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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六年，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指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梁效’、上海的‘罗思鼎’、《红旗》杂志的‘池恒’和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唐晓文’等写作班子，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姚文元、张春桥还审定马天水、徐景贤的讲话稿。这些文章和讲话稿，把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的老干部诬陷为‘资产阶级民主派’、‘走资派’，煽动加以迫害……”
张春桥真想站起来破口大骂：你们这些东西，只能欺骗一些没有经历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或对文章一无所知的人。真正参加和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可以知道，自己所参与或讲诉的那些话，没有一条是自己的创造，而都是毛泽东主席和全国亿万人们的共同呼声。现在，这些家伙们只字不提毛泽东，而把一切罪名都加在自己头上，这哪里还有半点的公平或真实！
他突然想起一九七五年八月他和上海的一些干部谈话时自己说过的一句话。
那天，几个年轻人激动地对他说：“请春桥同志转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要坚决跟着毛主席走，在任何大风大浪中都不会动摇。我们跟定你了。”
张春桥指着墙壁上悬挂着的毛泽东的画像说：“你们想过吗？跟着这个人可不能只是太平无事。你们要准备吃苦甚至倒霉。你们别以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会一帆风顺，不是那么回事。我现在才真正相信了斯大林的一句话：社会主义越是接近胜利，斗争越是残酷和激烈。毛主席把邓小平等人重新扶上来，原来就是为我们树立一个对立面的，有他在，我们不会睡大觉。他现在搞的这一套，有多少人赞成他？你可以搞一个调查研究。我看不会有多少人的。这场斗争必然要有一个反覆，不经过这样的一个反覆，人们不会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必要和正确的。所以到了一定的时候，你们会感觉到跟着毛主席不仅仅是胜利，还会失败和倒霉。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真正能断定，谁是真正的革命者，谁是真正的毛主席的好学生。”
现在，不是充分证明了自己这句话的正确性了吗？
“被告人张春桥，男，六十三岁，山东省巨野人。逮捕前任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在押……”
他弄不清楚，为什么起诉书里要把被告人的名字放在了最后？这样究竟有什么的意义？但是当他听到自己最后的这一连串的职务时，再次感到了某种满足和自豪。说老实话，在自己刚刚参加到文化大革命的斗争行列的时候，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担任这么多的重要职务，那个令许多人眼红不已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就已经使他诚惶诚恐了。但是当这些职务到手后，他又产生了一种非我莫属的渴望。与其中央的那些最高职务让华国锋之类占据，不如由我来担任更好。但是，自己毕竟不好毛遂自荐了。在一定的程度上，过分的退缩也是一种失败的开始。现在的结局不是证明了许多的问题吗？当初要是及早采取措施，也许历史会改变一种写法。
当他认为这一切都是老生常谈的废话时，他把耳机摘下来仍到桌案上，闭上眼睛，假装打起瞌睡来……
张春桥认为他是在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在和所谓的特别法庭较量着，较量着……
第十七章 我对我的过去并不悔恨
张春桥回到监房后，脸上露出一丝笑容。看得出来，他的整个神情和过去产生了一些大的变化，监管员猛然觉得，张春桥似乎变得轻松了。是的，当他出席了第一次开庭后，他强烈地感觉到法庭的气氛并不是像报纸上所说的那么可怕。旁听的人们对他来说，是一种久违了的感觉。
当医生出现在他面前，要给他量血压和检查身体的其他部位的时候，他顺从地听从了医生的要求。他轻轻地说：“你们辛苦了。虽然是例行公事，但你们做得不错。”
“你的血压正常，没有什么异常表现。”医生对他说。
张春桥笑了笑：“我并没有什么压力，’怎么会不正常呢？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只是做了毛主席和党中央要我做的事情，又没有做过什么亏心事，所以我心安理得，身体一切都很正常。今天听了法庭的起诉书，根本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他们是在审判我吗？”
监管人员给他送来了他需要的基本马列著作，对他说：“你这两天好好休息休息，还没有进行法庭调查呢，时间还长的哩。你要做好思想准备。”
张春桥把那份起诉书拿起来，反覆地看了几遍，嘴里喃喃道：“简直是胡闹！搞这些东西，一看就知道是对文化大革命一窍不通的他搞的。鸡零狗碎，杂乱无章，相互混淆，没有逻辑。怎么能把毛主席领导下的革命说成是什么‘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呢？简直是在开玩笑！这等于说毛主席在领导人民篡夺领导权，完全是在胡闹！”
