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张春桥，你在报纸上写了些什么？”专案组的人员把他在登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报纸上写的那些话摔在他脸旁，怒斥道：“直到现在你还执迷不悟，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就是抱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也得接受人民的审判和党纪国法的处分制裁，你在这里要装什么洋蒜？”
紧抿着嘴巴的张春桥突然开口了：“你们这些毛主席的无耻背叛者，根本没有资格来审讯我！我从来就不承认你们的审讯，我到现在是什么也不会和你们讲的，你们从我的身上别想捞到任何的稻草。我再次告诉你们，我是一个毛主席亲自培养起来，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和考验的革命者，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向修正主义投降的。你们回去告诉邓小平和华国锋，想杀我就早点杀，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从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那天起，就没有准备会有好日子过，这样的失败，我们准备了好多次了。到现在我失败了，不怪天也不怪地，只怪自己没有干好。我和你们的华国锋已经早没有什么共同的语言了。早点把我打发了吧，我相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终究会有胜利的那一天的，不管我能否看到，我都坚信这一点。”
专案人员清楚地看到，张春桥在说此话的时候，右手在打哆嗦，牙帮子也发出了咯咯的切齿声。这完全是一个不甘心失败的政治家的绝望叫喊……
张春桥现在的仇恨是集中在对华国锋身上了，对邓小平则是恐惧和悲哀多于愤怒。还在一九七六年初周恩来刚刚去世时，张春桥就在政治局会议上批判邓小平时说：“我看你邓小平是不会真正认识到你的错误的，你现在迫不及待地要翻案是小翻案，如果我们再给你更大的条件你则要进行大翻案，直到给刘少奇翻案。毛主席早就对你有所担心，估计到你就会对文化大革命来一个大清算。果然你在一九七五年当上党中央副主席后就急切地跳了出来了。你以为毛主席重病在身，已经控制不了整个形势了，所以可以放心地大搞你那一套修正主义了，其实你已经中了毛主席的计，毛主席就是以身体不宜为现象，就是要看看你，当然不光是你，有你所代表的那股政治势力，究竟会干些什么。现在，毛主席他老人家果然看到你的脸谱了。你的表演，也使我们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看到了还在走的走资派的嘴脸和他们的真正用心。”
当时，华国锋在会上口口声声地说：“刚才，张春桥的话很重要，传达了毛主席的声音。同志们，春桥同志讲的，正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我们一定要好好地理会春桥同志刚才所讲的那几句话，非常深刻，把毛主席的部署理论化了。”
后来，到天安门事件发生后，华国锋拉住张春桥的手说：“现在实践证明你对邓小平的批判和斗争是多么的正确，要是不把这个祸害除掉，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真要被这个家伙给丧送掉了。你看爆发的这场反革命政治事件多么恶劣，他们的气焰在毛主席健在的时候都如此嚣张，如果一旦毛主席离开了我们，那后果简直不可收拾了，你的确有先见之明，今后你可要给我当好掌舵的人呀！”
张春桥咬牙切齿地骂道：“如果说华国锋不是标准的两面派，那么党的历史上就没有什么两面派可言了！过去说陶铸是典型的两面派，现在看来他比陶铸要坏得多。”
想到陶铸，当年的一段故事又浮现到张春桥的眼前……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九日，是被毛泽东誉为“文化战线上的伟大旗手”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纪念日。陶铸指使熊复等人打算召开一个一百多人的纪念鲁迅的座谈会。张春桥立刻对江青说：“陶铸是湖涂了还是故意这样做，今年是在文化在革命的高潮中纪念鲁迅的，本应该轰轰烈烈地、大张旗鼓地纪念鲁迅，为什么只搞这样一个小小的规模？这难道不是故意在贬低鲁迅吗？”
江青马上大发其火：“陶铸这个人就是在故意捣鬼！鲁迅在三十年代是和周扬四条汉子做斗争的，主席对鲁迅作了具体的高度评分，这是我在里面所起的作用。陶铸是明白这一点的，所以他要包庇某些人，就要在这个时刻搞点小把戏，戳穿他！制止他！我们要大张旗鼓地重新搞一个纪念大会！”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日，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出面，组织了上万人的纪念大会，由姚文元作中心讲话，具体地概括和总结了纪念鲁迅的意义。那篇讲话，同样是张春桥帮助修改，画龙点睛地点破了主题的：“只有革命的人们，才有资格来纪念革命的战士。”“我们纪念鲁迅，他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向着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向着文化战线上的各种鬼魅，向着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冒充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了伟大的英勇的斗争，粉碎了各种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和反动文化，彻底揭露了胡适、梁实秋、‘民族主义文学’者……等等地主资产阶级？？？？的卑鄙面目，反映了革命的‘中国的大众的灵魂’，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江青和张春桥逐字逐句地推敲和写了下面的这段话：
