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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你得吃饭呀，就是犯了杀头的罪，该吃饭的时候也得吃饭嘛。”监管他的警卫干部劝导道，“党的十一大已经开过了，他们一宣布开除了党籍，我看问题也该解决了。老这么批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呀。你呀，有什么错给中央写个检查不就行了嘛，何必这么死犟着呢。”
张春桥喘了口粗气说：“你不懂！这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不是那么简单！”
“可现在党中央并没有让你死，而是让你活呀，而且希望你活得更好些。”
“年轻人，你别看他们的表面，他们从心里恨不得让我早早死了呢。”
“那你不吃饭，万一死了不是正好遂了人家的心愿吗？”
“好，有你的这句话，我还真要好好地吃饭呢。我不会死的，起码我不会自杀，我宁可让他们把我枪毙，死在他们的枪口下，也不会自己倒下，更不会向他们投降。道理很简单，我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是毛泽东的党员。现在的党已经变质了，和他们划清界限，是我的光荣和骄傲。”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二日，中共十一大召开后，他反复阅读华国锋的那篇政治报告，琢磨里面的词句和内容。三万来字的报告，有一多半的篇幅在数列自己和江青等人的罪状。其余也是在布置如何整垮和肃清自己的什么流毒和影响，竭尽造谣污蔑之能事。华国锋大言不惭地把同自己和江青等人的斗争，说成是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看来他还没有开始否定文化大革命。好，那就看你如何解释是谁协助毛泽东打倒了刘少奇、林彪这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吧！因为在这个报告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已经根本不提了。反而发动这场伟大的斗争被说成是犯了滔天大罪……
“四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十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四人帮’就同林彪反党集团相勾结，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大以来，‘四人帮’反对十大路线，推行一条极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
呸！你华国锋简直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二字，我张春桥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协助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你还不知在哪里呢？
张春桥从被捕的那天起。他的脑海里总是在思索着文化大革命的那令人难忘的日日夜夜。几乎每一场斗争，每一个交锋，都牢牢地印在了他的记忆中……
从一九六三年起，经过两年多和张春桥的共同抓现代戏的斗争和实践，江青对他已经完全信任了。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廿五日，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在上海开幕，报纸上出现了这样的提法：“在柯庆施同志领导下，在江青同志关怀下，我们的现代戏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江青对柯庆施和张春桥的感激是难以形容的。这一场政治戏。标志着江青就要出山了呀。特别是柯庆施于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逝世后，江青就把对上海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张春桥身上了。她握着张春桥的手说：“记住，我们还有大战呢。抓《智取威虎山》、《海港》等京剧革命，只是我们开了个头儿，还要有更大的进攻呢。柯老离开了我们，我就全靠你了。”
张春桥说：“你放心，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辜负你和主席对我的期望。我一定要对得住主席和您对我的相信。有什么样的任务你尽管吩咐，就是掉了我的脑袋，我也要坚决地完成。”
“弄不好，还是真有掉脑袋的危险呢。”江青说，“我是早就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就连搞这现代戏，都像是掘了人家的祖坟似的，何况是朝他们开几炮呢？”
朝他们开几炮，指的是组织批判吴晗所写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此，江青几次来往上海、杭州和北京，秘密地在组织姚文元和张春桥写这篇文章。
