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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建武六年）春，贼率五万余人夜攻汉营，军中惊乱，（吴）汉坚卧不动，有顷乃定。即夜发精兵出营突击，大破其众。因追讨余党，遂至无盐，进击勃海，皆平之。又从征董宪，围（东海郡）朐城。”
老兄所言“这些事情，在建武五年二月都完成了。”不知从依据何在？
到底是我搞错了，还是老兄一眼看花了？
至于吴汉与耿弇的作战任务在建武五年二月之后的不同，我何尝不知？我引用《吴汉传》的原文，不过是为了证明耿弇在此时的确是受吴汉节制，是在渤海、平原、东郡、东平一带围剿流民军。至于建武六年以后吴汉的事，与耿弇无关。
综上，我的论点是：
第一，建武五年二月之前，耿弇是受吴汉节制，在渤海、平原、东郡、东平一带围剿流民军。
第二，陈俊在建武四年冬只是刚刚到泰山上任，他只控制了泰山郡的西部，没有控制泰山全郡。
第三，耿弇攻击张步，是由陈俊的辖区由西向东发起攻击，而不是由北向南。
据地图推断，耿弇所部汉军在建武五年十月总攻张步之时，应是从东郡出发。
“我爱韩再芬”兄，你说的我明白。适才我查了一下，你说的这段话是对的：“明年（应该是“建武五年”）春，贼率五万余人夜攻汉营，军中惊乱，（吴）汉坚卧不动，有顷乃定。即夜发精兵出营突击，大破其众。因追讨余党，遂至无盐，进击勃海，皆平之。（建武五年七月）又从征董宪，围（东海郡）朐城。”
我的引文虽然把有误，却不影响我的论点。问题的关键在于“建武五年二月”，而不在此后。
我的结论依旧不变：
第一，建武五年二月之前，耿弇是受吴汉节制，在渤海、平原、东郡、东平一带围剿流民军。
第二，陈俊在建武四年冬只是刚刚到泰山上任，他只控制了泰山郡的西部，没有控制泰山全郡。
第三，耿弇攻击张步，是由陈俊的辖区由西向东发起攻击，而不是由北向南。
据地图推断，耿弇所部汉军在建武五年十月总攻张步之时，应是从东郡出发。
（七）治盗之术
建武十六年，在刘秀铁腕手段的推动之下，“度田检籍”工作在全国范围之内广泛推行。欧阳歙的汝南赃案事发之后，刘秀再次加强了对地方官廉洁情况的监察工作。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结果再次令刘秀大吃一惊。据谒者的调查，各地二千石以上的地方官之中，普遍存在着度田不实、贪赃枉法的恶劣风气。
九月，刘秀看罢有关报告，大怒，下令将以河南尹张伋为首的诸郡太守、国相等十余涉案高官捉拿下狱。不久又下令将他们全部处死，以儆效尤。刘秀的这一严厉举措，意在扭转官员队伍中的贪墨习气，告诫各地官员必须廉洁从政。无论是欧阳歙这样的中央政府高官，还是张伋这样的地方官，一旦贪污受贿的犯罪事实得到查证，朝廷绝不会姑息迁就，必将严惩不怠。
几个月来，全国各地的官员们看到刘秀如此大力惩治贪污、用铁拳打击腐败，一个个再也不敢怠慢，贪污受贿、徇私枉法、欺上瞒下的恶劣风气逐步得到了遏制，官场风气有了一定程度的好转。在此基础上，“度田检籍”工作继续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继续推行。依照刘秀的性格，对于任何事情，一旦下定了决心要做，是无论什么力量都不能阻拦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是他的一贯作风。
不仅是卢芳、匈奴的骚扰让刘秀忧心，中原地区的“度田”工作进行的很不顺利，让刘秀也感到有些焦躁不安。还有，更让他烦心的是，历来比较安定的南方也发生了徴側叛乱。刘秀此时，确实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对于交阯叛乱这样复杂的问题，牵扯到很多复杂的方面，必须要有一个得力的干才方能处理好。于是，他想到了陇西太守马援。在刘秀的印象中，马援不仅是一个优秀的军事将领，也是一个出色的地方官，更是一个民族问题专家。
不久，刘秀将马援调到洛阳担任虎贲中郎将。此时各地叛乱不息，刘秀似乎对前几个月处死十几名太守、国相感到有些后悔。也许，在很短的时间里，处死这么多有地方管理经验的地方官，对平叛工作不利。在召见马援时，刘秀对他说：“前些日子，朕杀了那么多的太守、国相，真是后悔杀的有些多了！”马援风趣地答道：“这些人犯罪当斩，死有余辜，何多之有！唯一的一点遗憾就是，死了的就死了，再也不能复生了！”刘秀被马援的幽默回答逗乐了，不禁哈哈大笑。
