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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烙印》那册诗集而成名的青春诗人臧克家在最近已经算是颇为沉默了，臧克家并没有能够完成时代赋予他的任务。在《烙印》没有结集以前他也的确曾经写过许多不好的诗，所谓不好的诗，便是说他也吟酒弄月过的。假如说他现在正作长篇的史诗，我们也不感到可喜。现阶段，‘天灾人祸’下的我们，对于自身的感受不说，而借古代的事情来写作，这无疑是故意抛开现实去寻求过去，用过去来表现现在。这是百分之百的不正确。郭沫若是一个时期这样作的。他作品里装满了作者的热情，借古代的屈原、聂莹等来表现他的思想。表现是表现了，却并不能人人那么感动。对于克家我们也是这般想。我们只希望克家对于自己看重些。”
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陈伯达曾经把张春桥三十年代里写的一些文章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了以后对他说：“张春桥的文章写得有骨气，有思想，并没有多少不当之处。他对郭沫若的评价很客观，没有丝毫的人身攻击，是从学术出发的。当时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有如此的见解，就不容易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张春桥在和毛泽东谈话时说：“我对郭老的许多观点不赞成，有人一直要批判郭老，我都把他们的文章压住了。你看可以吗？”毛泽东说：“现在不是批判他的时候，他在学术上错误，政治上还是站在我们这边的。我不想在政治上过多的使用他。他长期以来信奉的是孔夫子那一套。将来也是站不住的。”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九日，张春桥在上海研究革命大批判的会议上，在讲到一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和孔家店的反动》的文章时说：“孔夫子肯定是要批的，而且要彻底地批，不能只是开一两枪就算完了。郭老是尊孔的，他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时代的一种代表，我们同他的交锋是不可避免的，他的书迟早是要批的。但现在不是时候，毛主席已经讲过，对他要讲究方法，他在中国有一定的代表性，不能乱批。范文澜老先生的《中国通史》也是尊孔的。你们可以按顺序写下去，在碰到他们的时候也不要回避，实事求是给他们一定的评价就行了。”
林彪事件发生以后，张春桥思考了很久，对毛泽东说：“现在，通过林彪的暴露，特别是他那个‘五七一’政变纲领的传达，那些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怀疑、观望以至抵制、反对的人一定会和林彪们产生共鸣。以我看，肯定还是否定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将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两个阶级、两条道路、若干政治集团斗争的焦点。据说，郭老认为林彪集团的灭亡，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使我们党的许多理论和方针宣告了破产。他的说法和理论都是错误的。但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人们的思想问题，我主张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他们的理论核心都是尊孔的。”
毛泽东说：“郭老的观点好多是错误的，有很大的代表性。但是他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势力，你们不要大惊小怪。但是，他的观点可以被一些大人物所利用。就像孔夫子被人利用一样。我们可以再从理论的深度查一查。”
一九七三年七月四日，毛泽东召见张春桥和王洪文时，讲了许多令人瞠目结舌的话，实际上成了张春桥后来许多讲话和理论的根据。
“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是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的。尊孔反法，国民党也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析，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秦始皇在历史上有功劳，要作全面的分析。现在不读历史了，造反派没有历史的经验怎么能革命？”毛泽东在作了许多历史的解释后，话锋转到了现实的政治斗争上来了。“你们注意我们的对外宣传吗？现在好多的提法变了。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看是有什么人认为自己可以了，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想走走别人走过的路了。”
这句话，引得王洪文瞪大了眼睛，但是张春桥却非常沉着，显得十分老练。
毛泽东继续说：“我经常吹什么国际形势是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这是从根本上来讲的，说明了世界革命的可能和必然。但是现在有人忽然来了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是否要和我唱对台戏？我看多少有那么一点。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他们是只看表面，不看实质。搞修正主义的人总是要从国内开始，从上层开始，从我们执政党内开始。这是我的话，后来被林彪引用，大家以为是他的话，其实发明权在我这里。现在危险的苗头归纳起来，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我现在给你们说一下，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张春桥马上接着说：“主席，我已经清楚了。你老人家可以放心，不管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只要我还有一口气，上海在人民的手里，修正主义就别想得逞。”
