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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实现了医生和病人的身份合一。这或许是领袖为构建他心目中理想社会而有意进行的制度设计。杜文杰有一句话口头禅：“如果村村都有医疗室，还要我们卫生院干什么呢？”这证明了医疗权力的下放对知识专制至少在理论上具有抑制作用，尽管它在实践中有一定难度。
“赤脚医生”运动在制度层面上有它的迷人之处。“赤脚医生”的农民身份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医生的社会特权，使对身体的管理、修复和重建的主体，由他者变成自我。由于“赤脚医生”是由公社挑选的，所以，“赤脚医生”基本上是以农民代言人的身份出现的，由此可以实现病人的权利保障。
但问题至此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赤脚医生”毕竟还是医生，而不是病人本身，如福柯所说：“病人不过是一个外在事实。”〔14〕于是，把医生归入纯技术领域的思路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医生如果要弥补他们与病人之间的鸿沟，必须承担起道德责任，把自己视为肉体的教士。这不仅仅归因于中世纪以后，欧洲已经拥有了灵魂与肉体密不可分的概念，对肉体的治疗，等同于对精神的治疗（以后精神医学的发展更是如此），因为它化解了生命中最大的矛盾和困惑，减轻了人们对于身体的惶惑和对死亡的恐惧；更重要的，这透露了人们对于医生谨慎的怀疑态度——医生（尤其是外科医生）从事的工作是对我们的身体进行重塑乃至改造，那么，他们的一举一动必须按照上帝的旨意进行。福柯指出：“由于医学变成一种公共的、无私利的、受到监督的活动，它就能够不断地改进；它在减轻肉体痛苦的过程中将会接续教会的古老精神使命，成为后者的一个世俗翻版。”〔15〕他甚至主张医生必须免费为病人服务，以便与他们的神圣使命相对称。而这一切，已经涵盖在毛泽东对“赤脚医生”的制度设计中。在毛的理念中，治病已经成为治国的象征，他试图通过治病来获取有关治国的政治灵感。
如果将“赤脚医生”运动纳入阶级斗争的主题显得有些小题大做，那么，它至少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变革，它旨在改变医生的身份，赋予他们更多人道和正义的功能，甚至使他们成为政治舞台上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不仅是疾病的对手，而且是意识形态的传播者。“医生的首要任务具有政治性：与疾病作斗争必须首先与坏政府作斗争。人必须先获得解放，才能得到全面彻底的治疗”。“通过把医学与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揭示了医学的一种积极意义。医学没有停留在原先的状态，即‘对无数疾病进行枯燥和伤感的分析’，或者说那种可疑的否定之否定，而是被赋予一种崇高的任务：在人们的生活中确立健康、美德和幸福的正面地位。”〔16〕
五
春苗一丝不苟地担当着时代赋予她的重任。在当时的文艺作品和新闻报道中，不乏对于“赤脚医生”的圣徒式的描述。除了要归因于当时“三突出”的创作法则，它刚好与医生“治病救人”的正义身份相符，她们缺的，只是天使的一对翅膀。一本报告文学集《广阔的路》是我学习写作的早期范本之一。这本书中，对延安地区延川县关家庄大队医疗站的北京知青孙立哲有如下描述：
他给妇女割子宫瘤。“你只听见血管咯吱咯吱的响声，钳剪和白瓷盘轻轻相碰的响声”。“不久，手术结束了。当洁白的苫布慢慢揭开时，四双眼睛一齐盯向患者的脸，啊，她的容颜仪态多么好啊！患者眨着眼睛，疑惑地问：‘怎么，完了么？’赤脚医生们说：‘还没躺够么？’患者笑了。‘啊，我怎么几乎都感觉不出来！’医生们也笑了，细高个儿的赤脚医生用手术钳夹住小碗大的肿瘤，指给患者看：‘这就是你的病啊！’”〔17〕
“从1971年4月算起，先后做过胃溃疡穿孔修补、肠梗阻、甲状腺瘤、骨结核病灶清除、子宫瘤、子宫外孕、阑尾炎等较大手术一百五十多次，无一例感染事故。一般动刀动剪的小手术，那就更多了”〔18〕。
而他的手术台只是“一张简易行军床”〔19〕。
他和他的助手练习开刀，先在动物身上“进行解剖”与“手术试验”。他还“毅然在自己害了嵌甲的脚趾上动刀动剪”，并“指着自己颈背的一个黑痣，对他的一个助手说：‘你练习割掉它吧！’而助手割断了一根较大的血管……”〔20〕
这篇作品意图明显，那就是要表明“赤脚医生”出色地完成了毛主席交给的任务。今天读来，却有如惊险小说一样惊心动魄。我们不得不为“赤脚医生”刀剪下的身体捏一把汗。现在，无论春苗们有着什么样的雄心壮志，他们的世界再度由国家、阶级缩减为一个身体的局部，它的肌肉正在痉挛，它内部饱满的血液将由一条切开的路线喷涌而出。而摆在他们面前的实际难题，正是如何对付那些汹涌的病情。
