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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和胡耀邦谈话时就说：“张春桥在江青反革命罪案中，是一个最坏、最毒辣的角色。他善于出奇不意地抓别人的小辫子。现在看清楚了，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本来就是类似张春桥这样的人主观臆造出来的东西，根本没有那回事。但是，毛泽东根据张春桥、姚文元的捏造，使毛泽东对中央和北京的现状作出了更加违反实际的估计，认为资本主义复辟迫在眉睫，于是发动了这么一场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既然对我们失去了信任，那当然就得重用江青、张春桥、林彪、康生这些人。这就注定了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一场灾难。对于张春桥这样的人，如果不给予法律的制裁，就杜绝不了这样的人？
第十一章 你们没资格审讯我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廿二日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国的历史上将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已经向一个新的时期的转变。这个转变来得很快，快到了几乎叫某些人应暇不及的地步。相当一批人已经习惯了过去的社会主义模式，对这次全会所表现出来的精神难以接受对这个历史性的转变，就是张春桥也有一种难以形容的表情。
一连几天，他都在屋子里走来走去，长时间地沉思和叹气。
监管员在他看的刊登全会的那张《人民日报》上，发现了他划过的记号：
“会议指出：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志受毛泽东同志委托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各方面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绩，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是满意的。邓小平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道，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对‘四人帮’硬把一九七五的政治路线和工作成就说成是所谓‘右倾翻案风’，这个颠倒了的历史必须重新颠倒过来，会议指出：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亿万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愤怒声讨‘四人帮’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为我们党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
张春桥用水笔批道：“华国锋不再谈鄙人是‘在批邓上另搞一套’了，而是彻底不搞‘反击右倾翻案风’而要跟着大搞翻案了。那么他哪个‘高举’跳到哪里去了？”
他在另一段下划了大大的问号，这段话是：
“会议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会议指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只有坚决地平反假案，昭雪冤案，才能够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维护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在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结束之后，这个任务还要坚决抓紧完成。会议一致认为，采取这些步骤，正是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的表现，正是高举毛主席旗帜的表现。”
张春桥批示：“简直是光天化日之下说胡话，损着毛泽东的眉眼，又挖鼻子挖眼，还说这是给毛泽东梳妆打扮，亏得这些人真能说得出口！如果说这是政治骗子的话，华国锋可称得上是最大的政治骗子了！如果彭德怀平了反，那么毛主席从一九六二年以来强调和所抓的阶级斗争，也就全部要否定了。连毛泽东思想的核心都丢得干干净净，还要空谈什么高举，这不是骗子又是什么？”
张春桥很清楚这次全会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他已经做好了必要的准备。所谓准备，无非就是掉脑袋而已。他暗暗地说：“这样也好，死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再不会给历史造成了更多的麻烦。我张春桥终于可以实践了‘为毛泽东的革命路线而献身’的这句誓言了。”想到这里，他故意露出了坦然的神色。
这天吃饭的时候，他吃得很香。哨兵说：“今天你怎么了？看上去倒是很高兴的？”
张春桥说：“一个正直的人活在世上，我看有三怕。一怕不明不白地死，二怕背上了不白之冤，三怕遭到了人民的误解。而我这三条恐怕都不存在了。通过邓小平站了出来，我们党的许多事情都可以得到了解释。我张春桥死而无憾了。既然如此，我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呢？我今后不会有什么精神负担了，我要吃得饱饱的，准备去见毛主席和马克思。我过去就没有什么野心，现在也不会有什么求生的追求。”
