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曾披红簪花，春风得意马蹄疾地赶赴过鹿鸣宴。
当然，在民间，不管你终生成就了多少功业，只要当初曾经“状元”过一下，就会百世流芳。这不，从当年8月8日开始，在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灵水村，一个旨在“状元搭台，旅游唱戏”的“金榜文化节”，已大张旗鼓地开幕了。还别说，除早已作古的“老状元”外，真有6名“新状元”前去捧场，而且名字被造册铭记、刻石碑传。可民间到底只是民间，它所尊崇和宣扬的这种价值观念，决不应成为现代教育的指南针，因为与前者相比，后者更强调普惠大众。
我以为，在终身教育的思想潮流席卷世界，教育的目标和方向更多地指向大众人文素质培养，而非单纯的精英智力训练的今天，哄抬状元的做法与现代教育的价值观背道而驰。长此以往，势必会对素质教育的深入实施形成恶劣影响。
以东北师范大学附中为例，该校虽然连续两年没有出过“状元”，但教育的整体实力却与日俱增。2003年，其统招生100％进本科，全口径重点率达60％，创造了历史最好成绩。它之所以还要对“状元”旁落耿耿于怀，主要是为了迎合社会的“状元”情结。
如果认真审视现行高考制度，就不难发现，尽管它有所革新，但最终还是以分数论英雄，而分数又只取决于“纸上谈兵”。“纸上谈兵”的“状元郎”一旦遭遇“枕戟黄沙”的“射虎将”，胜败如何，岂有悬念？
所以，衡量一所学校办学水平的高低，不是它培养出了多少“状元”，而是教育出了多少具有深厚的发展潜能与全面竞争力的人才。以此而论，东北师范大学附中完全不必因“状元”旁落郁郁寡欢，更不能从此修改育人方向。否则，夺不回“状元”事小，众多“秀才”也难“中举”事大。更重要的是，如果眼睛一直盯着“状元”，那么，这所学校的教育理念与前景，可能就非常值得担心了。
哈里·S·杜鲁门当选美国总统后，有一位记者采访他的母亲。记者称赞道：“有哈里这样的儿子，您一定感到自豪。”“是这样。”杜鲁门的母亲说，“不过，我还有一个儿子，也同样使我感到自豪。”“他是做什么的呢？”记者问。“他正在地里挖土豆。”杜鲁门的母亲回答。
品味这个故事，我想说：身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育工作者是不是也应像这位母亲一样，用一双真爱的眼，挖掘所有学子的亮点，让教育的整个天空星光灿烂；而不是只盯住其中的某一颗星，却忘记了在这颗星的周围，还有无数颗同样闪烁着令人激动的星光的美丽星辰。
教育指南
说真的，美国前总统哈里·S·杜鲁门母亲的话，曾经感动过无数的孩子；而孩子们之所以感动，是因为他们从这位母亲那里，得到了一视同仁的爱。这种爱，也正是一个母亲应该做、必须做的；否则，她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更不是一个优秀的母亲。
事实上，如果杜鲁门的母亲，不是对自己的孩子一视同仁，而是偏爱于所谓功成名就的杜鲁门，却对杜鲁门那个挖土豆的弟弟另眼相看，那么，不但这位弟弟不会感到幸福，这位母亲也同样会感到难过和哀伤。更重要的是，假如她真的这样做了，那么，也许她就培养不出一个总统儿子。
一个伟大的孩子背后，总会站着一位同样伟大的父亲或者母亲；当然，也可能站着一对伟大的父母亲。对照杜鲁门的母亲，作为父母、老师你是否这样做了呢？如果你没有这样做，或者和她有着一定的差距，那么，你是不是就应该努力向她看齐呢？———假如，你也想培养出一个伟大的孩子、一个伟大的学生的话。
而要做到这些，其实一点儿都不困难。为什么呢？因为你只需要把自己的爱，像阳光那样，均分给你的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学生，不要留有丝毫的偏心。要知道，孩子的心是非常敏感的，他们会随时感觉你对他的爱，是浓了，还是淡了。在这里，也许你会说，我只有一个孩子呀，当然会全心全意地爱他。
可是，你知道吗？虽然你的邻居的孩子、你朋友的孩子，都不是你的孩子，但是，如果这个孩子在某一个方面，比你的孩子优秀一些，那么，你是不是曾经在两个孩子面前，公开地批评优秀的那一个，而表扬另一个呢？在你看来，这样做可以刺激孩子的上进心，然而，你并不知道，这样也会伤害了孩子。
仔细想一想，你的孩子是不是对你这样做，表示过公开的反感呢？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一定要这样做呢？如果培养得好，每一个孩子都会是优秀的孩子。也许你的孩子在这个方面，可能会比别人的孩子差一些；可是，他在另外一些方面，却可能会比别的孩子更有优势啊。十全十美的孩子是不存在，对每一位家长来说，孩子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努力上进，不是比什么都好吗？