“所以，我今天要和你们说这些话。”毛泽东说：“从来，我就说我对上海抱有很大的希望。我为什么让你和文元一直在上海任职务，就是不愿把上海轻易地让出去。打起仗来，上海是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的。”
当时。张春桥激动地流出了眼泪。
现在，郭沫若写诗词来表达他对自己的仇恨，完全说明了他对当时的形势是采取两面三刀的态度的。张春桥想，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完全符合阶级斗争的规律。到了这种时候，谁是什么人，谁是什么脸谱，统统都显露出来了。
就在这时．中央专案组的人接二连三地前来提审张春桥，张春桥一概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措施。不管提审的人说什么，张春桥除瞪他们一眼外，根本拒绝回答。
这天，张春桥又被带到了离他关押地很近的一间小房间里。
他一抬头，楞了一下，原来对面站着一个人，是纪登奎。他对纪登奎过去并没有什么恶感，纪登奎从来都是积极地支持他的。但是，张春桥没有想到他会来提审自己。
张春桥不能不说话了：“你也参与了他们的行动？”
“把你抓起来以后，我才知道的。”纪登奎坦然地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得服从党的纪律。在这个问题上，我已经失去了选择的余地。春桥，我希望你现实一点。”
“你是劝降？还是审？”张春桥的眼睛里射出令人恐怖的寒光。
“我先不说什么，你先看看这个，你总要对事实说点话呀。”纪登奎把一份材料递给了张春桥，接着说：“这东西，你最有发言权，你可以说明一下嘛。”
张春桥接过来，看得仔细：
张春桥，山东省巨野县人，一九一七年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其父张开益是长期为国民党、日寇效劳的反动官僚、汉奸。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张春桥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期间，充当国民党特务，积极进行反共活动，密告领导反蒋抗日学生运动的负责人和积极分子。一九三三年春，国民党复兴社在济南建立反法西斯组织华蒂社，张春桥是华蒂社的发起人之一和中坚分子。一九三五年五月，张春桥到上海，在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的指使下，从事拥蒋反共活动，疯狂反对鲁迅，积极参加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一九三七年九月，张春桥返回济南，在山东省复兴社特务头子秦启荣指令下，由复兴社特务赵福成掩护，伺机潜入我根据地，一九三八年一月混入延安。张春桥隐瞒了他的国民党特务身份和反革命历史，隐瞒了他的地主家庭出身和他父亲的反动历史，于一九三八年八月混入党内……”
张春桥看完材料，慢慢地扔到地上，嘴角露出一丝笑意，问纪登奎：“林彪整理我的那些材料你都看过吗？和这些差不了多少。起初，他们说我是叛徒，我从来就没有被捕过，叛徒从何谈起？把我抓起来以后，找一些有问题的人写一些颠倒是非、造谣污蔑的东西，毫不奇怪，也费不了多少的力气。这些东西，还需要我解释吗？不，我根本没有必要解释。你纪登奎应该是什么情况都明白。”
“我这次来，华主席让我转告你，只要你肯合作，向党中央开始写检查，其余的问题一切都好说。我们党的政策从来都提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这个你应该懂得的。”
“检查？华国锋还配我给他们写检查？简直是笑话！”张春桥指了指桌子上的一张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五日的报纸，上面刊登有两报一刊的社论《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说：“你看看你们说的是什么，‘粉碎这个反党集团，为党锄奸，为国除害，为民平愤，党心大快，军心大快，民心大快。’你们想过没有？你们这样宣传，究竟把毛主席置于何种地位？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置于何种地位？把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置于何种地位？这样的语言完全是邓小平的语言！反革命的语言！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还配我写检查？简直是妄想！本来我是不想和你们再说什么的。但是，是你纪登奎来了，我免不了要和你说几句。你别再受他的欺骗了。事情不会像你所说的那么简单的。”
“但是你还应该相信，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是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毛主席这面旗帜，不管是谁掌了权，也是要高举的。”纪登奎说：“你看。华主席在第二次学大寨会议的讲话里说的很清楚：‘我们党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是在我党历史上又一次大的路线斗争。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是一伙极右派，他们的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是一条极右路线。他们右就右在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千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