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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姑娘呢？我笑了，但我悟出，这仅仅是写了生活中的一些事的缘故罢了。
五
当然，《满月儿》也有她的先天性的不足，还仅仅是一篇极不成熟的习
作而已。无论在主题的深化、情节的提炼、人物的塑造上，都明显的暴露了
我生活底子薄、思想水平低、文学修养差。但我有了一点小小的浅浅的体会，
就是：要搞文学，就要对文学爱；对文学爱了才会爱你文学作品中的人；爱
得深了，才会出情；有情就能调动一些因素、一切手段，来塑造你的文学作
品中的人了。这样，恐怕才不会被读者说：这篇写得没意思极了！
1979年5月 25日于西安
关于《丑石》的通信
刘路同志：
您好！4 月30 日的来信收读了，十分感激您对我的关心和鼓励。
您要我谈谈《丑石》，实在苦了我几天：谈些什么呢？有什么好谈的呢？
我的散文，如同我的小说一样肤浅，幼稚；那仅仅是一种试验性的文字罢了。
真的，满意的作品还未写出，这是我常常陷进了一种羞愧的境地而又以此不
甘自弃在走着摇摇晃晃的艰难步子的原因。
您是知道的，我弄起文学来，一尽儿荒唐。先是写诗，后又写小说，突
然又写起散文。鬼知道什么缘故就常常转移了。反正觉得三者交错着，倒竟
能相互渗透，写起来不是一种“受罪”呢；于是就这么任性儿写下去了。
《丑石》能收进中学语文教材，大出我之所料！《丑石》被看中，我很
高兴。丑石一样众多的人才被社会重视，我兴奋得要振臂欢呼！但我同时感
到了慌恐，竟没有将这篇文字写得更尽心意些。
事实就是这样：中华民族，是一个藏龙卧虎的民族；社会主义制度决定
了中国这块土地的丰富和神秘。三中全会以来，人才的发掘和培养，得到了
空前的重视：当我每日读着报纸上的人才的报道，身心都处于一种激动之中。
在这了不起的时代里，我接触到好多各方面的人才，了解他们，熟悉他们，
向他们学习，同时深深懂得了人才成长的艰难性和发现人才的艰难性。有好
多人才，遗憾的常常不被人们发觉和理解，反而遭到热讽冷刺，甚至打击迫
害。但他们可贵的并不懊丧和沉沦，愈是忍受着寂寞和委屈，自强不息。对
于这种情况，我总想写写什么东西。但苦于没有一个好的角度。有一次听到
一位朋友讲起某地发现陨石的事，立即触动了我儿时老家门前一块丑石的记
忆，创作欲以此爆发了，连夜草成了这篇散文。
因为篇幅很小，写起来又必须要纵贯二三百年，必须要记十多件事，构
思时就尽量限制自己：要写得紧凑，又要写得放松。就是说结构上要严谨，
但空间要留得一定多，而将一种诗的东西隐流于文字的后面。当时为了表现
得自然一点，我抓住丑石的特点，竭力铺开，写细，写活，而当写到后边，
突然归结到丑与美的辩证法，埋设与擢用的规律上，这是我构思时未完全想
到的，当时十分惊喜。写出后，一气又念着改了几处，删去一些多余的话，
就装进信封投出去了。
写千字文，对我来说，难度很大，总想写得简练一些，拙朴一些，但自
恨功力不行，不能如愿。
文学作品，不管长短大小，一经发表了，就属于社会的产品，读者各人
有各人的看法。所以，面对铅字的《丑石》，我也不必多说什么了（其实我
也说不清）。您是大学的老师，又搞创作又善评论，还盼望您多诊断，给予
批评，以助于我今后再努力。您说是吗？
祝您一切皆好！
1983年5月 3日
王蓬论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陕西出现了一批中青年作家，纷纷冲出了潼关。
文坛历来是竞争之地，翻翻覆覆，沉沉浮浮。在这几年里，陕西的作家质量
如何，发展和前景又如何，省内国内评说不一。我以为，除过“洛阳纸贵”
的北京外，论单打，比不上天津、上海、四川、江西、贵州、宁夏、河南；
论团体，又比不上湖南、山西、南京。究其原因，是不是有三？
一、地域差别
陕西为周至明13 个王朝建都之地。北有黄河，中有渭河，南有汉江，山
川河流结聚精光灵气，以此产生过辉煌的汉唐文化。但过则不及，盛唐之后，
一种保守的、妄自尊大的惰性滋生繁衍，以此浸蚀于民风世俗，故唐后各朝
政治、经济、军事皆趋于萎靡，自然文化艺术也不可幸免（从这个角度来讲，
汉代文化的力和气度比雍容华贵的盛唐文化更令人推崇和向往）。都城东迁
和北移之后，这里渐渐归于偏僻。当置身在碑林博物馆的那些六骏石雕面前，
不禁会得出古人崇仰志在千里的良骏，今人却只看重负载忍劳的秦川孺牛，
便喟然长叹。历史衍进到20 世纪80 年代，社会是信息的社会，而陕西地处
西北，为东潼关、南武关、西散关、北锁关所限，性格由开放型变为封闭型，
自然是赶不到时代潮流的前头。
