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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也说：“针对着张春桥鼓吹的那个理论，陈云同志在三中全会上有个发言，具体地估价了毛主席的功过是非。他认为，大家对毛主席的功过，不论说是‘二八开’、‘三七开’，还是‘四六开’，都是敷衍的，不符合事实的。他认为毛主席的一生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都需要具体的分析：第一阶段是从遵义会议到全国解放，也就是到一九四九年为止，毛主席的领导是正确的，应该给予全面的肯定；第二个阶段是从建国到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时为止，这里有如土改、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运动，虽稍有偏差，但成绩大于错误，应基本肯定；第三个阶段是从反右开始，经过三面红旗的胡搞乱干，到一九六五年为止，毛主席退居二线，不大问事，经济才有了转机，但是毛主席当政的那一段，应予基本否定；第四阶段是一九六六年到他死为止，那惨绝人寰的文化大革命悲剧，毛主席要负主要的责任。他的所有的活动要全部否定。张春桥就是利用毛主席的错误思想和错误理论而滋生出来的一个阴毒的反革命份子。对他来说，则是必须要依法严惩的。”
对张春桥来说，最不能令他容忍的，是新来的自称两案办公室的三个专案人员当着他的面对毛泽东的评价。那天，他刚刚吃了饭，警卫战士就把他提出去，说是要对他审讯。他们连问了几个问题，遭到张春桥的沉默抵制后，其中一个五十多岁的瘦高个子就开始批判上了：“你张春桥不要以为你不开口我们就没有办法，我们是有办法对付你的！你在监狱里自以为你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什么毛主席培养的理论家，就可以无视中央的存在和对你的处理，可以告诉你，你是没有好下场的！”
张春桥转过来，给了他个侧面。这是不把他正眼瞧的意思。
“不错，我可以毫不讳言地承认，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个人发动的。这在他审定的文章、社论、文件里，多次提到了这一点并加以颂扬。但是，我们要告诉你，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个人专制的登峰造极。他不仅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实际上违反了民主集中制，而且他的矛头是对准了中央集体的。在准备发动文革的阶段里，毛泽东支持江青和你张春桥组织批判《海瑞罢官》，虽是诬陷吴晗的，其实也是借题发挥，你们批判‘单干风’和‘翻案风’，实际上也是谴责中央第一线的领导人的。林彪把‘突出政治’提到合乎建设社会主义规律的高度，也是用以反对不突出政治的中央第一线的。你伙同江青搞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毛泽东三次修改后批发全党，提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既是对整个文艺界的指责，更是对中央第一线的责难，既是文艺路线问题，更是政治路线问题。这丝毫不能说明你们的正确，而同样是错误的。对毛泽东来说是错误，对你来说是罪恶！”
张春桥咳嗽一声，朝地上狠狠地吐了一口浓痰。
“我们审查了有关你和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材料和案件，可以肯定，你张春桥一开始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四位老革命家，其实不仅仅是对准这四个人的，而是带有‘扫清外围’的性质。你们的活动，都有对着中央第一线的特点。要不然，江青为什么胆敢组织你和姚文元撰写把矛头指向中央第一线的《评新编历史剧》？这样一个违反党纪的行动为什么能得到毛泽东的肯定？毛泽东批准这篇文章为什么不与中央第一线商量？为什么不告诉有关部门？江青既未受中央委托，又未受中央军委委托，为什么极端秘密地在上海召开所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你张春桥要老实交代，为什么这个座谈会要对北京保密？座谈会为什么只是江青一个人主讲？所议的问题为什么远不止部队文艺工作，而是全国文艺工作？江青的非组织活动为什么能够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这些问题我们希望你张春桥能够老老实实地给以交代和说明。”说到这里，那人给张春桥递过一支钢笔，张春桥不接，他硬放到他的手里，说：“这是你为数不多的机会了。你可要珍惜给你的这个机会呀！”
“你们放肆！”张春桥大喝一声，猛地把那支钢笔往地上一戳，钢笔被他折断成两截。“你们如此攻击毛主席，本身就是反党、反革命！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你们就是地地道的右派政变！我不和你们说什么，送我回监狱！”
又是一个已在预料中的不欢而散！
邓小平对他作了评价：“你们不要对张春桥再报什么希望了。依靠他是不会讲出任何事情的内幕和过程的。他也不会向我们、向人民投降的了。我看，审理他们的问题还是要和毛主席的错误分开为好。混淆在一起，人民马上接受不了。就是这些犯罪分子也会利用这样的机会进行造谣诡辩，不利于我们下一步的工作。现在的问题是要把对他们真正罪行的审理和刚刚粉碎他们时给他们定的那些罪名区分出来。华国锋他们搞的那些东西，有的根本站不住脚，有些是自相矛盾的东西。事实证明，越搞两个凡是，就越说明不了问题。而只会把问题搞得更复杂。”
