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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国家的，都随时准备玩一把情报买卖。因为无需顾忌官方态度，各国情报机构
的工作难度大减，对我们也一样。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找准几个没搞清我们身份的恐
怖组织，用钱收买若干头目，哪怕以后情况有变，损失的也只是钱。我逐渐和那些
俗称“沙龙间谍”的人疏远了，他们只会给你一些敌方有意假人之手散播的情报。
我开始接触没有头衔的小人物和下层军官，他们反而能帮我接近军队高层的真正实
力人物。当然，这种危险系数也更大。
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旅行很有些刺激性。我太喜欢这种自由自在了。没有过去
也没有未来，只要考虑现在，坏的现在或者好的现在，都有可能出现在你面前。而
东方国家所特有的氛围强化了我的这种感觉。这里几乎没什么时间概念。和西方奉
秩序需要为社会准则大不相同，这里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节奏在生活，没人把汽车
或者电视节目的时间表当回事。我和这些很合拍，所以虽然身负重任还是感到轻松。
一次次“旅行”的压力是一种活命的压力，因为这里的命一点也不值钱可以说是一
文不值。老百姓也有同样的恐慌。他们从不把这种恐慌从外表和举止上流露出来，
可是那些和你在市场上擦身而过的、迈着缓慢悠长步子的人，事实上就充满了焦虑
和不安。但他们和西方人不一样，他们节制而不外露。即便是在谈论死亡——不，
特别是在谈论死亡的时候，他们也会突然微笑。 我对自己的伪装身份感觉良好，很快融入了他们的社会。我终于有了机会，能
让自己奢侈地享受一次重返自我世界的久违感觉。和训练相比，实地工作对我来说
是小菜一碟。这自然也是多夫所要的效果。
我利用自己的双重身份。一方面，我用欧洲人的眼光来打量这片土地，在差不
多十五年的时间里我一直接受着这种地缘政治的影响，而且完全是倾向于阿拉伯人
的地缘政治。另外，我还有以色列人的视角，更接近，更真实。我在两者之间转换，
这使得我更理解我的以色列同事，
而比西方人多一些审慎——更准确地说，是多一些清醒。
我最终和当地的线人建立了非常不错的关系，他们帮我做了不少事。这些人因
各种原因而成了强权的牺牲品，要么是被无端怀疑为政敌的知识分子，不愿参与酷
刑的医生，要么只不过是个和社会脱节的人。他们自告奋勇帮助我成立情报站。只
需要证实他们的可靠性，以及一旦遇到有人告密他们神经的坚强程度。在这个国家，
每个人都有可能出卖自己的邻居，父母，亲兄弟。与其被哪个忠诚的邻居连带告发，
不如尽快把亲人亲手交给军警。
在这种疑虑重重的氛围之下，我要找个可靠的对话人也不是件轻松事。最重要
的是，我也得判断对方的动机。去做叙利亚人的潜伏间谍可能是个好办法。只有一
个途径：试着接近，然后慢慢混进去。当然，我懂得识别那些可能泄露对话人弱点
的迹象，但最后唯有经验能真正判断一个人是可靠还是不可靠，是执行双重任务还
是单纯的惟利是图。
有意思的是，这些行动除了教会我宽容之外，还教了我利用人的缺点胜过利用
优点。我打过交道的有些人，是我所见过的最爱撒谎、最势利和最惟利是图的人，
他们却表现得非常安全可靠。一来是因为他们比较容易预见，再则，他们不算计人，
而只求以最小的代价换得及早脱身。反而是那些所谓正直守信的社会精英人物，我
在他们中间看到过亲手拷问自己孩子的人，因为他们不幸妨碍了丑恶的政治准则，
比如要求民主。那些不惜用严厉手段排除思想和生活异己的人才是最危险的，社会
却颂扬他们。因为经常和这种极端的人打交道，我得以确立了自己一套价值标准。
一切都从那天的演讲集会开始，它让我亲眼目睹了我的人类兄弟怎样完全丧失人性。
在叙利亚我整整逗留了两天，这期间接到了第一个“接头”通知。整个过程十
分利落。地点在集市，当我爱不释手那些新鲜时令水果的时候，一个蒙着黑色面纱
的老妇人挤到我身边。她拿起一颗菜，开始喋喋不休地唠叨怎么才能挑到好东西。
她语速快到夸张，声音又大，还怒气冲冲的。小商贩们对这戏剧性的表演没什么反
应，估计是习以为常了。我则专心听她话里滑过的一些关键词。最后老妇把手上一
直挥舞着的柿子椒对着我丢过来，算是结束语。我微笑着接住，和旁边其他人一起
取笑了她两句。然后我不声不响买完东西，而老妇也在众人无动于衷的目送下走远
了。
