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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来：是小偷！他不敢言声，心里嘀咕：要是把外衣拿走就糟糕了，明天穿
什么呢。这时，小偷一个箭步走到了他的枕边。他的目光与小偷的目光猛烈
地碰撞在一起，小偷小声冒出了一句话：“不可以吗”，便调头逃跑了。这
时候，川端才起身追到了大门口，妻子秀子也被吵醒了。他们检查的结果，
只被偷去了外衣内口袋里的一只钱包，但是里面没有多少钱，却虚惊了一场。
也许可以为他们穷困的生活增添一件意外的回忆吧。
他们两人共同生活以后，川端的挚友横光利一、片冈铁兵、池谷信三郎、
石滨金作都成为他们每天的座上客。他们有时闲聊文学，有时各自写稿。秀
子忙里忙外，有时为他们做饭，有时外出用餐，她感到这简直成为“梁山泊”。
尤其是川端不会理财，月月收不敷出，最后把秀子的存款都取出来用了。秀
子夫人在《回忆川端康成》一文中说，她和川端的“生活”就这样热热闹闹
地开始了。他们就这样没有办理结婚手续，就在菅忠雄的家同居了。
北条诚注意到在川端家谱中没有康成的结婚记录，就问康成什么时候结
婚的？康成似笑非笑地说：是啊，什么时候呢？以前的事都忘了，说什么时
候都可以吧。实际上，川端康成和秀子是先同居了一段时间才办结婚手续的。
秀子后来解释说：用现在的结婚形式来谈我们当时的结婚就不好办了。我们
是自然而然地结合的。按一般惯例，要举行仪式和办理手续。但是，当时并
不那么严格，我们两人不受这个框框的约束。同时康成讨厌去官厅，嫌办手
续太麻烦。后来还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大宅壮一委托我们当监护人，照顾一
个从他家乡来的小学生；当监护人需要有户籍，这才委托康成的表兄田中岩
太郎办理登记，田中让我们在结婚登记表上登记后，差人送到区公所，很快
就办好了。秀子说：“早知道办理结婚手续如此简单，我们早就登记了”。
（《回忆川端康成》）①直到他们两人结合六年之后，到1931 年12 月2 日才
办完结婚手续，5 日正式入了户籍。按日本人习惯，入籍之后，妻子改称丈
夫的姓，阿秀也称作川端秀子了。
他们两人迁出菅忠雄家，光靠川端的一点稿费，经济十分拮据，生活难
以为继。他们每月都为房租水电费用而伤脑筋，常常交不起房租，少时拖欠
一两个月，多时拖欠四五个月，不知来回搬了多少次家。大概也可以称得上
是“搬家名人”了吧。
据说，两人婚后三四年间，川端夫人多次流产，后产了一女婴，只有川
端见了一面，秀子连见也没有见一面，幼婴就夭折了。川端当时没有工作，
靠写作生活，手头拮据，还是池谷信三郎典当了他的妻子的宝石戒指等物，
帮助结算了秀子的住院费。他们两人后来一直没有生育子女，只收养了表兄
黑田秀孝的三女政子为养女。表兄原来的家在淀川边上的一个村庄里，这村
庄也是川端母亲的老家，祖母也是这个家的人，而川端的祖父是养子，所以
从这时起川端家的血统实际上已经断绝，现今是延续着祖母和母亲的血统。
从这个意义上说，连这回领养的政子，黑田家有三代女人进了川端家。孩子
的母亲也以孩子和川端之间的血缘关系为重。这孩子落户川端家也就是很自
然的事。
领养之时，政子已是十二岁。川端夫妇亲自赴大阪黑田的家领回收养的
孩子，但他们比约定的时间迟到了两个多钟头，政子上电车站接了三次都没
有接到，有点焦急了。当她一听见他们夫妇踏进门坎的脚步声，就哇地一声
哭出来似地向川端扑将过去，紧紧地抱住了他。此时此刻，他和政子完全沉
浸在一种甘美的平静之中。孩子对他这样深厚的感情，这是他压根儿也没有
想到的。因为他与孩子的母亲谈定领养这个孩子，才见过这孩子三四次面，
而且时间很短暂。川端是重感情的人，他听说是孩子自己决定愿意离开母亲
而作他们的养女，对于幼小的心灵来说，并不是轻而易举地下得了决心的。
他十分珍视孩子这份纯朴自然的真情，心中暗想：将来我们和孩子之间的关
系无论发生什么龃龉，我都必须跳越过去，而不能忘记感谢她。
政子到了镰仓川端家，立刻就与养父母亲密无间，时而缠住他们，时而
向他们撒娇，不仅从没有让他们受过领养孩子应付出的操劳之苦，而且给这
个孤寂的家庭带来了乐趣，带来的新鲜的气息。秀子夫人时时禁不住高兴地
说：“真是个好孩子！”但是川端却表现得非常随便和轻松。他说：“这次
领养孩子，我也没有认为这具有改变我情绪的意义”，“它好像也直率地表
明了我独自的属于我本人的生活态度。”（《故园》）
自幼失去家庭，总算结束了自祖父病逝后近二十年的只身漂泊的生活、
① 《川端康成全集》附录。
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家，第一次得到了爱。
第四章
在新感觉派运动中的探索
一 新感觉派的诞生
1924 年3 月，川端康成大学毕业后，走上了专业创作的道路，很快就同
横光利一等人树起新感觉派的旗帜，卷进了文学论争之中。
川端康成进入社会生活，正是日本社会处在动荡不安的年代，即日本现
