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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康平路，和‘赤卫队’进行谈判的时候，王调来十几万造反派队员。把康平路主要街道团团包围起来。同时成立了‘上海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
十二月廿九日下午，张春桥又打电话给他的妻子李文静，说：“胜利的果实不能被‘赤卫队’夺走，要告诉造反派，对‘赤卫队’破坏生产的活动绝对不能置之不理。你有没有办法通知造反派？要告诉他们，现在上海的桃子熟了。这个桃子不能让陈丕显摘去。对‘赤卫队’要加强政治攻势，要瓦解他们。’李文静把张春桥的电话精神通知了徐景贤后，‘指挥部’开会决定，要在十二日三十日凌晨二时向‘赤卫队’正式冲击。”
法庭出示了王洪文等人编写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里的记载：“工人造反队员从下半夜两点钟左右，开始向盘踞在康平路旧市委书记处的赤卫队进行冲击。到六点钟康平路旧市委书记处院内的赤卫队全部投降。七点钟，近两万名赤卫队排成单行，分成六路，到四条马路上集中，袖章缴下来六大堆。”同时，法庭公布证词，“‘赤卫队’中有九十一人受伤，许多的人被打得鲜血淋淋。‘工总司’十二月三十一日发布紧急命令，要求各造反派队员，把赤卫队的头头统统抓起来。于是，由陈丕显和曹荻秋公开或暗中支持的‘赤卫队’就这样被镇压下去了……”
“张春桥，你承认不承认康平路的武斗事件是你一手策划和支持的？你可以看看你当时的讲话记录和大事记中的记载！”
张春桥对法警送过来的证据，看都不看，把头扭到了一边。
这时，法庭传徐景贤出庭作证。当这个曾经是上海市委书记的造反骨干出现在法庭上的时候，张春桥用眼睛的余光瞟了他一眼，看见他满脸愁容，一副惊恐不安的样子，只得暗暗地叹了一口气。
徐景贤结结巴巴地说：“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廿九日，张春桥的老婆李文静从她的家里给我打电话，说她和张春桥通了电话，把康平路大院的情况对张春桥讲了。张春桥听了以后，在电话里指示说：要告诉徐景贤转告上海各造反派组织注意，不要‘赤卫队’把胜利的果实夺走了。我接到电话后，立即向王承龙、朱永嘉等‘机关联络站’的成员传达了张春桥的指示，并由他们分别向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作了传达。就在这之后，‘总工司’当晚调来了大批造反派队员到了康平路，对‘赤卫队’大打出手。据事后王承龙告诉我，光是伤残的人就有近百人。这些都是在张春桥的指示下干的，我当时没有参加。”
法庭上宣读了李文静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日的证词，同时宣读了张春桥在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对山西太原在京的代表讲话时的节录，当时他说：“‘赤卫队’进入康平路，我们在北京听到这个消息可担心了。我们就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后来造反派就冲了。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有人听了；‘赤卫队’也垮了，造反派占优势了。这才保证了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正确前进。”
审判员问道：“张春桥，你听见了没有？刚才宣读的，是不是你的讲话？”
张春桥哼了一声，把身子稍微扭一扭，不答理他的提问。
审判员说：“被告拒不回答。请记录在案。”
紧接着，法庭起诉书指控张春桥于一九六七年五月在济南支持山东省革委会主任王效禹制造武斗事件、镇压群众的犯罪事实进行了调查。对所有的证词证据，张春桥一概采取了不看不理不回答的策略。他的态度不时使旁听席上发出笑声。
“现在本庭对起诉书指控你在一九六七年指挥上海代号为‘二四四’的特务组织‘游雪涛小组’，进行了跟踪、盯梢、绑架、抄家、秘密刑讯和搜集情报等法西斯特务活动的问题进行法庭调查。”审判员王志道宣布完主题后，问道：“张春桥，上海的‘游雪涛小组’是不是由你指挥的？你指使他们干了些什么事情？”
尽管审判员连续讯问，张春桥就是死不开口。他歪斜着脑袋，半闭着眼睛，似睡非睡，默不作声。
王志道说：“本法庭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曾多次向你宣布：你在庭审中有辩护的权利。你可以作出有罪的陈述，也可以作出无罪的辩解。今天是庭审调查，你对起诉书指控你的事实，如果你认为是属实的，要如实地供述，如果你认为事实有出入的，可以提出否认的根据来。我们是依法办事的。”
张春桥的嘴角再次露出了讥讽的嘲笑，使人很容易联想到他在批判邓小平的那副竭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时的表情。这时，他又显露出来了。
