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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和传闻来完成他们的调查报告，这种文本主义的官僚作风，使这些调查报告的可信性度十分可疑。麦哲伦基金的许多调研人员也是这种作风，公司也因此经常根据这些不可信的材料做出决策而造成损失。
彼得·林奇的调研报告却与之相反，公司据此做出的决策都使公司获得了利益。乔治·沙利文经理看到这个结果不禁心花怒放。
“我不会看错人的，不会。”
1966年9月，彼得·林奇离开富达公司回到沃顿商学院继续他的研究生学习。此时的他已经不是从前那个循规蹈矩的好学生了，由于暑期的实践，使他更为深入地了解到股票市场的内在规律，大学教授教给他的理论在面对现实时似乎显得毫无用处。
“是自己错了，还是教授们错了？”
彼得·林奇常常这样问自己。从纯粹的学术观点看，传统的理论无懈可击，可为什么又与实践相去甚远。那么是自己错了？可是他亲眼目睹的事实却不能使他违心地相信谎言。用什么方法才能告诉人们真相呢？人们会相信他这个22岁的、研究生都还没毕业的毛头小子的话吗？有谁会认真地倾听他的见解？
彼得·林奇觉得大学教科书中那些帮助人们在投资上获得成功的理论似乎只会使人失败。理论中所讲的一切，丝毫无助于奇特对市场涨落的判断，那么这种通常认为是“合理性”的理论的可信性就令人怀疑。
尽管彼得·林奇已经厌倦了教授们的空洞说教，以至很想放弃在沃顿商学院未完的学业。但未婚妻卡罗琳和乔治·沙利文先生仍然支持他完成学业。因为要最终跻身华尔街，没有名牌大学的文凭将会非常困难。
一名高尔夫球童的成长（5）
美国人的成功模式通常是这样的：
名牌大学毕业＋自我奋斗＋机遇＝成功。
获得名牌大学的毕业证书是走向成功的捷径，就像中国古代的科举之路一样。没有名牌大学的毕业证书，一个人要想在美国获得成功将是非常困难的事，至少他得多付出十倍的努力。彼得·林奇十分讨厌股票市场上的理论家和预言家，对他们的一切言论都非常反感。可惜却有许多无知的人，盲从于他们的言论，使他们俨然成为某种权威的化身。
彼得·林奇非常欣赏沃伦·巴菲特的观点，巴菲特是华尔街股市中叱咤风云的高手。他认为：“对我来说股市是根本不存在的。要说其存在，那也只是一个让某些人出丑的地方。”沃伦·巴菲特所说的某些人就包括那些拙劣的理论家和预言家，他认为股市是让这些道貌岸然、高谈阔论的家伙身败名裂的好地方，这些人总是用他们的无知在骗取股票投资人的美元，他们用自己的谎言果腹。
1967年，彼得·林奇以优异的成绩从沃顿商学院研究生毕业了。乔治·沙利文经理几乎是张开双臂欢迎彼得·林奇正式成为麦哲伦基金的雇员。
彼得·林奇在读研究生时的经济来源，一方面来自于他暑假在麦哲伦基金打工挣的钱；另一方面则来自于他慢慢出售的手中已获厚利的股票收入。能够依靠自己的智慧和辛勤工作读完研究生课程，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
在毕业的那一刻，彼得·林奇向他热恋多年的女友卡罗琳求了婚。卡罗琳答应了，于是他们定了婚，这是彼得·林奇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刻。
彼得·林奇有着传统的家庭观念，他需要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而且他也认为，成家立业是人生必备的阶段：一个男人要走向成功，家庭是他必须坚守的领土。
一个人可以放弃一切，但唯一不能放弃的是他的家庭。商场上的搏杀虽然吸引着每一个男人，但家庭仍是他必须依靠的港湾。他会在那里养精蓄锐，也可以在那里享受到真正的人生乐趣。
1965年美国介入越战之后，随即深陷于那片热带丛林之中，战争旷日持久，似乎永远也看不到胜利的那一天。美国又在错误的时间或地点参加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美国被动员起来了。彼得·林奇自然也不能逃过服兵役。他被作为炮兵中尉派往韩国。
在此期间发生的一件事却使身在国外的彼得·林奇遭受了他投资股票的第一次损失。当时华尔街发生了一次挤兑事件，使大多数的股票都惨遭下跌的命运。由于彼得·林奇远在国外，华尔街所发生的事件传到他那里时，已经很晚了，所以他在股票上的投资遭到了损失。
1968年5月11日，彼得·林奇与相恋多年的女友卡罗琳终成眷属。婚礼上的来宾大半都是纽约金融界的知名人士，乔治·沙利文就像是自己儿子结婚一样张罗着一切，这使彼得·林奇少了许多麻烦事。
1969年，彼得·林奇服完了他两年兵役的最后一天。乔治·沙利文先生仍用自己宽阔的胸怀拥抱了彼得·林奇。富达重新雇佣彼得·林奇为长期雇员，他仍是公司的调研人员。
