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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是属于典型的同性恋者，即有过三年以上的同性恋经历，百分之四是完全的同性恋者。他并且认识到同性恋不一定就是精神疾患，同性恋并非均属病态人格。
由于偏见和无知，对“人类机体”最严重的歪曲是人类的性事。广义、单纯的生物性所需要的性活力和性关系，随着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便已荡然无存。宗教禁令、法律形式、道德规范、人群态度、种族地理环境、文艺表述、亚文化模式等，塑造着又改变着人类的性面貌。一切解构、挑战、不屈从于成型主流性行为图式的性行为，一直受到调整、压制、打击，但性面貌也就是在斗争中改变的。
性问题并不是依附于主流历史的无足轻重的附属品。广义上来说，也即从“我们皆人”这个简单事实出发，性问题应一直处于人类社会的历史中心位置，只是以“伪饰”、“讳饰”的形式作为社会活动的主要动力之一，为人所不全知。对其复杂性、个体性、无休止的冲突性把握上，我们还只是处于臆测阶段，未窥全貌的事实是明显的。在弗洛伊德到福柯之间，金赛这个性的揭示者的历史意义无疑是积极的。迄今为止，性史学家仍然认为，他们收集的最大量的人类性表现的材料说明，在公众社会道德和今天迷惑着我们的个人性表现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对金赛的一些个人行为的争议性，也反映着这样的状况。他所致力的一些行为究竟有没有影响他那有着里程碑意义的工作性质？这依然是性科学界至今仍有争议的问题之一。金赛是无可辩驳的双性恋者和有自残倾向的色情受虐狂（影片《Kinsey》中就涉及了包括自残外阴在内的许多性行为）。他允许他学术圈内的已婚成员（包括他妻子克拉拉），可以公开乱交。他不仅观察他们做爱，而且让这些性行为在他的顶楼上被秘密地拍摄下来。我们是该以科学的还是道德的眼光来看待这些行为？有时难免是个棘手的问题。
我们来看与金赛同时代的性学家约翰·布罗托斯·华生（1878～1958）的研究遭遇。他立意对人类性交时刺激与反应之间的关系进行客观的实验研究。这是一项超越时代的科学研究，他找不到受试者，纵使做自体实验，他的妻子也不愿合作，他只好与一位愿为科学而献身的女助手从事性交的科学实验，并且获得了不少有关性交时性反应的生理和心理资料。但由他妻子的申诉所引起的离婚，特别是法官和新闻界耸人听闻的宣传，使华生于1920年不得不被迫辞职，改做广告业，度过余生。直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由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两人组成的研究组才突破了这一禁区，他俩在门诊所对人类的性行为进行全面的研究，他们采用现代化的实验技术，如用心电图、脑电图来记录性刺激和性反应；用与透明塑料阴茎相连接的摄影机来拍摄模拟性交和实际性交中阴道的变化；同时开展有关婚姻和性生活的临床咨询业务等。他们被认为是现代性医学的奠基者，性科学的权威。
作为被称为“同性恋活动家”的比尔·康登编导的《Kinsey》，将金赛这个人物视作所谓“没有廉耻心的先知”和一个“在他的有生之年终于受到唾弃而不受赏识的先驱”的界定，其实没有争论的必要。对个体的理解，有时连个体本身都无法实现。我们对人物的界定往往只是依据现象，依据我们自以为是的知。但是我们至少应该认识到，如果没有金赛和与他十分相似的其他的先驱和探索者，追求客观、真实的心理学家、性医学家、性史学家、性社会学家，那么我们对我们生活世界的了解，还处在蒙昧状况。因为他们，我们知道了不少有关我们人的性知识，又正是因为他们所受到的阻力、误解、打击等，我们还有太多的待综合和具化的未知。
何人绘得萧红影
？ 桑 农
最近读到一本《我的婶婶萧红》，作者是端木蕻良的侄子。其间许多文字，显然是在为他叔叔申辩。此前还有一部《端木与萧红》，也有此动机。而该书的作者钟耀群，是端木蕻良的第二任妻子。作为端木的亲人，出来澄清一些事实，是在情理之中，可一厢情愿地要证明两人的婚姻多么美满，未免矫枉过正。
人们对端木蕻良印象不佳，是有事实依据的。端木的某些行为的确让人看不过去。例如新婚不久，先行赶往重庆，将怀有身孕的萧红一个人留在战火纷飞的武汉。还有在萧红生命垂危之际，将她托付给骆宾基，自己却很少去医院看望。这里面可能有一些难言的情况，但不管怎么说，他无疑是未尽到丈夫的责任。关于他们婚后的生活，还有许多对端木蕻良不利的描述。绿川英子在《忆萧红》一文中写道：“我想到微雨蒙蒙的武昌码头上夹在濡湿的蚂蚁一般钻动着的逃难的人群中，大腹便便，两手撑着雨伞和笨重行李，步履维艰的萧红。在她旁边的是轻装的端木蕻良，一只手捏着司的克，并不帮助她。她只得时不时地用嫌恶与轻蔑的眼光瞧了瞧自己那没有满月份的儿子寄宿其中的隆起的肚皮——她的悲剧的后半生中最悲剧的这一页，常常伴随着只有同性才能感到的同情与愤怒，浮上我的眼帘。”