不过，说笑归说笑，烦恼问题还是一大堆。北方的卢芳、匈奴不时地南下骚扰，这已经够让他头疼了。然而，更令他感到忧虑的是，各个郡国的地主、豪强由于对“度田检籍”政策不满，已经与朝廷开始公开对抗。一时之间，河北、河南各个郡国，群盗并起，组织起了大规模的武装反叛。有些是青、徐、幽、冀四州，对于“度田检籍”工作的反抗最为剧烈，叛乱也闹的最凶。当地的官员组织军队追讨之时，这些盗贼是一哄而散。军队返回驻地之后，这些人又重新聚集起来，继续叛乱。就这样，屡叛屡平，屡平屡叛，进展甚微。搞的各地疲惫不堪，一筹莫展。
“太阳低下没有新鲜事。”刘秀面对的这个问题，他的前辈们也遇到过。那么，刘秀的先辈是怎么做的呢？
在汉武帝末年，各地农民由于衣食无着，揭竿蜂起，聚集在一起，武装对抗官府。大一点的队伍，有几千人之众。小一点的，也有数百人之多。汉武帝刘彻的办法很简单：武力镇压。他派出多名使者，拿着节仗、虎符，到各地平叛。由于这些使者都穿着绸绣做的衣服，人们都管这些使者叫做也“绣衣使者”。他们手持节仗，又手持虎符，不仅有权调动军队，而且有权就地处置官吏。他们的权力极大，对各地官吏、军民具有生杀予夺之权。各地官员的升迁奖惩，甚至性命能否保住，都在其一念之间。
“绣衣使者”确实很厉害，他们到了地方上之后，用虎符调兵，围剿盗贼。这些老百姓组成的起义军怎么是官军的对手？很快，起义被镇压了下去，官军斩杀首级一万余级。汉武帝得报，非常得意。他为了彻底杜绝民众造反，颁布了一道叫做“沈命法”的法令。这道法令说：“从今以后，各地若是发生盗贼聚集叛乱，如果当地官员没有及时发觉，或者发觉了却没有将其全部剿灭的，从二千石以下到小官吏全部处死！”
事实证明，这个貌似高明的方法却是一个愚蠢的决定！此后，即便各地再次出现了盗贼，乡里的小吏即便发现了，却因为畏惧 “沈命法”之诛，不敢上报。因为他们担心一旦不能全部捕获盗贼，就会连累到郡、县的官员。郡、县的官员也害怕受到牵连，就装聋作哑，闭口不言。从此之后，各级官员为避免被朝廷追究责任，上上下下相互遮蔽，以逃避法律的制裁。最终的结果是，实行了“沈命法”之后，盗贼不仅没有减少，反倒越来越多，成了千古笑柄。
对刘秀来说，汉武帝治盗的故事他当然知道。他绝不会步其后尘，而是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办法。这年十月，他派出使者到各地去，向各地宣布了朝廷的政策：
第一，听任盗贼相互检举、揭发、攻击其他同伙。如有五个人共杀一个同伙向朝廷投降的，则免除其罪；
第二，即便各级官吏畏怯、逗留的限制而导致盗贼逃逸的，一律不再追究其责任。允许其在围寇剿贼过程中的立功自效。其具体表现，视其成效再予以奖惩。
第三，各地的州牧、太守、县令、县长，因为境内有盗贼而不收捕的，或者因为畏惧怯懦放弃城池逃跑、擅离职守的，全部不予处罚，只看捕获盗贼的多少来衡量政绩、排列先后名次。
这三条政策，真是厉害至极。第一条是分化瓦解盗贼内部，使得其内部不战先乱，人人自危。第二条是免除致使盗贼泛滥成灾官吏的责任，允许他们戴罪立功，勉励他们积极作为，不要背思想包袱。第三条主要是调动各级官吏平叛的积极性。
这一政策几乎如同大赦，几乎免除了与盗贼有牵连的官员的一切罪责。再次重申只要能够消灭盗贼，以前的过错不但一概不予追究，而且各级能够凭借捕获盗贼数量的多少论功行赏。
在刘秀的政策鼓励之下，各级官吏消除了畏惧情绪，解除了思想负担，开始积极地工作。各地大肆搜捕盗贼，将其全部解散。对于前来投降的盗贼首领，朝廷将其迁移到其他郡异地居住，分拨给他们土地、给他们供应粮食，使他们安心生产。不过，朝廷为了防止生变，禁止其与故旧来往。在正确的政策指引下，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为乱河北、河南数年之久的盗贼问题得到了根本的解决。此后，老百姓在城外放牧的牛马，晚上都不用牵引回家。
各个城市夜不闭户、道不拾遗，中原地区逐渐出现了一片安居乐业的太平景象。
这年冬，虎贲中郎将马援向朝廷上奏说：应该按照旧制铸造五铢钱。刘秀采纳了这个建议。五铢钱是汉武帝元狩五年（西元前一一八年）开始铸造的。从这一年开始，汉武帝决定“罢半两钱，行五铢钱”。钱形圆，有方孔，正面和背面都有外郭，外郭同文字一样高低，可保钱文不受磨损，钱重五铢（约合今天三点三三克），正面铸有篆字“五铢”二字。汉初允许私铸 ，“钱益多而轻”，币制混乱。元鼎四年（西元前一一三年），汉武帝采纳桑弘羊的建议，下诏将铸币权收归中央，令郡国销毁旧钱，由上林苑的钟官、辨铜令、技巧令（一说为均输）三官统一督造，故又称上林钱、三官钱。王莽篡位后，下令废黜五铢钱，造成币制动荡。五铢钱在民间通行了一百多年，老百姓非常喜欢用。主要原因是：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