彼得·林奇在这段时间内所作的工作主要就是对股票市场作调研工作，他依靠自己独特的见解很快成为一名享誉华尔街的金融专家。
1974年，彼得·林奇因其出色的工作成绩被富达公司提升为研究部主任。这一次，华尔街股市由于受到美国停止介入越南战争的影响而大跌，在彼得·林奇出任研究部干了三个月之内，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了250点。这件事再次印证了彼得·林奇的话——“每当我被提升，股市就看跌”这一奇妙的现象。
1977年5月31日，在加入富达公司8年之后，年仅33岁的彼得·林奇，由于工作出色，被任命为富达旗下的麦哲伦基金的经理。这是一个升迁，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一方面，林奇终于可以直接面对市场，但另一方面，富达旗下有几百个这样的基金经理，要能做出一番成就，脱颖而出，必须付出更多的辛苦、更多的想法和思考。
初掌麦哲伦基金（1）
麦哲伦基金是内德·约翰逊于1963年创立，当时叫富达国际基金，可是它成立之时真是时运不济，遇上了肯尼迪总统推出的海外投资税，于是被迫卖出所持有的海外股票，富达国际基金徒有虚名，实为国内基金。此时，麦哲伦基金重仓持有的是克莱斯勒的股票。
在麦哲伦基金诞生的时候，林奇还是波士顿学院的一名学生兼高尔夫球童。在这一时期，基金业高速发展，甚至影响到了林奇的母亲。她当时对富达资本基金很感兴趣，这是因为她听说该基金是由中国人管理的，她相信东方人聪明的头脑。富达资本基金在这段时间表现很好，超过了标准普尔指数，它在1950年增长了两倍，在20世纪60年代的前6年又增长了一倍。
1966年，富达麦哲伦基金的基金额是2 000万美元，但是到了1976年，由于投资者撤回投资，资金不断流出，基金额减少到600万美元。就这样一个只有600万美元的基金，每年的管理费用额度仅为0。6％，也就是说只有区区的36 000美元，连电费都难以支付，就更不用说员工工资了，麦哲伦基金可谓举步维艰。
为了实现规模效应，1976年富达公司把600万美元的麦哲伦基金和另一个1 200万美元基金额的患难兄弟埃塞克斯基金合二为一。该基金也是股市萧条的牺牲品，它曾经是一只1亿美元的基金，由于在股市萧条期间表现极其糟糕，唯一的成果就是亏损太厉害，所以获得了5 000万美元的亏损税收减免。
1977年5月，在彼得·林奇与富达公司第一次亲密接触刚满10周年之际，沙利文将彼得·林奇叫到了办公室，他们作了一次深入的长谈。
“彼得，”沙利文经理直呼其名，“对于麦哲伦基金的过去和未来，你有什么看法？”
“过去的十年中，麦哲伦基金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我们的发展速度仍然落后于整个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因此，公司在未来的十年里，必须调整投资战略，以顺应时代潮流。”
乔治·沙利文同意彼得·林奇的见解，“彼得，我正是为此事而苦恼，以我为代表的这一代人事实上已经老了，我们的思想都变得僵化而缺乏进取心，对新事物的出现也显得不那么敏感。现在，1973年中东石油危机余波未熄。自美国从越南撤军之后，一场新的经济危机正在威胁着我们在股票市场上的投资。我知道你从来不理会五年有一次经济衰退的说法，可是事实上我们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道·琼斯指数上升无力，各公司的赢利也大幅下降，我们的财产在账面上正在逐渐消失。你虽然有着乐观的预测，可我却在面对着遭受损失的股东怒气冲冲的指责。”
在沙利文的大力推荐下，林奇临危受命，出任麦哲伦基金经理。
这项突如其来的任命令彼得·林奇又惊又喜，事实上，他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领导麦哲伦基金取得成功。但又有些担心，自己只有33岁，他的肩膀能够担负这一重任吗？
1977年5月，麦哲伦基金迎来了一位新的也是最出色的一位基金经理。从这一天开始，麦哲伦基金注定将成为华尔街的一世之雄。
彼得·林奇上任后，并不能扭转因美国经济衰退而造成的股票下跌趋势，道·琼斯工业指数似乎很不给这位新上任的总经理面子，在随后的两个月中，下跌到801点。
林奇接手麦哲伦基金经理时，所面临的条件是1 800万美元的资产，5 000万美元的税收减免，极度萧条的股票市场，数量很少而且还在迅速减少的基金投资者，而且由于麦哲伦基金停止对投资者开放，所以根本无法吸收到新的投资者。直到1981年的时候，麦哲伦基金才重新对投资者开放。
林奇认为，他接手麦哲伦基金的前4年的不景气不是天降惩罚，而是上天的赐福。这使得他有充分的时间来了解这个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