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对萧红与萧军共同生活的回忆中。据说，当时有人看见萧军和萧红一起在街上走的时候，萧军大踏步地走在前面，萧红在后面跟着，很少看见他们并排走。当我们为萧红和端木蕻良的结合而惋惜时，是否想到，她和萧军在一起的日子就是幸福的吗？不错，是萧军将萧红从危难中拯救出来，是他们一起从东北逃亡到上海，一同见到鲁迅，加入了左翼文学阵营。可在日常生活中，萧军给萧红带来的是什么呢？虐待、蔑视、背叛，该犯的错误都犯了。萧红去世后，他居然还说：“作为一个六年文学上的伙伴和战友，我怀念她；作为一个有才华、有成绩、有影响的作家，不幸短命而死，我惋惜她；如果从‘妻子’意义来衡量，她离开我，我并没有什么‘遗憾’之情！……也许可以这样说：在文学事业上，她是个胜利者！在个人生活意志上，她是个软弱者、失败者、悲剧者！”殴打了妻子，却不许她在外人面前掩饰；让第三者珠胎暗结，还不许妻子难过、抱怨，否则，就是“个人生活意志上”的“软弱者、失败者、悲剧者”，这便是萧军“男子汉”的逻辑。
萧军和端木蕻良分属截然不同的类型，一个是所谓硬汉，一个是生性娇惯，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具有悠久传统的大男子主义。男性的自我中心，使他们无视萧红作为女性的身心需求。像绿川英子所说的“只有同性才能感到的同情与愤怒”，他们是无从察觉的，更不要说做到许广平那样感同身受的体贴。许广平《追忆萧红》中写道：“她（萧红）同时还有一种宿疾，据说每个月经常有一次肚子痛，痛起来好几天不能起床，好像生大病一样，每次服‘中将汤’也不见好。……（我说）白凤丸对妇科不无效力，何妨试试？过了一些时候，她告诉我的确不错，肚子每个月都不痛了，后来应该痛的时候比平常不痛的日子还觉得身体康强，她快活到不得了。等到‘八一三’之后她撤退到内地，曾经收到她的来信，似埋怨似称谢的，说是依我的话服过药丸之后不但身体好起来，而且有孕了。战争时期生小孩是一种不容易的负担，是不是我害了她呢。后来果然听朋友说她生过一个孩子，不久又死去了。不晓得生孩子之后身体是否仍然康强，如果坏起来的话，那么，真是我害了她了。”
几乎所有的萧红传记，都没有认真对待以上这段叙述。现在看来，这里所体现的身体关怀，才是对一位女性真正的关爱。除了要承受战乱、饥饿、繁重的家务、感情的折磨，萧红还要承受妇科病、怀孕的负担、产后的虚弱。这一点，被人们忽略了。在大家眼中，萧红只是一位女作家，很少有人想到她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女性。不是得了肺炎、得了癌症，才叫有病在身。身体的不适引起精神的忧郁，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多愁善感、小资情调。萧红一生遇到的男性，无论是萧军、端木蕻良，还是早年的汪恩甲、临终前相伴的骆宾基，都从未想到这一层。在一个男性中心的社会里，萧红的悲剧是宿命的。面对根深蒂固的男性霸权，她只能是一个“软弱者”、一个“失败者”。弥留之际，萧红终于有所醒悟，感叹道：“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却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许多人还忽略了一点，萧红与萧军离异，并不在他们婚姻生活最危机的时候。肉体的和精神的伤痛都忍受过来了，萧红与萧军一同加入到抗日文艺队伍，崭新的道路在面前展开。可值此之际，他们分道扬镳了。萧军在《从临汾到延安》中，记述了两人分手前的争吵：“你去打游击吗？那不会比一个真正的游击队员更价值大一些，万一牺牲了，以你的年龄，你的生活经验，文学上的才能……这损失，并不仅是你自己的呢。我也不仅是为了‘爱人’的关系才这样劝阻你……这是想到了我们的文学事业。”“人总是一样的。……为了争取解放共同的奴隶的命运，谁是应该等待着发展他们的‘天才’，谁又该去死呢？”“你简直忘了‘各尽所能’的宝贵言语，也忘了自己的岗位，简直是胡来……”“我什么全没忘。我们还是各自走自己要走的路吧……”“好的。”
这以后，萧军真的一个人走了。等他再见到萧红，端木蕻良已经取代了他的位置，一切都无法挽回了。萧红在萧军和端木蕻良之间做出的选择，是深思熟虑的。端木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他至少不会有家庭暴力行为，也不会在感情上背叛她，而更重要的是，他欣赏、鼓励和支持萧红从事她视为生命的文学事业。这些都是萧军所不能给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