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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年八月，由徐景贤代表张春桥约见了游雪涛：“经市革委研究决定，从明天起，你下厂劳动去！”但是，游雪涛并没有就此罢休，他接连给张春桥写信，大骂王洪文、徐景贤等那些文革新贵，终于激怒了张春桥等人，于是他被王洪文亲自派的人秘密逮捕了……
游雪涛的活动从开始到结束，总共只有三年的时间。其中后来的两年里，他给张春桥提供的材料，绝大多数是反对王洪文、王秀珍等市委领导人的……
春桥在抓起游雪涛的时候，在会议上专门讲过：“这个游雪涛最后发展到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宣战的地步，很令人们深思。他的头脑里是怀疑一切的，目无政府主义的毒太深了，谁也不相信，谁也敢反对，甚至公开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我们所做的事情统统不满，这样的人怎么能不走向自己的反面呢？所以他的教训应该值得所有的革命造反派们吸取……”
后来，也在对游雪涛的材料上批示：“对游雪涛，不要点什么问题，心平气和地和他讲道理，使他感到不是为了打击他，而是帮助他，弄清问题，大家主动。我们和他并没有什么关系。通过对他的教育，事情一切就都清楚了。”
现在，把他的问题统统栽赃到我的头上，岂不是有点颠倒是非吗？张春桥这样想道。有几次他真的想开口说几句话，用来驳斥他们对自己的污蔑，但是，话到嘴边他又强咽回去了。他清楚地知道，不管给自己找什么样的罪名，目的都是为了把自己彻底，打倒而搞臭，即使没有这样的问题，也会有那样的问题，欲加之罪，是总能够找出各种各样的罪名来的……
张春桥听到法庭调查所谓游雪涛搞特务活动的调查结束以后，审判员曹理又开始审理所谓陷、迫害上海市党政领导人的犯罪事实。
法庭出示了一件件证据证实，张春桥伙同姚文元，在各种会议和讲话里，称上海市委是资产阶级的顽固堡垒”、“黑班子”，说陈丕显是“反革命两面派”，“无产阶级最危险的敌人”，定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曹荻秋是“叛徒”。在张春桥的指示和同意下，上海市的党政领导有十七人被定为“叛徒”、“特务”、“反革命”，曹荻秋和副市长金钟华被迫害致死……
张春桥对这样的指控，采取了不屑一顾的嘲弄态度。他在法庭上对所出示的证据，连看都不看，一概斥之为：“你们胡闹！”
一直到休庭后，张春桥出了法庭的大门，他才对押送他的战士说：“搞这些反革命的丑剧，只能说明了我的光荣和正确。我在法庭上不置一词，就是对他们的蔑视！”
张春桥，终于在这时才说了句心里话。
这，才是真实的张春桥！
第二十二章 我不认为这是结束……
在几名被告的法庭调查中，只有张春桥的时间是最短的。张春桥的闭口不言，使得对他的调查只是公布若干的证据，于是大大地缩短了那些本来是很有意思的过程。这，使得旁听席上的人们对此很不满意。他们说：“我们千里万里赶到北京，就是为了听听或看看张春桥的表演，他坐在那里连个屁都不放，有什么意思呢？还不如看吴法宪哭鼻子有趣呢！”
监管员奉命几次给他做工作，劝他在法庭上行使他自己的权利，进行公开的辩护和陈述自己的理由。他说：“不管你的辩护起不起作用，这都是你留给历史的痕迹，后人研究你的历史时总会有个比较。你应该相信广大的人民群众是会有辨别能力的。”
“你还是以为今天的法庭是代表人民的吗？”张春桥突然对他开了口，“你看看审判台上的法官们，哪一个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对立面？他们本身在运动中受到了革命造反派的冲击，又不能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群众，所以，他们就是要把所有的仇恨集中到我们的头上，在这种显然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政治派别的斗争中，我怎么能在我的对立面前寻找公正的答案呢？我在他们的面前，保持沉默，就是用不予回答和理睬来和他们进行斗争！”
监管员根本说服不了张春桥，更无法完成改造他的任务。在这样一个独特的罪犯面前，他的能力显得实在是微不足道了。
经过了几次开庭，张春桥已经熟悉了特别法庭的程序。他认为，这样的法庭其实完全是个假样子，就像舞台上演戏一样，他们是按照事先准备好的本子来进行表演的，他们根本没有对自己这些人处理的决定权。真正的导演是幕后的那个决策人，为首的就是自己的老对手邓小平。
他很清楚，在周恩来和毛泽东都病重的时候，叶剑英和邓小平都围绕在周恩来的病床上，一直请求周恩来带病去见毛泽东，要求让邓小平主持中央的工作，实际上是要求在总理百年之后接替那个位置。王洪文亲赴长沙和周恩来分别会见毛泽东时，毛泽东对王洪文有句话：“你们不要多说什么，中国的大局我很清楚。有人想试一试，就让他试一试嘛，我又马上死不了，你们着什么急！”
王洪文回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其中包括学习马克思、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等一系列内容后，张春桥发现邓小平等人只是关心着对他有利的那些东西来传达。他对张春桥说：“意识形态的东西，你张春桥负责，我们这些人只抓具体的工作。”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可是全党的大事呀。”张春桥说，“我建议你在讲话里强调一下，以示党中央的声音是一致的。现在外面已经有了种种谣言，我们要用实际行动避谣呀。”
