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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的文字堆砌，似很呆板、生硬，但这种客观的罗列刺激人门的感官，给人
造成一种新的感觉，东京是带泥土的木屐般肮脏的城市，浅草就不是肮脏的
“人的市场”！这里让人联想，让人痛切地感受到现实的阴冷和人生的不安。
这种文体的形式，与作家要表达的主题内容是相通的。
二三十年代，日本走上军国主义化的道路。在加紧对外侵略的同时，也
加强对国内的控制和镇压，无产阶级文学作品自不用说，连许多艺术派的文
学作品也不能幸免而遭到查禁。川端康成的浅草作品群中，《浅草红团》中
的《都会交响乐》一节有“我是无产者，身穿工作服。沉重的铁锤，可不是
装门面！”一段歌词，被神经质的检查官疑是有“赤色”的味道而勒令删去。
《浅草节》发表的年代，时局更加严峻，大概是触及浅草下层人物的残酷现
实，就干脆被取缔了。
第七章
——在战争的旋涡之中
一 “七七事变”前前后后
1931 年9 月18 日，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的铁蹄踏进了中国东北三省。
接着1932 年1 月28 日又在上海挑起了战事，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步伐。1932
年5 月15 日和1936 年2 月26 日少壮派军人发动了两次武装政变，促使当局
加速军事法西斯化，为进一步发动侵略战争作了物质和精神的准备。1937 年
7 月7 日，日本侵略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件，拉开了全面侵略中国
的帏幕。
日本法西斯当局为了适应其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建立了“战时
新体制”，颁布了“国家总动员令”，强行宣布解散一切进步政党、工会和
社团，并对反战的各界人士进行疯狂的镇压。与此同时，成立了内阁情报局，
进一步压制言论自由和控制文艺界，日本人民和革命作家为此开展了英勇顽
强的斗争。不少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战士，也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进行了抵抗
运动。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不畏强暴，不仅用笔参加战斗，写下了《为
党生活的人》、《地区的人们》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优秀作
品，而且直接参加了地下的革命活动，进行不懈的斗争。这位杰出的作家于
1932 年2 月20 日遭到了法西斯当局的逮捕，在严刑拷打面前，英勇不屈，
当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为日本人民的革命、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
战争，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无产阶级作家宫本百合子、中野重治、久保荣、
金子光晴等也分别发表小说、剧本、诗歌，表示了对黑暗时代的反抗、连唯
美派作家谷崎润一郎、永井荷风等也在各自的作品中流露了消极的反战情
绪。尤其令人注目的是，现实主义作家石川达三在中日战争爆发的翌年，即
1938 年作为《中央公论》杂志的特派员到了中国华中战场进行战地采访，并
在南京耳闻目睹日本侵略军对中国无辜平民进行的血腥大屠杀，回国以后，
他写下了小说《活着的士兵》，无情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小
说当即横遭查禁，石川达三也被判处了徒刑，这时候，更多的作家被检举、
遭逮捕。这一系列事件，严重地冲击着日本文坛，更多的作家开始了沉默的
抵抗。
无产阶级作家中的一些意志不坚定者，在残酷的镇压下，开始“转向”。
这种倾向，从1934 年开始，到了1936 年达到了高潮。以林房雄为代表的少
数“转向者”，完全充当了法西斯政权的工具。不少作家也屈服于法西斯当
局的强大压力，大搞“报国文学”，发表鼓吹侵略战争、讴歌法西斯军队的
作品，其中火野苇平在1938 年、1939 年所抛出的《麦子与士兵》、《土地
与士兵》等被当局奉为“报国文学”的样板，火野本人被捧为“国民英雄”，
文坛上掀起了一股“国策文学”的逆流，响起了一片军国主义的鼓噪声。内
阁情报局为了把作家牢牢地拴在侵略者的战车上，利用这股逆流，动员大批
作家参加陆、海军“报道班”。川端康成的好友、同人久米正雄、片冈铁兵、
菊池宽等也都脱下西装革履，换上军装军靴，组成一支俗称的“笔杆子部队”，
开赴中国战场，为军国主义摇旗呐喊。当时的日本文坛，正如一些评论家形
象地说：“从这时候起，全日本文学都穿上了茶褐色的军服”①。
这时候，作家队伍两极分化加速，营垒更加明显。少数人站起来反抗，
他们或者流血牺牲，或者被捕入狱，或者逃亡国外，更多的人沉默、退却？ 。
川端康成面对眼前的这一系列事件，不能不有所震动。 1928 年3 月15