一九六五年四月廿七日，江青再次来到上海，为了隐蔽她的真实行动，她特地让张春桥为她召开了《智取威虎山》的座谈会。她发表了一篇颇为内行的讲话：
“原来剧团的那一套组织，完全是适应演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因为从小演员就学习那些东西，所以必须加以改造。去年有人说《智取威虎山》是话剧加唱，是白开水。当然我心里有本帐，当时我们把这些意见顶回去了，因为拿这些话来反对革命是不对的。至少是给我们泄气。有白开水比没有好，因为有了自开水可以造茶、造酒。”江青讲到这里，动了感情，“去年三块样板没有打好，我感到对不起党，对不起去世的柯庆施同志。柯庆施同志应该永远纪念他。他始终是站在第一线的，是坚决地支持我们革命的。看老戏，群众有的中途就跑了。《红色风暴》这个戏老实说写得并不好，可在看这个戏的时候，演到烈士就义，群众坐着不动。在唱《国际歌》的时候，我站起来，大家也站了起来，这就说明了群众是欢迎现代戏的……”
张春桥十分注意地听着她的讲话，感觉到她对柯庆施真是从心里尊敬和感激。他断定她是一个重感情、重革命事业的人。
“《海港的早晨》是个好戏，但是，后来搞成了中间人物转变的戏，走了弯路。《智取威虎山》的问题是一平、二散、三乱要收缩。反面人物的戏更多了，座山雕的亮相很长，音乐气氛很强，下面的人物反而没有。整个戏的思想性不够高，艺术的现实生活基础不够，戏中看不出当时全国的形势……”
听到这里，张春桥吓了一跳：这个人物可是哄她不得，对艺术精湛得如同炉火纯青，在这个问题上她可是不讲情，自己费了很大的努力，被她几句话就给轻轻地否定了。在她休息的时候，他小声地对江青说：“我搞戏剧艺术不行，搞政治还可以。”
江青睁大了眼睛：“我们搞现代戏就是搞政治呀。不抓改革的样板，能把他们都赶下去吗”他们已经占领了我们的舞台快十七年了。”接着她继续在讲，“根据我两年来的经验，京剧艺术，主要靠音乐来塑造人物形象，不是靠舞蹈。中国的京剧舞蹈，没有上升为自己的语汇。语汇就是若干动作，表达一个意思，像电影的近景、中景、远景，所谓蒙太奇，即结构。这些，我们都好好地研究，在现代戏中搞出我们自己的东西来。毛主席看了《智取威虎山》后，说杨子荣的形象不记得了，只记得座山雕。我听了很难过，对座山雕用了很多手法，如站立两厢，请三爷开山，点将，坐帐，这么长时间，有几分钟呀，要砍掉！”
张春桥有点后悔不迭，不该说这些非常外行的话。不过，他很快就用他自己的勤备学习，补上了这一课。他修改的《智取威虎山》里的若干唱段，博得了江青的好多称赞。他的脑子很好使，经过几天的思考，就根据江青排戏、抓戏的特点总结出了她创作现代戏的三条经验：在所有的剧中人物里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突中出主要英雄人物。
江青叫好了：“对，这就是我的经验。你看吴晗的《海瑞罢官》主题多明确，就是要突出海瑞这个人，所有的人物都是给人家垫底的。这就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了。我们的《红灯记》到深圳去演出，是让香港人看看我们是把京剧救活了呢还是毁了。国民党是把京剧毁了，他们毁了多少人哪！现在的香港也是这样。《红灯记》在深圳演出的时候，杜近芳在台下哭了，她不是为内容，而是被观众对革命现代戏欢迎的热情感动得哭了……”她当着许多人的面对张春桥和姚文元说，“你们一定要搞出样板来，才对得起上海人民，才对得起党，对得起去世的柯庆施同志。”
座谈会一结束，江青就和张春桥、姚文元赶回锦江饭店研究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连张春桥都没想到江青竟有如此多的精力。江青说：“为了保密嘛，就是不让文化部或北京那些人知道我们的动向，防止他们来扼杀这篇文章。那些家伙，可鬼着呢。我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中。在北京，连中央办公厅的主任都敢对主席搞窃听，在主席的驻地办公室里安放录音设备，你看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张春桥这时隐隐感受到了这里面的政治内容。特别是江青再三再四地警告他要保密，要提防文化部，警惕宣传部，不要让北京知道，等等。他就感觉到这里面存在着极大的政治含义。这时的张春桥，没有任何的畏惧的胆怯，更多的是激动和兴奋。他刘姚文元说过这样的几句话：“人一生能有几次搏？只要有意义，就要慷慨激昂，在历史上能够浓墨重彩地写上一笔，就是死了他是值得的。我这一生，能够和毛主席联系在一起，能够和江青同志联系在一起。就是粉身碎骨也是值得！”
这种带有酒醉的话，往往把姚文元弄得莫名其妙！他并没有感觉到任何的危险和难堪，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批判一个小小的北京市副市长，有什么了不起？有什么风险可谈！当江青再三地对他和张春桥说：“我们的对手可是老奸巨滑呢，在中央这些人弄得毛主席都不好讲话了，主席就是召开一个会议，没有某些阎王爷的点头，也是很难的。不是没有人敢讲话，就是这个会议根本开不下去。他们已经根深蒂固，形成了很深很深的独立王国。如果主席不断然采取措施，我们这个国家可是有变质的危险。”
这话，对姚文元来说可是觉得有故弄玄虚了。他既不相信自己的这篇文章会有多么大的作用，也不相信中国会有什么人胆敢反对毛泽东的主张。但是他听了江青这番半真半假的宣传，认为这是极而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