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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对姚文元来说可是觉得有故弄玄虚了。他既不相信自己的这篇文章会有多么大的作用，也不相信中国会有什么人胆敢反对毛泽东的主张。但是他听了江青这番半真半假的宣传，认为这是极而言之的话。政治家总是要从最坏的方面来作一些必要的准备的。
对姚文元来说，写这样的文章，无疑会增加极大的知名度，对一个文艺评论家来说，这都是完全有必要的。他也愿意做这种得罪人的事情，因为这个党中央主席直接抓的战斗，他还有什么可畏惧或者选择的呢？
在起草这篇《评新编历史剧》的文章时，张春桥特意按照江青的意思，在最后一部分加上了这样几句话：
“现在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上来：《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力，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种分析，那请他明确回答：一九六一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江青说：“好，我就要用这样的‘炸弹’来炸开独立王国的盖子，看看他们到底有多大的能力和本事来对抗我们的行动。他不是不让批判吴晗吗？我偏偏要批，而且要挖到他们的要害处批，看看究竟是谁厉害！”
这话鼓舞得张春桥和姚文元心花怒放，简直是坐立不安了。
这篇文章送到毛泽东手里后，他连续看了三、四遍，对江青和张春桥说：“这篇文章只要发出来，就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真正解决战斗的东西还在后头呢。我还有九篇文章准备发表。现在有人来说好话，不希望我的九篇文章发表。我已经让了步，答应这九篇文章在我死后再发表。看来人一输了理就怕人揭。姚文元的这篇文章，真正有力量的是最后这两段，写得好！我们现在是老太太纺线，慢慢地上劲嘛。”
张春桥问毛泽东：“那九篇文章是什么意思？”
“批判胡服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文章。”毛泽东随口答道。
“胡服是谁？”张春桥问道。但毛泽东却把话开了说：“你可以在这篇文章发表的前三天把上海的文化界的头面人士请来，让他们看看这篇文章，征求一下意见，也算是摸摸底，听听他们的反映，检验一下队伍嘛。”
“引蛇出洞，掀起讨论。”江青补充了一句。
张春桥把这几句话记了下来，完全照计划行事。正像他们估计到的那样，当周谷城、周予同、李平心等十多人看了《评新编历史剧》后，都对文章的后一部分提出了反对意见。
周谷城是姚文元的老对手，他曾经就“什么是时代精神”问题和姚文元展开过论战，一看文章就气呼呼地说：“又是从政治上谈论问题！这样下去，谁还敢和他姚文元论战？《海瑞罢官》是一出戏，我们就应该就戏本身展开讨论，指出得失，怎么拉扯到什么‘退田’、‘自由地’和‘平冤狱’的头上来上。这叫置人于死地嘛，哪里还叫什么争鸣！”
“这出戏可以争论，但是不能像姚文元这样地提出问题，而应该是摆事实、讲道理的，这里的口气充满了学阀味道，不好！”
“我们不赞成这样的争鸣和讨论，如果是这样我们谁也不敢讲话了。”
面对这样的局面，张春桥对姚文元说：“不要理睬他们，文章发表出来再说，估计要有一场恶性战，我们要准备和他们展开一场大论战。注意搜集材料，搞好动态，关于吴晗和海瑞的材料也要准备充分些。谁露头，我们就记下来，慢慢地解决问题。”
张春还没有想到，这次露头的人很多，而真正站出来的是彭真。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姚文元的文章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震动了整个学术界，震动了整个上层领域，震动了中央的各级领导人。几乎所有的知情人在问：“姚文元的文章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信号？”
面对杂乱和纷纷然的局面，张春桥在江青的支持下，面见毛泽东的时候，提出了几条：“据不精确的统计，姚文元文章发表以后，反应十分强烈。除西藏外，全国各地给文汇报的来信来稿多达一万多件，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现在最奇怪的是三件事情：第一，《北京日报》社的社长范谨和沙英，几次给《文汇报》打电话，询问姚文元文章的背景，问有没有什么中央领导人的支持；第二，北京各报刊都不刊登姚文元的文章；第三，主席指示出了姚文元文章的小册子，十二月廿四日印出来后，我们派人再三征求北京新华书店要定多少数，他们拒不回答。根据这三条，可以看出：北京是有一只黑手在操纵着这件事情，他们是在有计划、有组织地抵制我们的行动。这只黑手不是一般的人，一般的黑手没有这么大的权力！”
“你说得很好！”看得出来，毛泽东胸中是有数的。但是他并不明说，他像教师默默地暗考小学生那样地考试着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领导人，在张春桥面前，他说了几句心里话：“我早就说过北京的权力不在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者手中，那里是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我们就是要打破这个独立王国，如果连小小的彭真都对付不了，那么更大的角色怎么办？你害怕吗？”
张春桥大声回答：“跟着毛主席还有什么害怕的？脑袋掉了不过是碗大一块疤，我本来就没有想到革命会有什么安全。就是敌人暗杀了我，我也没有可遗憾的，只要是为毛主席而献身的，我就有无限的勇气！”
毛泽东说：“好啊，有这种勇气就可以过得了社会主义这一关。我们所有的共产党的干部，都要准备过好社会主义的大关。过不了这一关，就会变成蜕化变节分子或修正主义分子。我和刘少奇曾经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说社会主义可以和平过去，我说还要准备武力解决问题搞得不好，资本主义就可能要复辟。像北京这样的情况，还不等于资本主义复辟了吗？现在我们的文化战线还不是修正主义在掌权吗？我们和他们的斗争不是什么可以和平共处的问题，而是谁要战胜谁的问题。你们可以看到，现在我的话北京并不听，我的许多指示在北京执行不下去。江青为了我是受了不少气的，我对她说：‘生什么气，和他们斗嘛，无非不过到了选举的时候，人家不投你的票，或者说像勃列日涅夫那样把赫鲁晓夫赶下台，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下台就下台，重新上井冈山搞革命嘛。’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干斗争的。我这个人，一天不和资产阶级斗争就觉得很空虚，就觉得不过瘾。你张春桥有这样的感觉吗？”
张春桥果断地说：“反正我这一辈子跟定主席了。生是主席的兵，死是主席的鬼。文化上江青是我们的旗手，我们跟着她冲锋陷阵，一定要和修正主义斗到底！，
“好，为你的勇气，干一杯！”毛泽东叫江青找来茅台活，果真和张春桥碰了三杯。
江青说：“主席这几年很少喝酒了，像这样和你在一起碰杯，罕见呀！”
张春桥这时才真正感觉到，他一生最为辉煌的时代就要来到了。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文化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很简单：“中央同意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将这个提纲发给你们。望照此执行。这个提纲的内容，应当向党内主管学术讨论的同志，和从事学术研究的同志传达并组织讨论，在讨论时，应当把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会议上的讲话》作为学习文件。”
张春桥看到这个文件时，并没有想到这个文件即将会成为一场重大政治风暴的爆发点，他依然一字一句地琢磨了这个文件的提法：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二月三日开了一天会。参加人有彭真、陆定一、康生、冷西以及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共十一位同志。会上讨论的问题，以及主要意见如下：
（一）目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
对关晗同志《海瑞罢官》的批判，以及由此展开的关于‘道德继承’、‘清官’、‘让步政策’，历史人物评价和历史研究的观点方法等问题的讨论，已使思想界活跃起来了，盖子揭开了，成绩很大。这场大辩论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大斗争，是我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后，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场大辩论势必扩展到其他学术领域中去。我们要有领导地、认真地、积极地和谨慎地搞好这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