二、生活差别
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这是最古老而又最时髦的口号。每一个作家没
有不遵循的，尤其是陕西的作家。陕西的作家不乏有写工写兵、写知识分子
为终生题材的，但绝大部分是写农村。纵观这些作家的出身、经历，本身就
是农民，或家庭成员就是农民。对于农村生活之熟悉，大大超越外地作家。
但是产生的作品却落后于人，这恐怕是如何生活的问题了。正因为如第一条
所指，有了地域的差别，使一些作家感到了紧迫和慌恐，而放弃了自己生活
的根据地，沦于文学上的流寇；而流寇政策的教训又使一些作家退守于原地
的圈子里。写农村而目注于一村一镇，写农民混同于农民，便又导致了就事
论事的桎梏里。出身于农民可以是农民作家，但不可以是作家的农民，也即
农民意识的作家。
三、素养差别
陕西作家的成份，正是由于大都出身农民，或从农民跃身为农村基层干
部，区县文化馆干部。这有先天性的长处，亦同时有了先天性的不足。很多
年来，似乎有一种观点，认为作家不是大学可以培养的，这话有其道理，但
若以此走入极端，轻视艺术素养的专门训练则又误人误事。国人文化水准的
提高，城乡青年普遍受到高中教育，在某种意义上讲，文学不再仅仅是普及
性的了。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却绝不等于艺术。写什么的问题固然十分重
要，怎么写的问题也同样要十分重视。因而，陕西的作家初发势猛，过后劲
则不足，往往在突破之时陷于困境。
如若上面三点能成立，我们应该按“面对着永恒或没有永恒的局面”的
说法，我便要具体针对王蓬的创作再发一点妄论。
陕西为三块地形组成，北是陕北黄土高原，中是关中八百里秦川，南是
陕南群山众岭。大凡文学艺术的产生和形成，虽是时代、社会的产物，其风
格、流源又必受地理环境所影响。陕北，山原为黄土堆积，大块结构，起伏
连绵，给人以粗犷、古拙之感觉。这一点，单从山川河流所致而产生的风土
人情、又以此折射反映出的山曲民歌来看，陕北民歌的旋律起伏不大而舒缓
悠远。相反，陕南山岭拔地而起，湾湾有奇崖，崖崖有清流，春夏秋冬之分
明，朝夕阴晴之变化，使其山歌便忽起忽落，委婉幻变。而关中呢，一漠平
川，褐黄凝重，地间划一的渭河，亘于天边的地平线，其产生的秦腔必是慷
慨激昂之律了。于是，势必产生了以路遥为代表的陕北作家特色，以陈忠实
为代表的关中作家特色，以王蓬为代表的陕南作家特色。这三位作家之所以
其特色显著于文坛，这种地理文赋需要深入研究。是不是可以说，陕西的作
家不能形成统一流派，是有这个原因的？这也是不是陕西作家阵容不整齐的
一个表面现象？历来的文坛，作家在做人上应团结亲爱，是好友；在事业上
应争先恐后，是情敌。而陕西的作家最具备这种条件。论其优秀作家，自古
中外只能比较其特色，而不能判之高下；只能划为爱与不爱，不能妄断其良
劣。但目前陕西的作家，皆处于未成熟阶段，极需要解决的则是不能自己局
限自己。立足于自己的地域，而知其长处优胜，晓其短处不足，兼收共蓄。
也正于此，我觉得研究王篷的创作，就更有其意义了。
王蓬原籍西安。也便是说，他在关中地面上诞生和度过了童年。因社会
的原因，家庭的遭遇，他来到了陕南。在陕南他不是个匆匆的过客，而是一
呆几十年地耕作农事。关中是黄土沉淀，壅积为源，属黄河流域。陕南是青
山秀水，属长江流域。他因此具备了关中黄土的淳厚、朴拙和陕南山水的清
奇、钟秀。而几十年的社会、家庭、爱情、个人命运的反反复复，曲曲折折，
风风雨雨，使他沉于社会的最基层，痛感于农民的喜、怒、哀、乐。这就是
说，他首先是一个农民，一个不得志的农民，而后才是一位作家。作为作家
的这一种生活的体验，无疑更是一种感情的体验。汉江流域，是楚文化的产
生地。楚文化遗风对他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这从他的第一本小说集《油菜花
开的夜晚》中，就可以明显看出。细读这本结集，无论是往来于猪场与移迁
到乡下的工厂之间的年轻寡妇银秀（《银秀枝》），无论是历经风雨的百年
物事老楸树下的老么爹（《老楸树下》），还是关蓥山的猎手年子才（《猎
手传奇》），再是竹林寨的六嫂（《竹林寨的喜日》），无不观事观物富于
想象，构思谋篇注重意境；用笔轻细，色彩却绚丽；行文舒缓，引人而入胜。
他是很有才力，善述哀，长言情，文能续断之，断续之，飞跃升腾。在陕西
作家中，有阴柔灵性之美的，就不能不算作他了。
文学创作，犹如体育运动，作家也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