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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在狱中-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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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案头,就在张春桥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下午在军委会议上的讲话。那已经是一个历史文献了。就是几千年后,这篇东西也是要说话的。与其将来让人们说三道四,不如现在就把问题搞得准确一点。于是,他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这样说:“你们给张春桥定的罪行可以少几条,不要搞那么一百多条。我可以告诉你们,他的罪行就是只有一条,也可以判他死罪。其实,他们的问题不在条数的多少。江青、张春桥,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改朝换代,阴谋夺权,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建立他们的反动统治,这一条还不够杀他们吗?够了!完全够了!”

在场的人注视着这个国家和正常的总指挥,连华国锋也像一个小学生似的拿着笔记本在记录着他的话。

“可是,我看了张春桥的许多材料,包括他的讲话。”邓小平说,“我对他的一些情况就更加了解了……”

是的,张春桥的一些话,特别是在那次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总是在他的耳边轰响:“上海的形势比较好。革命群众的情绪很高。出现这样的一个局面,主要是靠两条:一条是靠毛主席。一条是靠群众。毛主席对上海的工作,是非常关心的。在每一个关键时刻,毛主席都有指示。上海革命群众每一个新的创造,每一个新的倡议,都是首先得到毛主席的支持。《文汇报》的夺权,上海各革命造反派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都是毛主席首先支持的。上海体育学院东方红战斗队写的那篇《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也是毛主席先发现的。好多我们在上海还没有注意的事情,还没有抓到的事情,毛主席就抓到了。”

邓小平根据他所掌握的情况来看,张春桥的这些话不是假话。在当时,他不需要说假话。这些表功的事情,他不敢强争。

“有人说我们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只是讲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我觉得,这只能是证明在他们的心目中,根本不把毛主席的领导算作党的领导,不把党中央的决议算作党的领导。十六条明确规定了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难道这也不算是党的领导?他们既不懂得革命,也不懂得群众,更不懂得我们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面的革命。如何对待群众运动,这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毛主席多次教育,多次提出的问题,也是如何对待群众运动。我想举几件事来说明这个问题,其中一件就是安亭事件。”

“在上海一谈到工人运动,就会谈到安亭事件。去年十一月份,革命工人起来成立革命组织上海市委不批准,两千多工人就上火车到北京告状。开车不久,铁道部命令把他们甩在安亭、苏州、南京几个车站上,人数最多的在安亭,所以工人们把这件事叫安亭事件。工人们不干,造成上海、南京一线火车全部停开。对这件事,实际上有两种方针、两条路线。一条是镇压;一条是支持。主张压下去的,代表人物就是陶铸和上海的陈丕显和曹荻秋。十一月十一日,我去安亭处理这件事,陶铸给的方针,就是把工人赶回上海,对他们的组织不支持,不承认。我赶到安亭,向工人代表谈话,劝他们回上海,理由无非是生产要紧呀,铁路不能断呀,等等。这些道理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没有用。我就平心气和地听,听他们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天亮以后,接着开群众大会,一直开到下午四点,开了十六个钟头,工人才答应回上海。从这个谈判中,我才了解到,工厂里好多工人被打成了‘反革命’,来的人大部分是被打成‘反革命’的。他们为造市委的反,就组织了一个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开成立大会请市委参加,他们不参加。开完大会,要求市委领导接见,他们也不见。实在无可奈何了,才上火车到北京告状。而上火车以后,又把他们甩在了这个车站上,已经三天三夜了,市委一个人都不来。工人越来越愤怒。”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按照陶铸的那个方针去做,工人根本不会回上海。要赶回就要镇压。这一批人已经被打成了‘反革命’,再加上这次‘破坏交通’,实行白色恐怖,进行镇压岂不是理由很充分吗?是工人群众教育了我,是毛主席的教导支持了我,使我在重要的关头没有犯错误。我答应认真负责地解决他们的问题,才说服他们回到上海。十三日回到上海,同他们的代表继续谈,把问题弄清楚了。交通事故是现象,工人起来闹革命才是本质,才是根源。我决定承认他们是革命组织,是合法的组织。只是劝他们,中断火车是不好的,以后不要采取这个办法。没有过多的责备他们。”

