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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召开，无疑是日本作家和世界各国作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但川端康成作
为东道国笔会会长，他完成了重要的任务，在国际笔会同人、特别是在东方
国家笔会同人中赢得了很大的声誉。国际笔会根据他对于这次大会的成功所
作出的贡献，于1958 年2 月推举他担任国际笔会副会长。日本文学振兴会为
表彰他在举办这次大会所作的努力，授予他菊池宽奖。日本笔会在他1965
年辞去日本笔会会长一职以后，为表彰其多年功绩，赠以高田搏原所作的作
家半身塑像。
① 《寄威尼斯国际笔会第21 届大会》，《川端康成全集》，第34 卷，第11 页。
② 《川端成全集》，第34 卷，第14 页。
出任日本笔会会长期间，川端还亲赴法兰克福、里约热内卢、圣保罗、
奥斯陆、汉城参加国际笔会第30、 31、 32 和38 届世界大会，并赴韩国、
我国台湾参加亚洲笔会的活动。 1956 年他就“匈牙利事件”发表声明，表
示所谓“同情争取自由而受迫害的人们”。 1968 年，同石川淳、安部公房、
三岛由纪夫等作家就我国“文化大革命”发表联合声明，呼吁“维持学术与
艺术的独立自主”，反对“将文学艺术作为政治权力的工具”。
康成在战后还为促进日中友好和文化交流。以及恢复日中邦交做出了自
己的努力和贡献，他于1971 年同“呼吁和平七人委员会”的委员一起发出恢
复日中邦交的倡议书。他在家中接待过我访日的作家，共叙文学与友谊。
川端康成一向孤独、寂寥，甚少参加社会活动，却如此热情地投入国内
外的文学活动与和平友好运动，而且成为日本文坛最活跃的作家之一，这对
于战后一再声明“离开了现实，遨游太空”的他来说，是另一面的真实。
二 接受反战、民主思潮的洗礼
战争结束以后，在激变和复杂的政治形势下，日本社会涌起了纷繁复杂
的社会思潮。反战思潮和民主自由思潮成为战后社会思潮的主流，对各界，
特别是知识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川端康成自觉不自觉地也被卷进这一思想
潮流之中。他不仅投身国内外各项文学和平友好运动，而且接受了战后反战、
民主自由思潮的洗礼，对他的创作不可能不产生一定的影响。他的创作，战
前和战后虽然没有“明显的断层”，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战后反战、民主自
由思潮的冲刷，激起了些微变化的涟漪。他的作品呈现更加复杂的倾向，有
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后日本社会的现实，也有的走向另一个极端，颓废
色彩更加浓重。也就是说，他们的作品更加表现了善与恶、美与丑的相互对
立、相互渗透，充满了战后现实中培植起来的矛盾、悲哀与丑陋，思想倾向
的二重性格就更加明显了。所以似乎不能说，战后川端的作品对社会现实反
应等于零，其思想性全无可取之处，相反地，他战后的新作《五角银币》、
《重逢》、《水月》、《离合》等掌、短短小说，以及《日兮月兮》、《河
畔小镇的故事》、《东京人》、《生为女人》等“中间小说”（战后出现的
介于纯文学和大众文学之间的一种文学形式），有的描写了战争给人们的生
活和爱情带来的创伤和投下的阴影，以及对生的眷恋，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有的字里行间透出对美国在日本国土投掷原子弹的愤恨和对美占领军的不
满。尤其是中篇小说《名人》和长篇小说《舞女》积极反映了棋艺家、艺术
家对艺术事业的执着追求，以及探索应有的艺术思想和艺术道路。这些作品
或多或少都反映了时代的波澜，同他战前的作品相比，有了新的探索和新的
创造。
《重逢》是川端康成战后第一篇比较重要的短篇小说，发表在1946 年2
月号的《世界》杂志上。小说描写了“战争暴力”把厚木佑三和富士子这对
恋人拆散，佑三以为彼此缘分已经了结，便同另一女子结了婚。战后这对恋
人不期而遇，富士子惊悉遭到佑三的遗弃，重逢的喜悦又带来了哀伤，而佑
三一方面自责自己太自私，一方面又暗算着“让时间的激流把富士子卷走”。
作家通过这对恋人战后的苦涩重逢，深入地开掘他们相逢时悲多于喜的复杂
感情，透露出这场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心灵创伤和痛苦，将战后初期日本社会
混乱和贫困的景象，艺术地再现在读者面前。譬如“文墨节”上一片褴楼的
衣衫、废墟上残留的焦臭味、复员士兵表情的有气无力、伤员的失魂落魂，
以及可怜巴巴的吉普女郎在街头招引美军等等，给小说笼罩上一派战后的凄
