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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从远处传来了马蹄声。
大金牙吓呆了，他纵身一跳，越过围墙。枪声响了。
母亲飞奔到大街上。格拉尼亚把一块石头踮到脚下，勉强能够到围墙上的一个洞眼，他看见土匪们慌慌张张地跳上马。
在大街的尽头出现了红军。
跑在最前面的那个人在飞奔到格拉尼亚躲在后面的那墙围墙时，脚踩马蹬，全身直立，挥舞着手中的枪，大声喊道：“从左边上，从左边上，包抄过去！”接着便开火了。
可是，他一个人也没打中。
土匪不见了。只抓住一个，就是那个头上缠着绷带、送给格拉尼亚糖吃的大金牙。他的马受了伤，所以摔了下来。
红军来迟了！父亲满身灰尘，躺在地上，头部被击穿。他那不瞑之目，好象望着母亲，望着微微晓色，望着摘下军帽垂手而立的排长。
阿尔谢尼·佩斯科夫斯基的葬礼是按军队仪式举行的。
一个年纪已经不轻、留着火红色小胡子的指挥员（大家都叫他坎达林采夫同志）走到格拉尼亚跟前说道：“记住吧！记住，要热爱我们工人，农民的大地。记住吧，好儿子！” 他拥抱了孩子。
站在周围的妇女都失声痛哭。只有马尔塔滴泪不垂。她拉着儿子的手，眼晴凝视着。
不久前，从吉扬德日派来的农艺师谢尔盖·卢基亚诺维奇·潘捷列耶夫和佩斯科夫斯基一家已经成了好朋友。他沉重地叹息着，不住地擦拭肥大的后脑勺。边站着他的儿子斯塔尼斯拉夫。他比格拉尼亚大一岁。
葬礼结束后，在潘捷列耶夫家里举行了葬后宴。马尔塔坐了一会儿，向朋友们道了谢，感谢他们来为自己的丈夫吊唁。她说，儿子该睡觉了。
回到家里，格拉尼亚在枕头下面发现了一本芬尼莫尔·库柏①写的书和一盒彩色笔。这是斯拉夫卡·潘捷列耶夫的两件主要宝贝。
【 ①芬尼莫尔·库柏（1789—１８５１年），美国作家。——译者】
格拉尼亚睁着两只大眼，躺了许久。
他想起了爸爸坟墓顶端的那颗星和小牌子上面写的字：“阿尔谢尼·佩斯科夫斯基（1888—1925年），肃反工作者，被劳动人民的敌人杀害。为了祖国天长地久，纵使我们的生命转瞬即逝。”
别的坟墓上都是十字架，只有爸爸的墓上是颗星。
他还想起，妇女们是怎样饮泣吞声，坎达林采夫怎样拥抱他，还对他说：“你已经不小了。记住，我们会抓住所有的土匪，一个也不剩，为你父亲报仇。”
然后对母亲说：“马尔塔同志，您最好搬到父亲那里去住。我们是要留下几个战士维持治安，可是谁知道，阿加·基希说不准还会来偷袭。您最好搬到父亲那里去住。
“我不到父亲那儿去，” 马尔塔斩钉截铁地说。“总能对付着过下去……”
一连几夜孩子都睡不好，常常惊跳起来大叫：“爸爸，开枪！”他睁开眼，茫茫然环视四面墙壁。
他感到母亲的温暧，听到母亲在安抚他，那声音朦朦胧胧，宛如从远方传来：“睡吧，孩子，睡吧，我就在你身边儿，你谁也不用怕，有我在这儿。”
孩子沉重地叹着气，翻身面对墙壁，不让别人看见他在流泪。然后，又慢慢地、慢慢地睡着了。
潘捷列耶夫一家请马尔塔到他们那里住些时候：让孩子换换环境，散散心，而且还有一个小伙伴，他们可以一起看书，一起玩耍……马尔塔和儿子在潘捷列耶夫家里一直住到春上。她深深感到，这家人是多么好，多么诚挚。他们无微不至地关怀格拉尼亚，让他忘记遭受的痛苦，哪怕忘记一点儿也好。
坎达林采夫进山去了，那里有一个很大的樟树林子。他给格拉尼亚和斯拉夫卡每人做了一副弓箭。这两张弓和芬尼莫尔·库柏在书中所描写的印第安人拿的那种一模一样，射得又远又准，每枝箭上还装饰着各色羽毛呢！别的孩子都羡慕极了。
格拉尼亚和自己的小伙伴完全不同，他活泼好动、憨厚、直率、性情急躁，而斯拉夫卡细心认真，从不为小事伤心、哭鼻子。马尔塔在心里忧郁地想道：在其他品格都一样的情况下，象斯拉夫卡这样的人，要比格拉尼亚更能成大器。
有一次，他们两人在公路边做哥萨克和强盗的游戏。两个“强盗”埋伏在公路转弯的地方等着“哥萨克”。忽然，就在拐弯的地方冒出了几个和他们一样的淘气包，这是从邻村来的孩子。他们一共３个，最大的一个想抢走格拉尼亚的弓箭。两个“强盗”撒腿就逃。可是，格拉尼亚跑得慢些，被追上了。斯拉夫卡想来想去，还是返回去向“敌人”进攻。他的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行为使这几个不很老练的“抢劫者”害伯起来，他们竭力想撤退得体面些，于是，把弓箭还给了格拉尼亚。斯拉夫卡眼睛下面的那个紫青块整整一周都没好，他感到十分自豪。