陈云说：“这也难怪，他是最早接触到毛泽东晚年思想的一个政治家。早在一九六四年五、六月间，毛泽东同志就在一次会议上说过：‘中央如果出现了修正主义，你们打算怎么办呀？我可以告诉你们，中国如果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各个省要顶住。’到了这年的六月十四日，他又说：‘你们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怎么办？要县委顶住修正主义的中央’这个时候，毛泽东同志把当时形势看得非常可怕了。到了一九六六年三月底，毛泽东同志与康生等同志谈话的时候，就发出了‘向中央进攻’的号召。这就明确地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党中央了。这可不是我的编造，谈话要点五月间上了中央的文件，其中就有‘向中央进攻’这样的字眼。这就是问题的全部要害。”
胡耀邦和两案办公室的人谈话的时候，再次要求：“你们在审理两案的时候，可以研究一下，历史的责任究竟应该怎样划才比较公平合理？是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影响了张春桥这些人，还是他们这些人影响了毛主席？这是一个非要让我们回答的问题！”
这时，两案办公室的一个人员说：“既然毛主席是以个人来反对中央集体，就必然会有许多的问题不能端到桌面上来，就一定要致使我们党内出现许多反常的事件，这就不那么奇怪了。有一个人这样说：‘江青实际上是毛泽东的一个探测器。她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她所起的作用是一般人所不能相比的。《清官秘史》、《武训传》、《红楼梦研究》、《海瑞罢官》等问题，都是她先出面，她说应该批判，大家从来不认为她有多么聪明，所以大家谁也没有把她的话当回事。然后她回去向毛主席报告——‘他们不听你的！’这就把问题搞得复杂了。但是，就算没有江青这个人，是不是这场文化大革命就不会搞了呢？我认为是不可能的。按照毛主席的那种性格和脾气，就是没有江青，那革命也会换一种形式来出现的，非出现不可！”
胡耀邦通过亲自审阅有关的材料和案件，对文化大革命发动中和以后的一些情况已经有所了解。他认为，那时的张春桥就像一只缩头缩脑的老虎，一直在窥测着方向，和江青等人研究着一个又一个的计谋。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中共中央通知》下达后，整个中国都在震动着。这时，引发了全国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五月廿五日北京大学以聂元梓为首的七人贴出一张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中午，毛泽东看到这张大字报后，立即批示：“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打开了。”下午四时，毛泽东亲自给康生和陈伯达打电话，要他们安排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这张大字报。这个动作来得特别猛烈，就连张春桥也感到意外。他赶到江青住地后，见她正和关锋等人修改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大字报时要配发的评论。张春桥立即参与修改，建议加上了这样的一段话：“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
他说：“我感觉到在这场运动中不这样坚持这个原则，文化革命就有失败的可能。”
江青说：“你讲得很正确，这是保证我们的运动健康发展的一个关键。”
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在发表大字报和评论的同时，还发表了《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社论，突出地强调了这样一个观点：“你是真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假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在怎样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
那些天，张春桥把一系列的事件联系起来，作了认真的研究。他对姚文元说：“你看六月三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是《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六月四日公开宣布改组北京市委，任命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调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同时北京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撤消了陆平和彭佩云的职务，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大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用李雪峰的话来说，他们是要演一出《八大锤》的戏。这出戏可是很有意思呢。”
“六月四日的《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两篇社论，一篇是《毛泽东思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