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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六年，于成龙以总督卢兴祖特荐，升任四川合州知州；四川经明末之乱，张献忠杀人如麻，几千里人烟萧条，合州老百姓只有一百多人，赋额只有十五两银子，而大兵过境，供应浩繁；这样一个地方，于成龙有本事在一个月以后，能够增加到一千户人家，免摇役，办农贷。搞到欣欣向荣时，他又调了差，这次是当湖北黄冈同知。
同知是武职文官，手下有兵，职司治安；黄冈有一处岐亭，出强盗，白昼行劫，肆无忌惮，历任同知都无法捕治，于成龙化装成一个乞丐，深入盗窟，共同生活了十几天，把他们做的案子、藏匿的处所，打听得清清楚楚。回到衙门，发兵逮捕，如瓮中捉鳖，捉了来审问；叫强盗抬头看了看，才知道是一同起卧的那个“乞丐”，自然不须狡赖。经此一治，黄冈就再无强盗立足的余地了。
康熙十三年，于成龙署理武昌知府，遇上吴三桂造反，大军征剿，命于成龙在岳州造浮桥，刚刚造成功，山洪暴发，冲毁了浮桥，因而丢了官。后来因为招抚盗贼的功劳复职，以后一路扶摇直上，升道员，升福建按察使，升藩司，康熙十九年升为直隶巡抚，皇帝召见，嘉许他为“天下清官第一。”
于成龙在直隶时，属下的另一个于成龙，正当通州知州，此人字振中，汉军镶黄旗人，由荫生当直隶乐亭知县起家，也是个极好的好官；所以老于成龙调任江南、江西总督时，特地奏调小于成龙，升任江宁知府。
老于成龙已经死了，皇帝此时所问的是小于成龙。汤斌一到任就听说此人能于而清廉，善政极多；当时便极口称赞。皇帝便说：“我预备要升他的官。他跟靳辅同旗，如果和衷共济，河工一定会大有起色。下游到底该不该溶，我亦不能听靳辅的一面之词。你回任后，细细打听地方父老的意见，看是怎么说法？定了定旨，我派于成龙去帮靳辅，务必要除河患，方能于民生有益；踵事增华，开几条大路，造些大房子，而老百姓常常泡在水里，这叫什么善政？”
汤斌衔命回任，立刻遵照旨意，亲自赴沿河各地，问民疾苦。
老百姓对地方兴革，什么是批政，什么是好事，大致都是众口一词，唯独对治理黄河，意见不一，有的说筑堤束水的好，有的说应该溶深海口，因此对靳辅的评价不一，而不满他的，却居多数。
这就使得汤斌很诧异了，无论如何靳辅的勇气毅力，清廉勤劳，是有目共睹的；而且治河七年，功绩俱在，这样的人，还会不得百姓拥戴，岂不教天下清官和好官寒心？
访问得多了，汤斌终于明白了老百姓对靳辅的不满，是因为他为了增加国库的收入，将下游涸出的土地，改为屯田，老百姓领种必须纳粮。虽说为了偿还工程费用，但频年灾荒，还属于与民休息的时期，汤斌亦觉得靳辅的做法，还有斟酌的余地。
但是，对于靳辅的另一个计划，汤斌却是衷心赞扬。从来治黄河，必兼治运河，因为黄河不但与运河相通，而且有一段是黄运不分的；这一段是起于淮阴西南的清口，往西北一百八十里，借用黄河为运河，然后在宿迁以北再人运口；这一百八十里风涛险恶，南来的漕船，一不小心就会沉没。靳辅的计划，就是要避去这一百八十里的风涛之险，他预备从宿迁北面的骆马湖，开一条渠，到张庄地方，定名为“中河”；这一下，运河的船只，出清口几里路，就可越黄河而北，自中河人运河，比较方便安全得多了。
这时参与河工的还有一个于成龙，他由江宁知府擢升为安徽按察使，奉旨帮助靳辅治理黄河上游；他的意见与靳辅不同，认为开中河毫无用处，仍以疏溶海口为宜。汤斌也参与会议，因为对治河还未有深切的研究，所以无从判断其是非，只能奏请朝廷裁决。
河工虽然紧要，到底有专人在负责，不至于使汤斌增加额外的负担，在他的本职范围内，有几件大事要办，第一是清理田赋；江苏赋额特重，苏州、常州两府的赋额，与大省一百多县的总额相等，每年征收不足，欠额愈积愈多，部里要求新旧并征，以致十天之中，倒有七天是比期；老百姓固然欲哭无泪，各州县官亦受累无穷。彼此为了顾惜功名，或者皮肉少吃苦都是正赋不完，先送红包，希望不要追比得太紧。这一来，新旧两欠就永没有完得清的时候。