公诉人王芳讲话了：“起诉书指控张春桥指挥‘游雪涛小组’特务活动的犯罪事实，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我请法庭出示有关的证据。”
法庭上宣读并投影的第一份证据，是有张春桥亲笔批示、由“二四四”小组头目游雪涛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写给张春桥的信和《一年工作总结》。这些材料里有这样的话：“从一九六七年八月到一九六八年九月，我们在一条特殊的战线上战斗了一年两个月，大量的工作是同敌人进行隐蔽的斗争。为上海的战斗指挥部提供了大约一百万字以上的各种情况反映和调查报告，从中央到地方直接问接地摸了不少老虎的屁股……”
王芳在发言中说：“这里的特殊战线和隐蔽斗争，就是特务活动。这一点，张春桥自己比别人更清楚。法庭上出示的游雪涛一九六七年十月廿六日笔记本上记录的张春桥的话，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笔记的原文说：‘春桥同志指示：你们要小心，谨慎，人不要太多，但是要绝对可靠，要当心。你们去搞人家的特务活动，人家也会搞你们的特务活动的。这一点你们要格外地清楚。’这就给张春桥作了死证。”
张春桥再次挑衅性地扫了审判台上的法官和公诉人一眼，嘴角撇了撇，既是不服气，是也蔑视这些他认为一窍不通的法官们的无知。在他看来，政治斗争从来就是这样的。
这时，法庭传来了参加过游雪涛小组的原上海昆剧团演员庄瑞云，让他对游雪涛特务小组的内幕进行揭露，他的证词说：“张春桥感到自己从事政治夺权斗争，需要一支如同蒋介石门下的戴笠那样的特务人马，便于一九六七年四月任命游雪涛为上海市革委会群运组副组长，使其用合法化的身份来掩护其非法的秘密活动。这个小组进行活动的手段十分卑鄙，有‘打进去、拉出来’，‘以毒攻毒’、‘美人计’、‘大搞逼供信’、‘体罚、殴打’，‘冒充国家有关机关’、‘利用群众组织名义’等等手段搞情报。”
人们很奇怪，这个游雪涛怎么能叫“二四四”的代号呢？其实，这只不过是上海市革委会群运组在上海永福路二四四号办公的一幢独立的小楼。
公诉人王芳发言道：“游雪涛的原名是‘扫雷纵队’，一九六七年初因密报上海警备区军内动态和有关炮打张春桥的情报受到了张春桥的赏识，同年四月游雪涛本人被任命为上海市革委会群运组副组长，使这个组织合法化，用合法的身份掩护他们的特务活动。这个特务组织设有活动的据点，有专用的特务活动经费，配备着汽车摩托车、手枪、手雷、微型录音机等等特务活动器材和工具。游雪涛严格地挑选人马，共有三十五个人员，其职业五花八门，有歌剧演员、杂志编辑，也有医院医生、复旦大学学生、同济大学学生，等等。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手段，来对付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根据公诉人的要求，法庭出示、宣读了证据，主要有：
侦察所渭江苏“老人串联会”，诬陷华东地区党政领导干部搞“反革命地下武装”，诬称后台“可能来自陈丕显，并且有迹象表明，总根子一直通到陶铸、谭震林身上”等等；诬陷江华、魏文伯、陈丕显等“合谋对伟大专政手段”以及“江华密谋兵变”；诬陷曾经在华东地区工作过的九十七位党政负责人为“黑线”人物，其中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等人……
证词表明，张春桥的特务组织“游雪涛小组”共制造了廿六起冤案，诬陷、迫害干部和群众一百八十三人，其中五人致死。
法庭出示的证据里，有张春桥当年的秘何秀文的证词，他说：“游雪涛为张春桥搞了大量的反革命情报，他和游雪涛的谈话，经常背着我，一九七○年十月，张春桥做贼心虚奇_…_書*网…QＩＳuu。ｃＯm，让我亲自烧掉了游雪涛的那些材料，说是过时了，没用了……”
张春桥坐在被告席里，眼睛虽然闭着，脑子却在活动着，他想起了游雪涛这个人……
游雪涛，生于一九三五年江苏无锡一个城市贫民家庭，一九五六年八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是上海《青年报》的记者，担任了文艺组的副组长。他造反后不久，给张春桥提供了不少反映文化大革命中各种政治势力的材料和消息。开始，张春桥对这个年轻人表示了重视，提议他当了革委会群运组副组长。后来发现他提供的材料里水分越来越多，甚至搜集起王洪文、徐景贤等人的材料，连姚文元的材料也开始搜集了。于是，他在一九七○年初对上海市革委会的徐景贤、王洪文等人作出批示：
“游雪涛这个人到处搜集材料，究竟是要干什么？如果只是在运动初期，给我们提供一些走资派的材料是可以的，但是他后来的活动显然离开了应该规定的范围，使我越看越像搞什么情报工作了。这就离谱了。你们对他的活动应该警告，让他下厂去锻炼锻炼。”
一九七○年八月，由徐景贤代表张春桥约见了游雪涛：“经市革委研究决定，从明天起，你下厂劳动去！”但是，游雪涛并没有就此罢休，他接连给张春桥写信，大骂王洪文、徐景贤等那些文革新贵，终于激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