凉景象。就是对佑三和富士子的描写，也是把他们在战争中早已被埋没的爱
情，与战后社会生活融合在一起，尤其难得的是，作家安排了“文墨节”这
样一个和平节日的情节，意在说明“战神已经改变了这个社会”，日本“大
概着眼于实行文治了”。他还写了参加节日的人们“已不再祈求武运长久和
战争胜利了！”但他却没有进一步探讨如何对待战后的生活，让富士子在失
意面前感到“世界茫茫，也不知自己将会怎么样”，借此把自己战败的哀伤，
以及对前途的彷徨心情，依托在富士子身上，落入失望之中。
这篇小说，着力写了佑三在重逢中深感自己的责任和道义、自己的良心
早已被抛在战争的激流中去，从自己的罪孽和悖德中看到自己的狡诈和自
私，悟到自己也遭到了战争的毒害，陷于茫然与惆怅之中。他面临着道德上
的抉择，表现了一种压抑的楚痛。也就是说，作家是把佑三放在交织着自我
牺牲与自我中心、自省与自满、利他与利己、道德与邪恶的思想矛盾冲突中
加以塑造的，在行文中明显地给人们留下这样一个印象：产生这一人物思想
矛盾冲突的根源，是在于战争，在于战争的暴力。同时，作为时代背景，对
美占领军的淡笔素描，也表示了作家本人的愤懑态度。他写道：“？ 。在战
争中早已被埋没的东西又复活了。那场杀戮和破坏的浪潮，竟然无法消灭男
女之间的细微琐事。”虽然言语并不激烈，但在平静柔和之中却表示了作家
坚定的信念，“战争未能消灭的东西，美军的占领也不能将其消灭。”对于
一向在作品中以对现实、政治、社会淡薄的川端康成来说，这不能不是受到
战后反战、民主自由思潮的影响的结果，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
美占领军当局对这篇小说作了“事前检查”，认为小说里穿插描写美占
领军同日本吉普女郎的作为，有损于美占领军的形象，而大加删节。出版社
征求出版单行本时，川端拒绝发表，以示无言的抗议。当时日本文坛，谁也
不会想到川端康成的作品也会遭受到美占领军的检查和删除，都不禁感到愕
然。
作家战后另一篇重要的短篇小说《水月》，通过京子对死去的前夫的追
思，叙述她前夫虽然害病，但也被征去做修机场的苦力，她承受着“又是战
争，又是避难，又是丈夫病重”的生活重压，表现了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的
苦难。战后第一部著名的长篇小说《舞姬》中的舞姬波子在战争中失去了艺
术青春，悲叹战争期间“人都被遗弃了”，表露了对战争的厌恶情绪。《五
角银币》、《竹叶舟》等也通过日常的细微琐事，反映了对战争的哀伤和愤
懑。
川端康成这种厌奔战争和反战的情绪，也流露在他的一些散文随笔里。
《感伤之塔》写了作家接到许多文学青年的来信，谈到战争毁坏了她们的家，
夺去了她们的幸福，譬如在战争中叶子的母亲逝去、弟弟入伍、情人战死在
侵略的战场上；蓝子在战争开始不久，就成了寡妇，拖妹带儿地承担着生活
的重担？ 。战争破坏了她们的生活，这一封封书信，垒成了一座“感伤之
塔”。”在这战争结束翌年，川端将在鹿屋基地的生活体验，写成短篇小说
《生命之树》，它描写基地女招待启子悄悄爱上特攻队员植木，植木出发前
本想向启子发泄兽欲，却被启子的纯洁的爱所打动，克制住了。植木在冲绳
战役中战死了，其战友寺村向启子求婚，启子没有答应，因为她的心仍然想
着植木，自己也打算死去。但她觉得植木的死，“是被强迫的死，是被导演
的死，人为的死！”战后启子回到东京，凝望着树木的新芽，眷恋着由于战
争而失去的日本的春天，点燃了她对生的希望之火，这才打消了寻死的念头。
作家似乎是把特攻队员的死，写成是最大的徒劳，同时也表现了求生的
欲望。作家对基地生活表现得如此沉静，对特攻队员的死表现得如此冷漠，
甚至指出这是“被迫的死”，死得无谓，令日本文学界都大为震惊。人们都
觉得他“在这样大的战争中，也没有反映人们关心的问题，不能不让人表示
近乎恐惧的尊敬之情”。①
作为纯文学作家的川端还另辟新径，写作了一些中间小说，内容虽然不
尽相同，但在这里行间隐现了对战争和战后美军占领日本的现实的不满。《日
兮月兮》写了战争给朝井一家造成夫妻离散、儿子战死的不幸，还写了美军
占领下，日本传统的茶道、传统的纺织工艺，以及传统的生活习惯失去了真
正的精髓，感叹日本文化遗产失去了光彩，大大地动摇了战后日本人的心灵
世界。作家面对这种状况，发出了“总不是味儿”的慨叹！《河畔小镇的故
事》写了一个青年店员这样一句话：“日本战败了，被占领了，可是燕子还
是从南国飞回令人怀念的日本，没有变化。从外国来的家伙的态度，不也是
没有变化吗？”作家以燕子喻人，并同美占领军对照，说明日本人怀乡的精
神没有变，美军占领的态度没有变。他还巧妙地利用在战后的日本仍找到“龙
塞”的情节，表明日本表面变化了，日本还是存在，“日本还是不会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