汤斌知道了这些情形，特地召集属下县官到省，开诚布公地说：“你们送上官红包，由于上官是巧宦，将来升了官可以照应你们。可是，我告诉你们，现在来做江苏巡抚的——一就是我，已经绝意升迁；我将来亦不会升官，亦无法照应你们。那么，我倒请问你们，何苦拿了公款来贿赂我？过去的不谈，从今以后，一起改过，如果你们称职。我能提拔你们的一定提拔：如果不称职，只要不闹亏空，即令考成不好，罢官回去，还可以安享余年，想想看，你们常常提了前任官员的妻于，查问产业，追比亏空；他们的亏空，就是送上官红包闹出来的。如果不改，你们的妻子又会为后任追比，何苦来哉？”
江苏的州县官，在任往往不满四年，移公济私，挖肉补疮，只求敷衍得上官在眼前不要追比赋追得太严；卸任时会发生怎样的后果，无暇计及。尤其是余国柱当巡抚的那两年，只求大饱私囊，根本不顾属下的死活；现在大家听得汤斌这一番大破积习、扫除阴霾而见青天的话，无不振奋鼓舞，磕着头说：“这一下有活路了。”
但是，汤斌也知道光是他不要钱，还是不够的，所以又找了司道来说：“我不要你们的钱，你们不准要知府的钱，知府不准要州县的钱，州县不准要书办、百姓的钱。谁要钱，谁负责任，这是要刷新整个风气，我不能容许‘一粒耗子屎，坏了一锅粥’”
“大人的告诫，属员一定听从。”有个道员说：“只是属员有属员的困难，也得求大人体谅。”
“你说。”汤斌这样保证，“只要真的有困难，我一定替你们设法消除。”
“京朝官员，过境甚多，供应浩繁，赔累不起。”
“要如何供应？莫非顿顿要吃海菜席？”汤斌又说：“供应过境官员，一荤一素就可以了，准予在公款开支，其余夫马等等，一概按照规定办理。如果有噜嗦需索的，把他送到我这里来，我自有办法处置。”
“这就是了！”那道员欣然说道，“有大人担待，属员乐得省事。”
由于汤斌的清廉耿直，言行必符，早已为京中官员所知，因而公差路过江苏，都绝了妄念，鼓掉而过，一概不扰。司道州县既不必糜费招待，更不必送什么红包；自然也就不必动歪脑筋去“找外快”。江苏的政风，在短短几个月内，丕然一变。
官员清廉，百姓的负担减轻，完纳钱粮，当然踊跃；汤斌又一再奏请减赋，免除旧欠。凡是能够使得百姓获得实惠的事，无不全力以赴；同样地，足以骚扰地方的举动，无不禁除。
有个县分，上了一张禀呈，说是这一县湖荡中的莲子、芡实，出产甚丰，照例应报部列为贡品——进贡到京，备皇帝食用。
汤斌接到禀呈，批了两个字：“不准！”
“不准！”是不准报部。想出这个花样来的是一名积年书办，藉此想立个名目，好假公济私，从中侵吞；巡抚衙门的书办跟他有勾结，他向汤斌进言：“大人，这是例规，地方上出产了好东西，照例要进贡。”
“例自人作。”汤斌这样回答他：“宽一分则老百姓受一分之益。而况莲子、芡实，不是年年丰收；一报部就成了定例，遇到歉收的年分怎么办？”
就因为他这样处处顾念百姓的利益，所以半年工夫，就受到江苏人极深的爱戴，令出必行，心悦诚服；到了这样的地步，汤斌知道可以着手来移风易俗了。
苏州妇女好人庙烧香，崇奉淫祀。这是汤斌在京里，就听人说过的。改革风俗，他首先从此人手。
汤斌在京里与有名的诗家号渔洋的王士祯相熟，他是顺治十二年的进士，授职扬州推官，一做做了九年，对于江南的情形，极其熟悉，汤斌受命赴江苏之前，曾特地向他去请教江苏的民情风俗。
王渔洋对于苏州相当不满，他说：苏州人有嗜好，斗马吊牌，吃河豚，敬五通神。又说：苏州妇女人寺庙烧香，招引游蜂浪蝶，最是伤风败俗的陋习。
汤斌不愿先人之见亘在胸中，所以王渔洋的话虽记在心里，却不愿一到任就出告示，雷厉风行地禁止；同时刚接印就忙着接驾，随后又扈从到江宁，忙得连公事都在船上办，自然顾不到此。
接上来是报灾、勘灾、清理漕粮，奏请减免缓征，这都是与民生有关的要务，当然也没有工夫去问，如何妇女人寺庙烧香，会做出许多伤风败俗的事来？这时细细访查，才知道王渔洋所说的“三好”，除了吃河豚是个人轻生以搏口腹之欲，与人无尤亦无害之外，其余斗马吊牌，敬五通神，其害不可胜言。妇女人寺庙烧香，实在是“冶游”，无怪乎伤风败俗了。
汤斌曾经微服私访过，烧香妇女的装饰，首先就让他看不入眼。如说敬神还愿，虽是迷信，但是持一片虔敬，也还罢了；浓妆艳抹，顾盼生姿，这哪里是来烧香？上焉者，借“烧香”之名，禀明翁姑，名正言顺地出来游逛；下焉者，简直就是来觅外遇。
而且烧香应该只在佛殿，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