总结了，只举一例。毫无关联的象形文字组合出另外的抽象意义来，所谓“会意”是也。如古埃及文字中的兔子下面画上“水纹”表示“离开”的含义，取自“水”的流动性与“兔子”快速奔跑的特性。类似的逻辑看中国文字，如“人言”为“信”。
这个总体的规律本身肯定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古人向埃及人直接借鉴的结局。
除了“六书”，他们的书写顺序也都一样。一般多为由右向左书写，从上到下书写也很多见。但是由于当时没有规范意识，所以从下到上书写顺序以及从左到右的依然可以找到偶例。由于原始性，甚至字的方向也不整齐划一，偶尔“乱来”似乎也是允许的。
我不准备使用传统“严谨”的学术手法来说明中国汉字与中东文字之间的联系，我准备使用“牵强附会”的方法，因为中国汉字是把几种文字融会在一起重新分配读音和拼写之间的关系的，所以只要寻找到字形的运用和读音的某些接近，就可以从量上说明问题。全部的对应那不可能。这一点值得提出，甲骨文抛弃了古埃及圣书体的审美功能，提炼了文字的实用功能。应该说尽管有一些甲骨文书写确实不难看，但是整体看这些文字真的并不美丽，充满了最初的“捉襟见肘”的感觉，某些字简直不能叫“字”，是标准的拼凑 。
古埃及象形文字字母表①
这是从一个台湾网站直接下载的一个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字母表，准确地说，是“发音字母表”，没有发音的符号是大多数，没有放在这里。但是这些为数不多的发音字母依然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有趣的通向甲骨文的以及以后汉字的发声线索。遗憾的是，并非我们可以找到所有令人满意的对应。埃及象形文字一般讲只有辅音没有元音，按照中国语言讲就是有“声母”无“韵母”，后面的“元音”是人为加进去的，最“正确”的发音方法是“接近”就可以了，至今没有证据说它们除了那些辅音外应该带怎样的元音读出来才是正确的，所以读者可以随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必须的。“严谨”与“准确”在这里行不通。在中国的南方，尤其是粤语地区，至今许多语言里似乎还保留着多辅音少元音的现象，比如“端午（节）”在粤语中就是“Tuen Ng”，类似现象是否是古埃及语言发音的遗风呢？可以研究讨论。
汉语、甲骨文与发音埃及象形文字的简要对比如下（亦可参考本书144页字母表）：
第一列与第二列中的“羽毛”发音都接近中国的“羽”（）。中国的“羽”字可以说也借鉴了腓尼基字母（），这不奇怪，腓尼基字母本来就是来自古埃及的象形文字。这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词的发展轨迹，甚至可以看到发音接近。由于英语的根源在希腊语或者腓尼基语，所以我们可以说英语的字母“E”与中国的“羽”或者说“习”原本是同源的，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国曾经在4000年前差点与西方语言文明融为一体的可能，另外也为汉语中的某些文字与西方文字中奇特的关联感到实在有趣，中国的“羽毛”与英文“E”之间的“象形”与历史转变让我们也深切感受到历史的“疯狂”！让无数人头疼的“外语”曾经是或者差点成为我们的母语，假如不是层层破解谁会相信。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在2003年初出版了一本名字为《形象分析巧记英语3000词》的书籍，竟然讲的是英语的“象形”根源，我是不奇怪这一思路的。
发音为“w”实际表示为“鸟”，这为中国古代的“鸟”、“乌”同源找到了根据。从图画上看，这确实是一只鸟，但是它确实发“乌”的音。“金乌”在中国话里本身就是“鸟”的意思，“太阳鸟”。这个图形常常被中国人称为斡旋纹，从这里我们或许看到了它的“吉祥”，因为它与“太阳鸟”在一起。起码我们知道这个“斡旋纹”读“w”，不过确实它与“斡旋”的“斡旋”有点关系，因为“斡”读“wo”。
接下来的读B，中国的“步”（bu）正是“脚”，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
这个形状读P，确实汉语里找不到联系，但是作为一个偏旁部首“口”却是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了。居心叵测之“叵”（Po）不知道是否可以联系上。
是一条蛇，读“f”。在中国字中，恰有“蛇”是读“fu”的。蝮：别称“草上飞”，土公蛇，爬行科，蝰科，一种毒蛇。除此之外，中国古代还有“肥遗”，指双尾怪蛇，很明显“肥遗”是一个外来语，并且请注意第一个字母读“f”。
这是个猫头鹰，在埃及读“m”。到底中国的“猫头鹰”是后来的象形说法还是古来从埃及人就叫猫头鹰，这是个疑问，但这个鸟在中国也开头读“m”毫无疑问。
这个符号在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大量存在。所以我对这个符号尤为关切。我甚至在彝族今天使用的一些鸟形符号里还看到过它的出现①。现在我终于知道它的发音了：“n”！我猜想它在书写的时候并不太注意到底打几道折才算正确，总之根据视觉效果有三道以上的弯都算这个字了。这个字经常与其他符号合在一起使用，但它还有本身的意义，表示“水”，尤其是三道并列的更为常见，大概那表示“大水”了。有“水”的意义，加上发音“n”，怎么都脱不了与“尼罗河”的干系。所以会经常抽象出来表示其他的一般“河流”与“江水”，在中国最初的文字里，“泥”（ni）这个字恰是“河流”的意思。《说文解字今释》②：“从水，尼声”，“泥，水名，泾水支流，即今甘肃省庆阳地区的东河及其下流马连河”。受这个启发，我也突然想到那条著名的屈原沉身的“汨罗江”，其实很可能就是“尼罗河”在中国的再命名，“m”、“n”之音在中国的互转现象非常普遍。而中国《诗经。新台》中的“新台有，河水弥弥”恐怕“弥弥”正是如“尼罗河”一样。浩大的意思。
这个字母在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中念“H（喝）”，中国的甲骨文“”不仅取其发音而且采用了其形：桓、 徊。或许由于“轮回”的宗教理念，这个符号自古在中国的各种器皿上大展宏图，到处都可以看到它的形状，但是中国人似乎多称呼其为“云纹”。其实这个字所演化出来的符号根本不是中国独有的，从古代的地中海东岸到大漠北方，它都很常见。
很明显中国字的“丝”（）来自埃及的，从甲骨文就会看得很明确。但是“丝”读“si”，这里发“h”，中国字里是不存在“hi”这个字的，但是我怀疑这里的“si”是曾经在古音里读过“hi”的，中间加一个“x”的过渡就比较容易看清之间的联系了。
这个圆形的东西在埃及人那里发“q”，中国这里“圆形”为“球”（qiu），可谓音形皆备！
这个埃及字母作为中国甲骨文的偏旁部首出现时几乎所有的有关皆与“走动”“站立”有关，表示与腿的动作有关的意思，比如“迁徙”的“徙”（），不过这里确实有牵强附会的嫌疑，因为我认为变形演化为了之后才普遍出现的这个意思。
这像个“草筐”，中国的“筐”确实发音“kuang”，所以来自“”应该说有一定根据。
这个埃及字母读g，它的形状表明是个“搁架”。中国古代的甲骨文里应该有个字与它对应，那就是形状丑陋的“鬲”。这是我见过的最难看的古代器皿，用奇形怪状来形容它最好不过，据说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