第三辑 提升品质高度走下人造“神坛”
教育是循序渐进、润物无声的，懂法、守法、护法、用法、爱法、尊重法的思想观念，会逐渐化为学生的血肉。任何形式的“法外施恩”，都是对学生和社会的不负责。
《浙江两位在校大学生主动申缴个人所得税》，是《中国青年报》2003年5月6日刊发的一篇新闻，其主要内容是：王晓琪和陈海娟是浙江义乌工商学院的学生，他们都来自农村，家境并不富裕，陈海娟在入校时还带着贫困生证明。在就读义乌工商学院后，他们开始勤工俭学。陈海娟受聘于某家教中心，月收入1000元。王晓琪为一对韩国夫妇学中文做辅导并协助其洽谈生意，月收入1300元。在学习税法知识时，他们萌发了上缴个人所得税的念头。领到当月工资后，两人相约到税务部门上缴了共140元的个人所得税。这在浙江省还未见先例。
我以为，这个故事之所以成为新闻，一个最重要的要素是：纳税人的身份是在校大学生。假如除去这个要素，单是两个普通公民主动照章纳税，在今天这个时代背景下，它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有新闻价值的。于是，一个不得不让人冷静思考的问题便产生了：大学生是否是普通公民？
这个问题的答案，只可能有两种，“是”或“不是”。如果“是”，大学生照章纳税能说明什么？它本来就是公民必尽的义务，对这种必尽义务的事大张旗鼓地“新闻”，意义何在？如果“不是”，那么，大学生又特殊在什么地方？在这里，我暂且不去寻找大学生身份特殊的原因，而只想先引述另一篇同样和纳税有关的新闻：据《大河报》同年4月30日报道，4月25日上午，少林寺方丈释永信主动到税务部门缴纳了2万余元的税款，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林寺缴纳的第一笔税款。按照传统，作为“方外之人”，僧人的社会身份是特定的，对他们来说，虽然也要承担一定的社会义务、遵守法律法规，但纳税却是不必的，即使他们拥有大量财富。历朝历代有谁听说过僧人缴纳“皇粮国税”的事？少林寺打破数千年的传统，主动缴纳税款的做法，才真正值得大家揽镜自照。
僧人的身份特殊，缘于其宗教性质和文化传统，大学生的身份特殊，缘于什么？他们和普通公民有质的区别吗？陈海娟、王晓琪主动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行为，被这样讨论：赞成者认为，他们是当代大学生的榜样；反对者认为，大学生勤工俭学所得的收入本就不多，没必要交税，回报社会是走上工作岗位后的事。
而陈海娟说：“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从数额上看虽然微不足道，但从一个贫困生成为纳税人，让自己感到无上光荣。”王晓琪认为，作为大学生，既然收入达到了纳税标准，就有义务按照法律照章纳税。
在人人平等的现代法制社会中，例外的大学生不可能成长为合格公民。教育是循序渐进、润物无声的，懂法、守法、护法、用法、爱法、尊重法的思想观念，会逐渐化为学生的血肉。任何形式的“法外施恩”，都是对学生和社会的不负责。
我们之所以会犯对大学生“法外施恩”的错误，甚至还对此冠以“人文关怀”的高帽子，根本原因是他们一直被供奉在“天之骄子”的“神坛”上。可深究一下它的后果，所有人都会发现，这恰恰助长了使他们深受其害的娇、骄二气，同时也损害了法律的公正和威严。陈海娟、王晓琪成为“榜样”，只说明大学生遵守税法的少，违反税法的多。这是大学生的耻辱而非光荣。
鉴于此，我郑重呼吁：大学生应尽快走下人造“神坛”，以普通公民的姿态融入社会大众，惟其如此，才能健康于自己、服务于社会，而不是恰恰相反。
教育指南
在我们中国社会里，大学生是一个十分特殊的群体。这一点，从他们所享受的、很多普通公民难以享受的权利、公共服务、公共福利等方面，以及他们所不必承担的、很多普通公民必须承担的义务上，都有着鲜明的体现。这些，固然是政府对大学生的“照顾”，体现着政府对人才的“爱护”。
然而，政府的“照顾”和“爱护”是一回事，大学生自己是不是要据此为骄傲，甚至据此为逃避一些法定义务的借口，是另外一回事。就拿纳税而言，根据当时的税法，一个公民月收入在800元以上，就应该照章纳税。所以，王晓琪和陈海娟主动缴纳个人所得税，无可争议。
至于有人说的，大学生收入本来就不高，这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你的个人月收入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当然也没必要缴纳个人所得税。而如果你的收入达到了这个标准，又有什么理由不缴纳呢？显然，之所以不愿意缴纳，是有一种自私的心理在内，而它恰恰来自大学生的自我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