“这样处理,市委坚决反对,说我没有原则。曹荻秋气势汹汹地给陶铸打电话,陶铸立即支持他。我也给陈伯达打电话,请中央指示。陈丕显有了陶铸的支持,也气势汹汹地给陈伯达打电话,提出质问,为什么这样做?说中央不是规定工厂里头不准成立造反组织,也不成立全市的造反组织,为什么现在又承认?你们给张春桥多大的权力?非常凶,接连问了几个为什么。陶铸、陈丕显和曹荻秋的方针没有得到中央的支持,中央文革、中央常委,最后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支持了上海工人群众。在我们处理安亭事件的时候,工人造反派连几万人都没有,只有几千人,要镇压可以镇压下去的。但是工人还会起来,把压他们的人打倒。我们决不能因为手里有权,就能压服群众。相反,我们是共产党员,只能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支持革命群众的行动。今天上海的局面比较稳定,与安亭事件处理得比较稳妥,有很大的关系。现在,从安亭等地回去的这批人,已经成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的主要骨干,主要领导人。就是这批人把上海的百万工人组织起来了……”

“全市的夺权,我们在精神上并没有准备。我和姚文元同志一月四日到上海的时候.是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这样的身份去的,不管同工人谈也好,同学生谈话也好,别的什么话也谈不进去,就是谈市委的经济主义风刮得很,保市委的‘赤卫队’的头头呼喊着要停电、停水、停交通,给造反派压力很大。这些情况,我们来以前知道一些,但是百闻不如一见。火车站搞得很彻底呀,整个火车站没有人管了,车没有人开,连售票员、检票员都没有了。港口从每天装卸量十万吨下降到三万四千吨。外国轮船从平常停泊二十几只,拥挤到一百二十几只。有一些国家故意侮辱我们,把船上的中国国旗倒挂起来。工人也好,学生也好,谈起这些事情来,就非常愤怒,但是不知道怎么办。这时市委已经完全瘫痪了,没有人管了。当时,我们就同车站、码头、水厂、电厂还有企业的一些要害部门,例如电报局、邮政局、电话局等部门工人革命造反派一块商量,究竟该怎么办?最突出的问题是造反派工人坚守岗位,有的已经两三天没有下班,实在支持不住了。而革命造反派的组织,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单位包括一些要害部门,革命造反派很少。我们就商定重新调动队伍,把工人、学生重新调到要害部门去,像火车站,就是由铁路的革命造反派,再加上同济大学六百多学生,把火车站管起来了。码头也是这样,从各个方面把造反派的队伍重调到码头上去,把大中学生动员到码头上去作装卸工人。开始,有些人担心,究竟能不能搞好?我们就鼓励他们,大胆地的把责任担负起来。火车从来是你们开的,铁路局局长找不见了,那有什么办法,我们自己管。”

“上海的工人阶级表现得非常好,学生表现得非常好,有力量,有智慧,我们的工作很少,只是开开座谈会,给他们出点主意。比如像《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这样文件,完全是工人、学生自己起草的,我们一个字都没有给他们改,他们很快地把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当中央的贺电来了以后,‘一月革命风暴’的说法才出来……”

“在上海,革命组织犯错误的不少。一月中旬,上海最大的红卫兵组织‘红革会’,突然发出了对我和姚文元同志的攻击,指名攻击我是陶铸和王任重似的人物,是来摘桃子的。当时,我们商量过,让他们闹去吧,不要管他。闹了几天,越来越不像话。我和姚文元是参加他们的会的,受了六个小时的围攻,我们还是耐心地劝他们顾全大局。他们不听,要开‘打倒张春桥大会’。这时,中央文革小组才决定发个电报批评他们。发这个电报以前,我们还反覆考虑了两天,到底发不发?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的工人和学生要求把红革会的头头抓了起来,我们劝阻了,一个人也没有抓。‘红革全’的战士们造了头头们的反,要开万人的批判大会,我们明确地表示不要开。就是对‘赤卫队’这样的组织,革命委员会也没有宣布它非法,也没有把它取缔,完全是靠群众斗争把它打垮的。革委会只抓了一个人,他是调度所的副主任,是‘赤卫队’的一个头头,他利用职权放一列车‘赤卫队’上北京,把整个铁路秩序打乱了,这是犯法的……”

“你们提到了陈丕显,对他的争取实在是难呀。直到去年十月中央开会的时候,江青同志把他找来,叫他回去把工作抓起来。江青同志诚恳地对他说:‘我和春桥同志给你当参谋,辟谣的时候,陈伯达也可以去上海帮你。’这不是对他很大的支持吗?这个人现在我才把他看透了。他当着我的面,对江青同志说:‘啊,前一段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是曹荻秋同志主持的,许多重要的事情都没有告诉我啊。’其实,上海市委干的坏事,他没有不知道的。有的是他出的主意,有的是和他商量的。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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