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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书屋品茗
拿到这套《新青年文丛》，首先想起的是我的导师王瑶先生逝世之前为纪念“五四”七十周年写的《“五四”精神漫笔》。文章强调“现在我们规定‘五四’为青年节，特别重视青年的创造性和历史使命，这确实是‘五四’精神的一项重要内容”，“事实上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青年的前驱者，当时也都是四十岁以下的人”。王瑶先生如数家珍般地举出一连串的数字：“以‘五四’这一年为例，当时年龄最大的陈独秀和鲁迅，也只有三十九岁和三十八岁，其余的如周作人为三十四岁，李大钊为三十一岁；胡适二十八岁，郭沫若二十七岁，毛泽东二十六岁，叶圣陶二十五岁，茅盾二十三岁，冰心只有十九岁。”今天重新面对这些数字，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许多感慨。我作了一个统计，发现《新青年文丛》的这几位作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正处于同一年龄层次，但他们却不可能完成当年那样的历史伟绩，这自然是历史条件的不同，无法作简单的对比；但有一个问题是必须提出并引起反省的：我们这个时代是不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压抑了青年的创造力？在谈到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时，我曾经提出了一个看法，即我们对中小学学生学习语言（特别是母语）的潜力严重估计不足，对中小学学生的创造力严重估计不足；现在是不是可以说，我们对青年的创造才能同样是严重的估计不足？事实上，一个人出成果，特别是在文学上出成果，主要是年轻时代。此时不出，更待何时？余杰、孔庆东等人的“出山”引起的轰动，我既感到意外，细想起来，又觉得悲哀：孔庆东都已经三十五岁了，余杰也有二十六岁了，他们早就应该有更大的成就与影响，现在出来其实已经晚了，但人们还为之惊异不已，这本身就是让人感慨不已的。——当然不是感慨“一代不如一代”，而是说，我们的社会机制不利于青年的发展：问题的严重性大概也正在这里。《新青年文丛》的作者与其他年轻朋友当然也不必妄自菲薄；我从来相信：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特点，有其他时代不能替代的价值与特殊优长之处；每代人也都会有自己的弱点与问题；而每代人都会找到自己的方式，自己来解决自己的问题，用不着别代人来越俎代庖，年长一代的责任不过是需要扶持的时候扶一把，需要提醒的时候提一句，以后就是年轻人自己的事了。莲子的书中，开头有一个标题：“该出门了”，这很有诗意，可以引发许多遐想：年轻的朋友应该走向大千世界，不管前方有什么在等待着你们：“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森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鲁迅：《华盖集·导师》）
也许是出于专业的习惯，我在阅读《新青年文丛》里的文章时，更注意这一代“新青年”与五四“新青年”的精神联系，区别与发展；同时不断联想起我自己这一代人：希望从在我之前与之后的两代“新青年”中吸取我所缺乏的精神养料。
首先注意到的自然是将两代人联系在一起的批判、怀疑的精神与独立、自由的思想，强烈的个体意识与人类意识。在《文丛》作者身上，这一切更表现为一种“精神流浪汉”的气质。莲子认定“独自旅行是我命定的意象。似乎是为了诠释这个意象，我才来世上的。上路、在路上的姿态无可选择的逮住了我”。（《自序。啊——》）豆豆为杨竞的书写的序言更是把那“抱着砖无助地穿行在风中”的永远的“行者”的形象定格在我们每一个读者的心上。王开岭的写作尽管如摩罗所说，是一种“地下室”的漫漫遐想与沉思，但也如摩罗所描述的那样，他的作品里的“被自由的渴望、失败的创伤、绝望的宿命、挣扎的冲动所牢牢攫住的颤栗与疼痛”，却也是属于这块土地上的流浪者的。莲子与杨竞都是近十多年才在共和国出现的“自由撰稿人”，处于边缘的身份使他们的写作更能摆脱意识形态的有形无形的束缚，更为自由无羁；他们浪迹天涯的生活，使他们的作品能够更丰富地“呈现一个现代人面朝江湖的多重机遇”，而与这块土地共同承受的苦难，以及“将深重的苦难体现为一种文体、一种风格、一种艺术精神和一种现实态度”的努力，更是使他们的作品具有一种沉重、厚实的力量。而正是这自由与厚重显示出一种大气，却是当代流行的许多作品所欠缺的，而又是与五四文学真正沟通的。对于我，这样的作品，是格外具有一种魅力的。当我看到莲子《西域的忧伤》的封底写着的这句话：“它属于向往天马行空，渴望人生醉意，追求心灵自由的朋友”，不禁怦然心动，因为我早已有这样的渴望：冲出宁静的院墙，“站在沙漠里，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体粗糙，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可以说，我是怀着羡慕的心情来看这些年轻朋友的生存方式、生命形态，以及他们的精神结晶的。当然，我也不想把它理想化：我知道这样的精神流浪汉的生活与创作在现实层面上，也未必总是充满诗意的。而且，坦白地说，我固然“憎恶寂寞”，渴望走到人群之中，却又“喜欢寂寞”，不免留恋独自索居的书斋生活——这几乎是人性内在追求的一个悖论，这几位年轻的朋友大概也是会有的吧。
