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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鲁迅序言的精华所在。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大晚报》的《火炬》副刊“星期文坛”上发表了一篇署名“狄克”的文章《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里面有这么一段评论的话：
“《八月的乡村》整个地说，它是一首史诗，可是里面有些还不真实，像人民革命军进攻了一个乡村以后的情况就不够真实。有人这样对我说：‘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就是由于他感觉到田军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如果再丰富了自己以后，这部作品当更好。技巧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存在，为什么没有人指出呢？”
鲁迅在一个月后．即一九三六年四月十六日写了《三月的租界》，对这句话和狄克的文章给予了答覆：“这些话自然不能说是不对的。假如‘有人’说，高尔基不该早早不做码头脚夫，否则，他的作品当更好；吉须不该早早逃亡外国，如果坐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他将来的报告文学当更有希望。倘谁有空去争论，那么，这人一定是低能儿。然而在三月的租界上，却还有说几句话的必要，因为我们还不到十分‘丰富了自己’，免于来做低能儿的幸福的时期。这样的时候，人是很容易性急的。例如罢，田军早早的做小说了，却‘不够真实’，狄克先生一听到‘有人’的话，立刻同意，责别人不来指出‘许多问题’了，也等不及‘丰富了自己以后’，再来做‘正确的批评’。但我以为这是不错的，我们有投枪用投枪，正不必等候刚在制造或将要制造的坦克车和烧夷弹。可惜的是这么一来，田军也就没有什么‘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的错处了。立论要稳当真也不容易。”
陶铸认为，最让狄克感到难堪的话是鲁迅紧接着的讽刺：
“况且从狄克先生的文章上看起来，要知道‘真实’似乎也无须久留在东北似的，这位‘有人’先生和狄克先生大约就留在租界上，并未比田军回来的晚，在东北学习，但他们却知道够不够真实。而且要作家进步，也无须靠‘正确’的批评，因为在没有指出《八月的乡村》的技巧上，内容上的‘许多问题’以前，狄克先生也已经断定了：‘我相信现在有人在写，或预备写比《八月的乡村》更好的作品，因为读者需要！’到这里，就是坦克正要来，或将要来了，不妨先折断了投枪。”
同时。还有鲁迅对他的题目的刺激：
“到这里，我又应该补叙狄克先生的文章的题目，是：《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鲁迅的笔锋犀利而更甚于挖苦，“题目很有劲。作者虽然不说这就是‘自我批判’，但却实行着抹杀《八月的乡村》的‘自我批判’的任务的，要到他所希望的正式的‘自我批判’发表时，这才解除它的任务，而《八月的乡村》也许再有些生机。因为这种模模糊糊的摇头，比列举十大罪状更有害于对手，列举还有条款，含糊的指责，是可以令揣测到坏到茫无界限的。自然狄克先生的‘要执行自我批判’是好心，因为‘那些作家是我们的’缘故。但我以为同时可也万万忘记不得‘我们’之外的‘他们’，也不可专对‘我们’之中的‘他们’。要批判，就得彼此都给批判，美恶一并指出。如果在还有‘我们’和‘他们’的文坛上，一味自责以显其‘正确’或公平，那其实是在向‘他们’献媚或替‘他们’缴械。”
陶铸问张春桥：“你对鲁迅《三月的租界》有什么看法？”
张春桥毫不考虑地说：“那是正常的文艺评论，根本不是什么政治问题。类似这样的评论在鲁迅的文章里多不可数，丝毫不奇怪。就是狄克的文章里也只是对田军的小说提了些意见，没有对鲁迅有半个字的指责和损害。一小撮人愿意在这个问题上给我作文章，完全是别有用心的。”
陶铸把那封信转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认真地审阅了信件和看了鲁迅的全文，很不耐烦地对陶铸说：“小题大作！狄克的信件和文章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一个热血青年的文章，就算有点问题算什么？鲁迅要是活到现在，看到这样的后生也会高兴的。别再大惊小怪了，我们要抓的是真正的类似周扬四条汉子那样的坏人？”一张春桥联想到现在的报刊上重新把狄克和自己挂起钩来大批特批，心里不禁暗暗好笑：“毛主席难道没有你们这些人聪明，毛主席定了的案现在统统都要推翻，包括是打倒或树立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有什么资格来对我进行审讯呢？”
所以，从这时起，他对所有的来审问自己的人，都采取了嗤之以鼻的态度。
第十二章 他折断了手中的自来水笔……