佩斯科夫斯基母子居住的德国移民村，是1918年由符腾堡来的移民创建的，用圣捷列扎（意为行人和迷路者之保护人）命名。
格拉尼亚记得外祖父讲过，1817年，有1，400户人家从什图特加特和土宾根附近，从内卡河和莱茵河谷启程远行。他们跋山涉水，来到高加索。据说，高加索的库拉河流域是肥田沃野，从来没有垦殖过。要有一双勤劳的手和一个聪明的脑袋，才能使这个地方繁荣兴盛起来。那时，还有一个奇怪的说法，说这些土地可以无偿垦殖。起初，大家都不太相信：哪有白得好田的事？假如是这样，岂不要打破脑袋……可是，有两位受尊敬的人在俄国旅行了一年多回来了。他们说，他们到过库拉河两岸——到过梯弗里斯，也到过耶利萨韦特波尔。那里的土地的确令人羡慕，日照期长，水分充足，种什么长什么。只是路途太远，太难走……还有……居住在沿河两岸的人们不知为什么日子过得并不快活，常常碰到一些精神不振、面色蜡黄的人。精神不振作是因为得了一种使人阵阵发热的可恶的疟疾病。这病可以用一种苦树皮医治…有的人可以治好，有的人却不管用。人们常常因此丧命，所以土地显得很多。梯弗里斯和耶利萨韦特波尔附近都是这样。
这两位代表在高加索受到接待，对他们说了许多殷切之词，并且证实，如果德国人想耕种这些官地，的确可以不纳税；还按手续颁发了证书……所以，谁愿意的话，就可以…
大家纷纷议论，仔细盘算，核计着路上需要多少匹马、多少辆车、多少干粮以及应该准备哪些种子。大家还猜测，谁能走，谁走不了，如果家中有老又有小，带着这些人可怎么走呀？还是等孩子们长大，等老人……人生在世，生死有之，早晚一定会有这一天…不，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出远门的。
那些有头脑有远见的符腾堡人都感到，如果在这块盛产葡萄的阿塞拜疆土地上建起酒厂，再把酒行销到西边去，那会干起一番怎样的事业呵！
在1，400户人家中，走到库拉河的只有不到500户。有的半路折回去了，有的中途不走了，许多人则葬身异地他乡。来到科尔希达河的时候，疟疾传开了，好象是对这些抛弃故土、罪孽深重的人们来一次惩罚。
在格鲁吉亚建了７个小村落，有60户人家继续沿库拉河往下游走，向耶利萨韦特波尔走去。然后他们又向南折大约30多里，最后就在这里安家落户了。他们建起一座小教堂，推举了村长和两个副村长。大家互相帮助，先建起一些不大宽敞，但却是那种十分坚固的典型的德国式房子，同时都留有扩建的余地。于是60缕炊烟袅袅升起，就这样建成了德国移民村。
这些外来人认真地、公平合理地分了土地。起初，生活十分艰难。可是，当苹果园、葡萄园结出硕果的时候，大家的忍耐克制终于得到了回报。这里的葡萄肥大多计，用它酿成的酒，在德国从来不曾见过，也永远不会有这样的美酒。
建起了第一批酒厂，同时开设了磨房和小店铺。有人建造了油坊，还有人在路边开了小客栈。就这样，移民村的生活沸腾起来了。耶利萨韦特波尔人得知，这里的人们聪明能干、心灵手巧，于是便同他们做生意，借给他们钱。借债不用立字据，只凭一句话：移民村的人从不赖帐。他们只笃信上帝，娇惯女人，而男人们个个都是真正的好汉子。
过了８年，又有30户人家来到捷列扎村。到上一世纪末，全村已有1，500多人。而到成立恩格斯集体农庄的时侯，移民村已经完全变成一座真正的村镇了。
这里的少妇面色红润、健壮、能干、干净俐落；这里的小伙儿性情和顺、讲话不多、十分自重。主妇们的身上总是散发着奶香和油香，而当家人总是面色黝黑，安然自在。村里的一天开始得极早，学校里的第一遍铃总比相邻的吉扬德日（不久前称作耶利萨韦特波尔）的学校早半小时。大家推选阿尔贝特·格吕弗尔特当农庄主席，他就是那个名叫叶夫格拉弗·佩斯科夫斯基的年轻人的外祖父。这个人有远见卓识，能精打细算。别看他年已垂暮，但是机灵麻俐。这个农庄有个特点，极令人羡慕：每个人都知道他应该在什么地方干活，什么时候干，干些什么，而且干得认真踏实。这个农庄是模范农庄。佩斯科夫斯基从幼年起便学会了热爱劳动。不论在作坊，还是在牧场，他都是内行。
他和许多早年丧父的孩子一样，在12岁上就已经感到自己可以自立了。
一次，他在同斯拉夫卡·潘捷列耶夫谈话时说，他打算当一名水兵，想做少年见习水手到海上漂游一番。
斯拉夫卡比他大一岁，总欢喜让自己的伙伴知道自量。于是，他奇怪地扭了扭鼻子说，在这个世界上好吹牛皮的人实在太多了，他自己就认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