而尤其让我感动的是，虽然生活在社会的底层，经常接触到近乎赤裸裸的丑恶与无耻，自身也时刻经受着苦难与屈辱的磨炼，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与精神污蚀中，他们还保留着一颗完整的心，坚守着对人，对人生，对一切生命的神圣的爱。这是杨竞的信念：“研究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只需研究三件事。第一，看这个国家的人对妇女是什么态度；第二，看他们对待孩子是什么脸色；第三，看他们对动物是什么表情。”莲子更是明确意识到“人类是一体的，世界上只要有一个人还在杀人，就是我们自己还在杀人，世界上只要还有一个人被杀，就是我们自己被杀”，这使我想起了鲁迅所引述的爱罗先珂的话，“看见别个抓去被杀的事，在我，是比自己被杀更苦恼”，鲁迅以为这是一种“伟大的精神”，其实也是五四精神的一个重要的方面，鲁迅自己当年就写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提倡超越了利害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纯属于人的天性的爱。但这样的爱的传统却被强制中断，以至今天莲子们痛切地感到“在爱的面前，我们都是雇农，一点家底也没有”，因此，他们庄严宣布：“我言说的前提是爱（试着去爱）”，对一切亲人，“及整个人类、动物、植物、非生物，我都恭敬地说一声：我爱。”生活在苦难中而能坚持发自内心的爱，这是一个很不容易达到的精神境界。记得张中晓在他的《无梦楼随笔》中曾经提到，苦难可以把人引向天堂，也可能引向地狱。即使是由受难而引发出的反抗，也是一把双刃剑：批判的锋芒在杀伤恶势力的同时，也会伤害自己，导致自我心灵的硬化与冷化，在我看来，鲁迅一再说自己灵魂中的“鬼气与毒气”即是指此。因此，在我们发出反抗的呐喊时，必须焕发起内心更为强大的光明，在抵御外在的黑暗的同时，也抵御自己内心的黑暗。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本世纪好几代知识分子都没有很好解决的；也正因为如此，我在《新青年文丛》作者这里发现了爱的火焰，就感到了格外的振奋。这其中似乎还包含着某种宗教情怀，在王开岭与莲子的作品中就处处可以感受到一种悲悯心。近年来，我在与一些青年，特别是喜欢思考问题的青年的接触中，发现他们在对现实与自我生命存在进行超越性的根本思考时，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到宗教问题。这或许是显示了某种思想趋向，它在二十一世纪中国将会有怎样的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现在都无法说清楚，这里只是把问题提出来，希望引起注意而已。
从另一个角度说，《新青年文丛》的作者所要做的，无非是“回到常识”。如王开岭自己所说，他要坚持的只有一点，就是“生命要有尊严，再卑微也要有尊严，再贫贱也要自由地表达意志，再伶弱也要拒绝那些强加于己的东西”。这本是五四的基本理念，也是人类文明的起码共识，但今天年轻人以其特有的青春激情重说常识时，却被有些人看作是耸人听闻（甚至是大逆不道）的“偏激”之言，这是不能不让人感到悲哀的。而莲子所要恢复的是人的正常感觉与体认，比如以朋友的心态去感受自然，以爱心待人，以平常心看待人自身；不要以自然的征服者自居，不要将人与人的关系邪恶化，不要把人神圣化等等。多少年了，我们一直习惯于高呼政治、经济、文化的豪言壮语，却在昏热的呓语中，悄悄丧失了人的最基本的感觉与良知。现在年轻人发言了，他们不但戳穿了“皇帝的新衣”的神话，而且把他们自身的思考、言说与行为还原到人类文明的常识上来。这对当今和未来中国的发展，至少是有一种积极的意义的。
我当然不想夸大这几位年轻朋友的作品的价值；相反，我倒是时时有一种危机意识的。而且我十分高兴地看到，他们自身已经有了清醒的自省与警惕。杨竞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说得很好：作为“泛消费时代的思想者”，在选择上就面临着一个两难的悖论：“他们沉默，则使火光归于黑暗，使自身陷于清贫；他们发言，却极可能引起传媒的炒作，经历轰动和轰动后的寂寞，”“当文化的商品属性被传媒炒作得超过它的文化属性之时，我们更应防止思想本身的热寂”。这又使我想起了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它对人的压抑是有三部曲的：首先是不让你出来；压不住了，就捧你，你就被同化了，或者既捧又骂，竭力使你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