哨兵看到他没有什么特别反常的举动，就没有再多和他说什么话。
张春桥盯着刊登公报的报纸。出神地回忆起来……
一九六七年七月底，毛泽东从武汉到了上海，在和他谈话的时候。曾经问他：“你们批判过彭德怀吗？”他说：“上海还没有好好准备过这样的会，可以召开几次。”
毛泽东说：“我看彭德怀还没有批深批透，更谈不上臭了。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召开以后，国内出现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国民经济严重困难，加上帝修反的包围，我们不可能再把彭德怀端出来批判了。在党内造成一个影响，好像他有什么先见之明。其实，彭德杯的问题有很大的欺骗性和危险性。他没有自首过，战争时间里好像立过大功，抗美援朝战争他投了大机，给他钻了空子。其实，抗美援朝的具体指挥是我，他有好几次不听招呼，使我们吃了大亏。总之，这个人要批判，使全国都知道他的要害，不然他还是要翻案的。一九六二年闹翻案时，刘少奇和邓小平都是支持他的。他在党内并不是那么孤立呀。这次文化大革命要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党还是要走回头路的。”
张春桥说：“我有个建议，把一九五九年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重新发表，并配上有关的文章，使我们党内的同志进一步了解和掌握党的那次路线斗争的情况，以便提高识别那类人物的免疫力。”
“好，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和北京的秀才们来操办吧。”毛泽东说，“我在那年的八月十六日写了一篇《机关枪和迫击炮的由来及其他》，讲过：‘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要到阶级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八届八中全会的公报还有这样的话：‘帝国主义及其？？？？，从一开始，就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进行了恶毒的污蔑和攻击，但是他们可耻地失败了。’全会当时就说明了当时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你看，直到现在都没有过时。”
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指示，张春桥和姚文元几次和陈伯达取得了联系，要他也组织几篇有份量的文章，系统地批判彭德怀和陶铸等人。
陈伯达给张春桥来电话说：“当前应该把批判刘、邓放在首位。彭德怀是死老虎了，已经臭了，没有什么批头了。再批只能是联系刘邓来批。现在谁还敢替彭德怀翻案呢？没有人了。但是给刘邓鸣冤叫屈的人可是大有人在。”
张春桥说：“批彭德怀是主席的意见。主席认为并不是彭德怀已经是死老虎了，不但没有死掉，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有人替他们翻案的。主席认为，刘少奇的路线是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继续和发展，这两条路线是紧密相连的。不把前面的批好，就不能准确地认识后头修正主义路线的源头和根子。”
“既然是主席定的，那我们就按主席的办吧。”陈伯达懒洋洋地说。
那几天，张春桥和姚文元几乎每天都要亲自审读上海等一些地区的大批判文章，张春桥对姚文元说：“你再亲自动手写一篇批判陶铸的文章，这个人，江青可是把他恨透了奇_…_書*网…QＩＳuu。ｃＯm，主席说：‘让文元写文章把他好好解剖解剖，这个两面派是有代表性的。凡是要夺权和翻案的野心家，在今天他不搞两面派就混不下去。这个人物解剖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你写好以后，送主席审阅后再发。”
一九六七年夏天，姚文元写好了《评陶铸的两本书》的文章，毛泽东亲自修改，批示：“写得好极了！”这篇文章对陶铸竭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据监守陶铸的报告：“陶铸看了这篇文章后，仰天大哭：‘姚文元害死我了！姚文元害死我了！’”可见这篇文章的战斗作用是多么的大！
张春桥至今还记得亲自在那篇文章里加着的段落：
“历史的前进，总是那些过高估计反动派力量、过低估计人民力量、昏头昏脑地想把自己装成‘英雄’的倒行逆施的人物，很快成为令人嗤笑的小丑。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日，当这位自吹为‘基本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物，在万人大会上，飞扬跋扈地向群众吼叫‘你们如果不相信我，也可以把我搞垮嘛’的时候，他是多么自傲啊！简直要吃人！他是想以此来恐吓群众：谁敢反对他这个‘老革命’，谁就要倒霉，而他这个‘英雄’是绝对‘垮’不了的。但是，历史的逻辑就是这样：谁跳出来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广大革命人民，谁就一定要垮台。越是表演得充分的反动派，垮得就越彻底。回头去看，他的自我标榜、威吓群众的丑态，只不过在两面派的脸谱上增添了一道令人发笑的油彩而已。”
但是，现在这一切都已经翻过来了。真正垮台的，是我们自己。而那些被毛泽东亲自从政治上判了死刑的人一个个仿佛死而还阳，就要重新站起来了！这不能不使张春桥感到脊背上一阵阵发凉……
“张春桥，你在报纸上写了些什么？”专案组的人员把他在登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报纸上写的那些话摔在他脸旁，怒斥道：“直到现在你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