“谣言算什么？”邓小平漫不经心地说，“让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去。文化大革命中对我的谣言就更多了。到头来还不是一场空。是要看我们究竟是要干什么！只要我们干的是人民群众欢迎的事情，我们就能在历史上站得住脚。否则，就是再讲什么理论也是不行的。春桥同志，你明白这点吗？”
张春桥已经听出了他的话意，就说：“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是继续沿着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引的方向，把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进行到底。如果不是这样，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岂不就是半途而废了吗？”
邓小平摇摇头：“这个我管不着。这是你们的事情，你们爱怎样就怎样吧。”
张春桥感到了这场斗争的复杂和尖锐。那时，他和江青、王洪文、姚文元，还有华国锋、纪登奎等人几乎每天都在一起研究形势。他们一致认为，像邓小平这样地下去，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保不住，而且一定要走回头路。华国锋曾经忧心忡忡地说：“一个邓小平，一个叶剑英，他们都是对文化大革命心怀不满的人，现在他们俩几乎把总理包围住了，天天往总理那里去，干扰得总理不能好好地休息。他们要干什么？是要权呀！”
江青当时还表扬华国锋：“国锋同志的讲话讲到了点子上去了。现在的问题就是围绕着权力问题展开的。不过我们应该相信主席，他是会明察秋毫的。我们可以在他面前提出问题，最后的决定听主席的。”
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们产生了让王洪文等人到长沙向毛泽东反映他们的意见等一系列的事情。其实，他们的意见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反映上去了。毛泽东在各种场合，都给了他们明确的答覆。其中布置一系列重大任务，对邓小平、叶剑英等人来说并不利。
张春桥想到，邓小平终于达到了主持中央工作的目的。毛泽东把党政军的大权交给了他，他一上台就对江青、张春桥大打出手，几次开政治局会议对他们进行围攻。一九七五年的七月、八月、九月三个月，把邓小平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的司马昭之心暴露得淋漓尽致。于是，毛泽东忍无可忍地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周恩来逝世后，毛泽东从稳定形势的大局出发，选择了华国锋。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的通知：“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就在这个文件里，还有一句话：“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这是毛泽东一惯的斗争艺术和技巧。他的决定里充满着深远的意义、复杂的内涵。他在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极大地缓解着党内相当大的多数对江青、张春桥等人的不满和气愤。他用这种手段在平衡着各种复杂的矛盾，同时也是给江青、张春桥扩大着他们的队伍和力量。这片苦心，直到张春桥进了监狱之后他才悟了出来。但是。一切已经晚了。
历史老人对匆匆来去的政治家们非常苛刻，他给人们的机遇从来是一带而去的。当你不善于及时地捕捉住它时，它对你的嘲弄和惩罚往往是最为残酷的。本来，毛泽东已经给他们提供了很多的也是很好的武器，但是他们的敏感和政治家的手段并没有紧密地结合起来。他们习惯了毛泽东在世时的那一套对各种政治势力所熟悉的斗争策略。那套东西，就连毛泽东的对手们也已经了如指掌了，遗憾的是江青还在那里当作新鲜武器来玩弄。这就决定了她一定要失败。叶剑英和华国锋的成功，利用了他们耍弄阴谋的秘密活动，也利用了毛泽东对华国锋的信任。这两者的结合，迷惑了中国绝大多数的党员和干部，也迷惑了中国的老百姓。在这些人面前，张春桥自己感到自己的确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看得太简单了。
说老实话，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张春桥写上那篇已经被揭露出来的日记，即《三月二日有感》，只不过是他的一种发泄。他还有更为重要的日记，可惜当局不敢给他公开出来。他倒是希望他们能够全部公开，那样会在全国人民面前更加显示他的远见和才干。在他三月二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话：“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去年发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