第二天，我按照柿子椒里藏的地址找了过去。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运行正常，和计划的没什么两样。只是我过于专注，所以
感到疲惫和紧张。要想达到最佳生理承受状态估计还需要几个月时间。我继续往约
会地点去，走走停停，尽量不引人注意地审视四周情况。再远处就到村边了，我看
到接头方示意此地安全的暗号。一切正常。我粗略扫了一眼，没发现任何可疑之处。
外面只有一个值夜的人，看起来不堪一击。确信安全之后，我按说好的时间到达指
定地点。
一个陈设繁复的房间里，三个男人坐在一张质地松软的纯毛地毯上，地毯上面
还饰有金凤花图案。迎接我的是沉默，同时还有不信任和客气。我找了一个角落，
靠门坐下。好几分钟里大家都在互相打量。我先开口打破了沉默：
“能说说你们的动机吗？”
像是为主的那个人回答：“政治原因。”
对他来说，这绝对是个最危险的回答。他说这话的时候很坦诚，如释重负的样
子。他的同伴则显得不太高兴。于是他马上跟受到了伤害似的，戒备地看着我，好
像在说，如果我以此为武器来攻击他，他随时准备反击。我没做任何表示，继续提
问：坐过牢吗？眼下有没有被人监视？能作些什么？家庭情况怎样？
他们的回答很简短，没什么破绽，像是事先准备好了的。接下来就是政治讲演
了，什么各自的期待和幻想哪，一心要成为有教养的人和有见地的知识分子啊，诸
如此类。我和他们一起乐，一本正经地聆听，表现出很有兴趣的样子。他们终于放
松了，目光中充满喜悦。这几个人动机单纯，对执政独裁者的厌恶表露无遗，但神
经过于脆弱。我不可能和这样的人一起工作。他们太敏感，太容易受伤。我直言不
讳，他们表示理解，并给我推荐别的同伴。
“他们挺坚强的。被捕过几次，受过酷刑，但从来没有出卖过兄弟。去见见勒
富吧，他刚用装病的办法从监狱出来。你可以用我们的名义找他去。”
我谢了他们，勒富这种人正是我要找的。
这个勒富住在一个孤零零的小村庄里，周围全是漫无边际的沙漠。为了到那儿
去，我搭上一辆一周才发车一次的大巴，奇慢无比，又热极。我不断反胃，这是在
以色列时落下的毛病，一紧张就犯。
就算到了目的地，没有警察的允许私自也接近不了勒富。他四周有不少暗探，
从他们满脸的狐疑和对病人漠不关心的样子就看得出来。幸亏有上一拨接头人的指
引，我以护士身份拜访了当地的一个医生。他很是慷慨，让我和他年迈的女佣同住
——准确说，是允许我在女佣房间里铺上一张旧席子睡觉。我十分感谢。接连一个
星期，医生给我派些日常护理工作，这里那里的跑。等全村人都认识我之后，他终
于带我去了我想去的地方。
勒富躺在屋里面，房间冷冰冰的倒是很像医院的病房。在他身侧有两个持枪的
男人，与其说是保护，不如说是监视。他说话语无伦次，时而一动不动时而手舞足
蹈，两眼也直愣愣地。如果不是有那么一两秒钟我捕捉到他眼里闪现的目光，炯炯
而智慧，仿佛一直看进我灵魂深处，这里躺着的俨然就是一个疯子。我不由得笑了。
他也笑了，两眼一直盯着我。随即他又回复到疯狂状态。医生马马虎虎地检查了一
遍，心不在焉地问了几句话，然后向旁边的人要几样东西，目的是把碍手碍脚的人
支到房间外面去。
终于只剩下我们了。急切地，勒富投来探究的目光。我压低声音，告诉他：
“我想要找神经坚强的人，为我传递消息。不算复杂，就是能够让我信赖的警
报员。”
他摇摇头，示意我靠近点。都快脸贴脸了，他目光熠熠地看着我，说：
“下周四到这个地方去，注意瘸着走。我相信你。你心地善良，这我能感觉得
出来。你会给我们带来好运的。真主保佑你。”
我向他告辞，心中充满尊敬之情。这种尊敬并非因为他那些充满东方式睿智的
话语——它们就像过甜的糕点，令我不太舒服；尊敬是因为他所经受的磨练还有他
的勇气，这勇气使他能够继续日复一日永无止境地战斗下去。
勒富成了我的盟友，表现得勇敢而且智慧。四年后我获悉他的死讯。他生活的
小村只有两百居民，前来参加葬礼的人却超过六百。在这些人当中，差不多三分之
二的人被警察抓了进去，一百四十三人在监狱里关了两个多月。这些数字可能有夸
张的成分，不过专政机器确实开动了。我会时时记起他，勒富。
第二个星期四，我来到勒富指定的地点。这是一个中等城市里的贫民区，由于
定居点政策才得以诞生的。我知道有人会来接自己，所以下了车就径直往前走，并
按约好的那样，一瘸一拐。我做出很熟悉这地方的样子，目不斜视，好像对去哪儿
心里有数。负责等我的人很快会认出我来，如果因为我表现失常而给他们添麻烦就
没必要了。说实话，我自我保护意识很强，总是担心被人出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