“我们纪念鲁迅，特别要纪念在他的晚年，坚决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正确立场上，保卫了毛主席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痛斥了周扬等人所执行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投降路线。鲁迅尖锐地揭露了他们‘所谓革命作家’的招牌，‘是破落户的飘零子弟’的反动本质，揭露了他们‘喊喊嚓嚓，招是生非’的宗派主义的手段，揭露了他们两面派的‘恶劣方向’，揭露了他们借‘联合战线’之名，投降国民党反动派，宣传卖国主义和叛徒哲学的罪行。鲁迅坚持‘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批判了‘国防文学’这个资产阶级的口号。鲁迅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中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这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无限热爱，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坚定不移的信任，对毛主席正确路线的坚决执行，表现了鲁迅晚年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永远引起我们深深的尊敬……”
这就划清了他们和陶铸等人纪念鲁迅的根本区别。他们就是要借鲁迅来打击一些人，以抬高他们自己。就在这个会上，陈伯达也发表了一篇精心制作的讲话：
“鲁迅逝世的前夜，留下了一篇著名的遗嘱，其中有些很深刻的话，到现在还值得大家深思。他说：‘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勿和他接近。’他还说：‘……还记得在发热时（指鲁迅肺病发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我认为，这是鲁迅给我们很重要的遗嘱，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遗嘱。”
说完这些，陈伯达接着说：“时隔三十年，在现在，鲁迅的话，还完全保存着他的先知的光芒。让那些恬不知耻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听一听鲁迅的这些话吧！难道鲁迅当时揭露投降主义、揭露叛徒的每一句话，不就是对他们而说的吗？”
这个会的召开，达到了江青和张春桥等人的预期目的。就在这天的晚上，张春桥收到了陶铸打来的电话：“请你来我这里一趟，我有重要的话要对你讲！”
张春桥赶到陶铸的办公室后，陶铸亲自把门关住，显得很有点神秘。等张春桥坐下来以后，陶铸问了一些有关纪念鲁迅的话题，然后突然地问道：“你三十年代在上海工作的时候用过‘狄克’这个笔名吗？”
张春桥一怔，冷冷地反问道：“你问这话是什么意思？”
陶铸一下子就感觉到了这个人深沉和老练，马上放缓了语气，说：“没有什么意思，有群众组织给我来信，揭发说你在三十年代化名狄克攻击过鲁迅。鲁迅在《三月的租界》里回答的那个‘狄克’就是你！”
张春桥站了起来，在陶铸的办公室里走了几步，回过头来再次反问：“是我又怎么样？不是我又怎么样？文学和鲁迅发生分歧进行争论是正常的，无可指责。鲁迅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文学家，他晚年的杂文很少有片面性，但是不等于他没有片面性。对鲁迅个别观点的不同意或者争论，并不能等同于反对鲁迅。更重要的还要看鲁迅的不同意见是什么。这个道理我想你不会不懂吧？”
陶铸没有想到今天的张春桥在自己面前竟然是如此的傲慢，不由得也沉下脸来说：“听你的口气，你是承认你就是当年的那个狄克了？”
要是没有揭发张春桥的信，陶铸也许真的没有时间看鲁迅的这两篇文章，正因为有了这封信，陶铸特地看了鲁迅的文章。鲁迅当年为田军的小说《八月的乡村》作序，完全是一种借题发挥．是斥责国民党政府的。透过那一行文字，人们仿佛看到了那位老人的冷峻和辛辣：
“人民在欺骗和压制之下，失去了力量，哑了声音，至多也不过有几句民谣。‘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就是秦始皇、隋炀帝，他会自承无道么？百姓就只好永远钳口结舌，相率被杀被奴。这情形一直继承下来，谁也忘记了开口，但也许不能开口。即以前清末年而论，大事件不可谓不多？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义和拳变，八国联军，以至民元革命。然而我们没有一部像样的历史的著作，更不必说文学作品了。‘莫谈国事’，是我们作小民的本分。”鲁迅在抒发了自己心中沉闷的愤慨后，话锋一转，写道：“但是，不知道是人民进步了，还是时代太近，还未烟没的缘故，我却见过几种说述关于东北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