代史上称为大正末期和昭和初期的大混乱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
1918），日本虽以战胜国出现，战争给它带来一定的暂时的“繁荣”，但好
景不长，在战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通货膨胀冲击下，很快就爆发了经济危
机，大批工人失业，农民破产，物价暴涨，米价直线上升，成千成万的劳动
人民无法维持最低的生活要求，挣扎在死亡线上，造成尖锐的劳资冲突，加
深了各种社会矛盾。 1918 年7 月末终于在富山县渔村爆发了饥民的“夺粮
事件”。它如星火燎原，以迅猛之势从富山到京都、大阪、奈良、一直扩展
到神户、冈山、四国、九州乃至首都东京。暴动从渔民而农民，尔后产业工
人也参加进去，直至明治煤矿工人暴动，历时五十七夭，波及全国一道三府
三十三县，全国四分之一的人口都卷进了这场震撼世界的“夺粮暴动”。
这次暴动，是日本资本主义危机的产物，导致了社会各种矛盾的爆发，
1920 年日本又陷入了一次新的经济危机。再加上1923 年9 月1 日发生了关
东大地震，东京、横滨等主要城市化为焦土，死伤二十余万人，经济损失达
百亿元，酿成了空前的悲剧，严重地打击了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
动摇了统治者的统治根基。另一方面，这次“夺粮暴动”，“给日本劳动运
动以强有力的刺激，把它放在广泛的革命轨道上了。”（片山潜语）与此同
时，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日本社会产生了深
刻的影响，空前地提高了工人阶级的觉悟，工农运动由自发的“夺粮暴动”
跃进到自觉的革命运动。在工农运动方兴未艾之际，日本统治阶级趁关东大
地震之机，以维持治安为借口，对群众运动进行大镇压。日本法西斯抬头，
一步步地走向帝国主义的道路。
日本列岛上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震动了日本知识界、思想界，引起他
们一部分人的思想混乱、不安和动摇。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无政府主
义、虚无主义、唯我主义等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应运而生，西方战后贪图瞬
间快乐的风气接踵而至，冲击着日本传统的伦理观和文化观，社会的激荡，
传统价值观的崩溃，他们对现实感到不满和恐惧，对自己在社会中的存在感
到不安，看不到前途，丧失了理想，消极，绝望，竭力追求自我内心的不安、
刹那间的美感、官能上的享受和非现实的幻觉。
这种社会现实反映在文学领域，就是一部分作家开始对旧有的文学传
统、旧有的文学观念与表现方式，表示怀疑和叛逆，乃至全面加以否定和破
坏。 1908 年形成的自然主义文学由顶峰开始衰微，其间出现过“白桦派”、
“新思潮派”文学，但仍未能改变整个文坛的沉寂、停滞的状态。许多新作
家放弃了自然主义纯客观描写物质世界的传统，主张挖掘主观世界和内心活
动的隐秘，以求得精神上的“充实”，尝试着探索一条新的文学创作道路。
与此同时，日本左翼文学受到苏联十月革命及其文学运动的影响，于1921
年10 月创刊了左翼文学杂志《播种人》，紧接着， 1924 年6 月，左翼作
家树起了《文艺战线》的旗帜，提出打倒资产阶级文学的口号，推动了无产
阶级文学运动的发展。
在国际文坛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欧洲掀起了现代主义文学运动，
战后不久，达达派、未来派、表现派、构成派等现代派文艺思潮波及日本，
特别是法国达达派作家保罗？莫朗的小说《夜开门》，以及德国表现派电影
《卡里格里大夫的密室》、凯塞的《加奈市民》，还有众多的未来派、表现
派戏剧相继介绍到日本，这对于一些热心探索日本文学出路的年轻作家来
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对日本现代派文学的诞生起了催生剂的作用。
这时，一些有才华的年轻作家如川端康成和横光利一等不甘于安守既有
文坛，他们对日本文学传统表示了怀疑，他们认为艺术家的任务在于描写人
物的内心世界而不是“表面现实”，主张追求“新的感觉、新的生活方式和
对事物的新的感受方法”，并在艺术上进行广泛的探索，甚至公开提出“破
坏既有文坛”和“文艺革命”的口号。
1924 年7 月，由菅忠雄、今东光、石滨金作三人发起创办一份新的杂志，
立即得到川端康成、横光利一、片冈铁兵的全力支持。同年10 月，他们和中
河与一、伊藤贵麻吕、加宫贵一、佐佐木茂索、佐佐木津三、十一谷义三郎、
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