日，日本法西斯当局大检举共产党人的翌日，川端曾让逃避检举的当时的无
产阶级作家林房雄、剧作家村山知义栖身在他的热海家中，后来他曾称赞村
山知义“凝聚着理性和意志”，“像钢铁战士般工作”②。1930 年6 月，他
又隐藏正遭特务警察追捕、企图逃亡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领导人之一的
藏原惟人。在杰出的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壮烈牺牲之后，川端康成在一
篇题为《3 月文坛一印象》中写道：“我认为小林多喜二与德永直、林房雄
（当时两人已“转向”——引者注）经历着不同的劳苦，小林是一味前进的，
是幸福的”，同时又说；“我真心感到活着的横光利一是不幸的，还不如死
去的小林多喜二”，“小林离开作家的道路‘突然死亡’，远比横光作为作
家所走的道路更能使后进者感到乐观吧。我这种不审慎的邪说，恐怕不能轻
率地一笑了之吧。”③这段话，不仅是对小林多喜二表示了崇高的敬意，而且
也是对林房雄、德永直和已转而公开支持军国主义的至友横光利一的委婉批
评，表现了一个有良心的、富有正义感的作家的立场。这篇文章发表以后，
文坛哗然，川端康成遭到了各种非议、讽刺和攻击。他在《文艺时评》（1933
年6 月）的一篇题为《谷崎润一郎氏的〈春琴抄〉》中对此表示了愤怒：“连
我稍微写点有关小林多喜二的死，四面八方都把我当作自由主义者来对待，
真令我感到厌烦啊！”①
随着日本法西斯日益加强镇压日本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逐渐落
潮，整个日本文坛面临严重危机，连唯美派作家谷崎润一郎、德田秋声的作
品也在查禁之列。 1933 年，日本文艺界人士三木清、丰岛与志雄等七十多
人发起成立“学艺自由同盟”。川端康成也参加了，他们在极端艰难的条件
下，为维护创作自由，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同年，川端康成还同丰岛
与志雄、宇野浩二、广津和郎等人发起并创办了同人杂志《文学界》（第二
次），他们也以维护创作自由作为宗旨，许多人还主张艺术至上，反对文艺
从属于政治。《文学界》成为当时文坛的一股主要的力量。川端康成在《文
学界》创刊号的编后记认为：这是日本“文艺复兴萌芽了”，从此出现日本
现代文学史上称之为“文艺复兴”的新动向。
《文学界》同人包括了各种政治倾向和文学流派。从政治倾向来说，有
支持法西斯政权的，也有批判时局的；有无产阶级作家，也有自由主义作家；
有现实主义作家，也有艺术至上主义作家，成份是非常复杂的，成立之初虽
然貌似团结，但实际上已经蕴含着分裂的因素。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全面侵
华战争之后，局势急转直下，他们中有的人公开支持军国主义的战争政策，
有的人同军国主义思潮同流合污，企图把《文学界》引向歧途。大多数人则
力图维持《文学界》成立时的宗旨，对军国主义潮流保持有节制的抵抗。可
以说，《文学界》是在法西斯日益疯狂镇压下，日本文学界为维护和争取创
① 苏联и。л。约非：《日本近代文学概况》。
② 《土地与人的印象》，《川端康成全集》，第26 卷，第173 页。
③ 《川端康成全集》，第31 卷，第77—8 页。
① 《川端康成全集》：第31 卷，第123 页。
作目由而进行的一种临时性的组合，《文学界》杂志创办之后，发表了一些
好的或比较好的作品，具有一定民主、进步的倾向。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它
是具有反抗法西斯的积极的一面的。
在《文学界》内部尖锐的对立中，未见川端康成对任何一方作出积极的
反应，他既没有同军国主义思潮合流，也没有公开抵制，表面上超然，实际
上表现了极其复杂的心态。川端对当局控制言论自由和利用文学宣扬侵略战
争的倾向，以自己的方式，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他一方面对当局的检查制度
表示了不满和不安，批评有些作品“被删得几乎遍体鳞伤”，对石川达三的
《深海鱼》被删去三十多行惊呼“实在令人吃惊”，指出“这种随心所欲的
缺字越来越严重了，就如同既让人家演讲，却不想让听众听见一样！”“可
以看出右翼势力正在促使政府检查官检查更严格，使得杂志删除得更多。这
是世道暗郁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他又自我制约，采取宽容的态度，说
什么“既然担心国家和社会的安宁秩序，检查也是不得已的。言论的绝对自
由，只是理想”①。
就在《文学界》创刊翌年，即1934 年初，由内务省警保局局长松本学出
面，以“文艺复兴”为幌子，撮合一批知名作家成立了“文艺恳谈会”，企
图通过这个组织，加强政府对文艺界的监视和控制。川端康成也被列名于“文
艺恳谈会”的会员花名册上，之所以用“列名”而不说是“参加”，根据川
端康成本人解释说，关于“文艺恳谈会”的成立、性质和目的，本人事前一
无所知，自己既没有报名，也没有要求参加，只是接到松本学的请柬，出席
了第一次聚会。松本学在这次聚会上就宣布“文艺恳谈会”成立，使他“感
到意外”，“觉得不可思议”。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