“赤脚医生”运动是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对肆虐的疾病进行分割围剿。似乎没有机构对当时“赤脚医生”的工作状况进行过普查。现在我们无从得知，当时整个国家到底有多少个“春苗”，她们为多少名病人治过病，治愈率有多少，误诊率和致死率又有多少。换言之，我们无法依据数据判断“赤脚医生”制度在当时是否有效。由于有经验的医生已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打倒，我们对“赤脚医生”的工作业绩难以作出乐观的估计。后来的事实证明“赤脚医生运动”是一场并不成功的运动（1985年，卫生部宣布停止使用“赤脚医生”这一名称）。像孙立哲这样的医学超人是不存在的；医学，也无法像地雷战那样在民众中普及。在这场理想主义运动中，冲在最前面的身体必将沦为殉葬品。这是一场试图使身体重新站立起来的努力，但我们看到的却是更多的身体壮烈地倒下。身体对于技术专制的反抗没有成功，这使身体陷入更深的迷茫。
学科分工的精细化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对知识的垄断与交换成为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法则，它确立了权威的合法性。于是，人们又重新回到医院，在混乱的大厅排队。姓名变成编号，变成各种疾病的代称。命运多舛的身体等待着被重新编辑。人们手持化验单，忧心忡忡地在走廊奔走，等待医生对那些纸上的命运密码进行破译。在“赤脚医生运动”终止二十多年以后，医学据说已经大大有了发展，即使贫下中农，也对孙立哲那张只是“一张简易行军床”的手术台不屑一顾。不仅硅胶可以充填乳房，骨关节可以由钛合金来置换，人造心脏也早已实现临床应用。所有这一切，让只凭一根银针闯荡江湖的春苗们望尘莫及。在医学的许诺下，物质以药物和各种人造器官的形式纷纷进入身体，并逐渐实现对身体的掌控。身体不仅仅被置于技术的围困之中，身体本身正在变成技术的一部分，正一步步为化学制剂所干预、由人造机械所代替，甚至我们的智能，也终有一天会被一种新材料所取代。在与技术的对峙中，身体正在逐步丧失自己的领土。“这是人类的理性为自己躯体设下的圈套。理性始终不渝地和躯体的本能、亢奋、放纵和软弱搏斗；如果金属材料取代了血肉之躯，机器的精确、可靠、坚硬和一致也将成为人类躯体的品性——这如同理性的终极理想。当然，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之中进行。机器对于躯体的分割、包围、孤立是一个难以察觉的阴谋”〔21〕。人们正在一步一步地就犯。人类对于健康的不懈追求最终将把自己变成一个浑身充满金属零件“机器人”或者“非人”，一具彻底丧失主权、在“医学”的摆布下苟延残喘的行尸走肉。
注释：
〔1〕上海电影制片厂，1975年摄制，导演：谢晋等。
〔2〕（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3〕转引自南帆：《循环的链条》，见《叩访感觉》，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10页。
〔４〕〔２１〕南帆：《循环的链条》，见《叩访感觉》，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10、170～171页。
〔5〕汪民安：《SARS危机中的身体政治》，见《身体的文化政治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5页。
〔6〕〔8〕〔14〕〔15〕〔16〕（法）米歇尔·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32、20、7、36、37～38页。
〔7〕吴亮：《医院简略图》，见《身体的文化政治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3页。
〔9〕〔10〕曹雪芹：《红楼梦》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5～106、106页。
〔11〕（美）布莱恩·特纳：《身体问题：社会理论的新近发展》，见《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12〕（美）约翰·奥尼尔：《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页。
〔13〕《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见1968年第3期《红旗》杂志。
〔17〕〔18〕〔19〕〔20〕《广阔的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
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学
？ 刘绪贻中南民族大学张世强博士问我：“先生曾说过爱祖国和祖国传统文化，但不喜欢儒学，然而人们一般认为，儒学在祖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甚至主要地位，这两者怎么能统一起来呢？在先生的心目中，‘祖国传统文化’是个什么概念呢？”我答：“这很难说，我现在还没有把它想得很清楚，只能简单说说我的初步看法。”
在讨论中国传统文化（或民族文化）以前，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文化。文化的定义非常多，有的书说有几十种，有的书说有几百种。对我来说，我是同意我的美国导师威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