是的，整整四年来，张春桥一直以沉默和置之不理来对付每次来审讯和与他谈话的人，偶尔说上几句，也是怒骂而已。这些，只有在政治局的成员们打交道时才会出现。即使到了这个地步，他还是牢牢地掌握着对话的身份和等级，从未肯向地位比他低的人就范。用他的话来说：“虎死威风在，人倒品格高。作为一个毛泽东培养了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决不能在这些乌合之众面前丢失了我的身份。”
“张春桥，你到了这个地步，对你的过去感到悔恨吗？”监管他的哨兵和干部这样问他，“你站在被告席上的时候，难道不对过去的事情而惭愧吗？”
张春桥摇摇头：“不，我对我的过去并不悔恨。要说是我们有什么教训的话，那倒是可以写很多的文章。其中一个那就是我们对修正主义分子太宽大、太没有原则了。导致我们失败的原因很多，但不是当局指我们的那些。他们只是站在他们的立场来考虑问题的。和我的总结基本上是格格不入的。”
不错，张春桥是这样来对付这次法律的审判的。从一九八零年九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按照公安机关的侦察预审中认定的犯罪事实，和他逐条核对时，他就大声地说：“我不是反革命，我拒绝回答你们所提的一切问题。”
讯问结束，书记员让他看记录时，他把脸一扭，说：“不看！”
“那我们要给你念一念审你的记录。”张春桥摇头：“不听！”
“那请你能在记录上签字。”张春桥把递过来的本子推开道：“不签！”
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四年多，张春桥就是这样默默地生活着，除了散步就是坐在床上思考问题。偶尔的时候，他也和人们说上几句，但绝大多数是谈生活上的事情比较多些。
他已经得到了消息，原来那些政治舞台的活跃分子，包括王洪文、迟群、于会泳在内的许多的人，此刻都向当局屈服了，低头了，认罪了。真正能够坚持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践自己当初誓言的人。真是凤毛麟角。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来一个道理：革命，革命到底难。越是到了这种情况下，自己坚持大义凛然的革命气节就越发带有重要性。让毛泽东有灵，也为有自己这样坚贞的革命家而感到欣慰。
这种信念，一直使他度过了整整四年的难熬日子。是的，这，他天天是在批判的声浪中度过的。翻开报纸，他认为没有一天不在骂他，丑化他，侮辱他。而这种批判，还在天天继续着。到什么时候为止呢？他还很难准确地回答。在这样的气氛中而不低头地生活下来，没有一种坚强的勇气和对马克思主义坚定的信仰，是绝对办不到的。想到这里，他为自己能够做到这些而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荣耀。他甚至认为，他自己在将来一定会成为后人景仰和崇拜的一个楷模。所以，他不得不对自己严格要求了，处处在精心塑造着自己的另一种英雄形象。
这就是在特定环境中的张春桥的心理支柱。
张春桥不知怎的，突然想起这样的一件事情：在一九七五年八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曾经挑寻地对他说：“你张春桥口口声声地要限制什么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这些人对这些都不懂，很想听听你的高见，我们也见识见识。”
张春桥认为，在邓小平的眼里，自己是会捧着书本照抄照录的笔杆子，理论修养很难估量。他索性给他来了个长篇大论，邓不平坐在那里不得不听了好半天：
“资产阶级法权的产生、发展和消灭，有一个过程。在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这必然要在上层建筑领域中得到反映。列宁说得好：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不仅会保留着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国家与革命》）。我们现在就是建设了这样的一个国家，还要保障资产阶级法权，这一点跟旧社会差不多。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毕竟有着本质的不同，资产阶级总是非常虚伪地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对资产阶级法权也是这样。我们要合乎规律地去认识和对待尚存在的那部分资产阶级法权，因势利导地加以限制、缩小，并创造条件去逐步消灭它。而那种要求把资产阶级法权凝固下来的观点，实际上是要变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革命的辩证法，不承认有什么一成不变的东西，保障资产阶级法权决不要限制，不要缩小。我们讲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正是在承认的前提下去消灭它。保障不是目的，消灭才是目的。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走向国家的消亡，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过程，也是对资产阶级法权限制、缩小和逐步消灭的过程……”
邓小平摆摆手说：“你讲了这么多，我总算是听清楚了。看来，你是现在就想实现共产主义呢，是不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