胡耀邦为了对付张春桥，特意从上海选了一个最为熟悉他的人。这个人就是曾经和张春桥共过事的杨西光。
杨西光也是一个笔杆子。文化大革命前，张春桥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时候，他是候补书记，主管教育、文化方面的工作，对理论也很有研究。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春桥直线上升。杨西光却被打人了十八层地狱，被红卫兵和造反派批得死去活来。一九七六年张春桥被捕后，杨西光却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不久被调到北京担任了《光明日报》总编辑。
历史往往有时嘲弄人。一九六五年江青和张春桥组织姚文元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时，神神秘秘，但是一出来震动了整个神州，掀起了一场政治大风暴；一九七八年，任职不久的杨西光看到了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胡福明写来的一篇文章，专讲标准的唯一真理是实践这个命题的。杨西光把文章推荐到胡耀邦那里。胡耀邦作了精心的修改，最后征得邓小平的支持，以《光明日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掀起了轩然大波。这就是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的由来。这篇文章在最初的修改和发表过程中，同样进行了种种保密。
邓小平说：“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上海的一个书记挑起，否定文革也用了原来上海的一个书记，这就叫一物降一物。历史往往在讽刺着现实。”
“你认识杨西光这个人吗？”有人问张春桥。
张春桥脸都不转过去，只是冷冷地丢出一句话：“一个小丑。只知道抓住只言片语作文章，根本不会从实践出发找问题。”
“我可以告诉你，他现在担任了光明日报的总编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就是他首先发现和推荐给胡耀邦、邓小平，在全国展开讨论的。”
“毫不奇怪，”张春桥站起来，走到窗口，又丢出一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张春桥的记忆力特别好。监管人员很快地发现他对过去的事情不仅记得非常清楚，甚至，连日期和具体的数字都没有错误。表面上，他在监狱里什么话都不想说了，奇书…整理…提供下载看见了专案人员换了一次又一次，他就知道外面的政治形势正在悄悄的、然而也是急剧地变化着。所以，他对前来问话的人更是连理都不理，但是他在默默地计算着他入狱的时间、审讯的次数和他每次对付他们的策略。一次，监管人员在询问他的生活时，告诉他：“你大概不知道吧？现在中央要准备对你们进行审判了。也就是说，要从法律上解决问题了。”
张春桥的脸色微微变白，但是眼睛依旧不睁一下，撇了撇嘴唇，没有吭声。看得出来，他是很想了解一下外面的情况，但他知道这里的人都是经过筛选又筛选的可靠的人，和他们谈论什么问题，无疑等于向当局露自己的底。所以，他索性闭口不言，把自己脑海里的十二级风浪都紧紧地关锁在自己的心窝里。只是到了关键的时刻，他才发泄一点自己的真情实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酝酿了好久的设计，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恢复过去的党纪传统，选举成立了以陈云为首的由一百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会议还特别成立了一个临时的机构：第二办公室。专门负责承接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所有历史案件的清查和审理，重点是林彪和江青这两大案件的所有材料。
胡耀邦对新成立的“两办”人员开会说：“你们从现在起，就接管了林彪和江青专案组的所有工作，从党纪国法上考虑怎样处理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小平同志在和我谈话时候，特别提了两个人：一个是江青，另一个就是张春桥。他们都是死不认罪的人，对党的危害极大。特别是张春桥这个人，他是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理论的人，毛主席过去是依靠他来征服了全国人民的思想的，是整个反革命集团中的精神支柱。不把他很好的处理了，就难以建立我们现在的理论基础。怎么处理？我看没有法律依据不行。从现在起，我们必须逐步地走向依法治国的道路。”
胡乔木也说：“针对着张春桥鼓吹的那个理论，陈云同志在三中全会上有个发言，具体地估价了毛主席的功过是非。他认为，大家对毛主席的功过，不论说是‘二八开’、‘三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