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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人敢于回答纪登奎的问话。
汪东兴过了几天，给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发下一套称为关于张春桥参加国民党复兴社的法西斯组织华蒂社的各种材料和证明。这些文件证明：一九三三年春，张春桥确实同国民党复兴社分子李树慈和马吉峰等人在济南发起成立华蒂社，并创办了《华蒂》月刊。
其中最可靠的第一手原始证据，是一九三四年上海《文学》月刊七月号报道的济南消息：
“华蒂社：成立于一九三三年春天。最初社友有二三十个人．如李树慈、金灿然、马峰、吴稚声、张春桥、孙任生等，都是发起人。华蒂社最发达的时候，社友达六十余人，出版了两个周刊，一个月刊。”
此外，一九三四年天津《当代文学》一卷五期刊登的《济南通讯》上也报道过：“从前有很久历史的‘华蒂社’，曾一度出过三期的月刊，社员有五六十人。马吉峰、张春桥等，他们在从前都是华蒂社的中坚。”
纪登奎从上海红革会等群众组织送上来的材料里，看过一九三三年济南出版的刊载有张春桥文章《银铃》、《秋》的《华蒂》月刊。对这个存在很短时间的组织有所了解。当时只有十六岁的张春桥只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他怎么能参加什么法西斯组织呢？这个组织除了写作办刊物，并没有任何活动，怎么叫法西斯呢？
偏偏有两个罪犯的证明材料：一个是李树慈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三写的，另一个是反革命特务分子在一九六八年六月廿七日写的，都具有一定的说服力。所以，纪登奎看得相当认真，并作了一定的调查研究。
李树慈写道：“我是一九三三年在济南由黄僖棠介绍。参加‘中华革命同志会’的，后转为复兴社。在山东省的国民党复兴社正副头目是秦启荣、黄僖棠。一九三三年春夏，黄僖棠授意我，以编文艺刊物为诱饵，收买拉拢一批青年学生，成立了‘华蒂社’。这个组织是由我和张春桥、马吉峰等人发起的，刊物也以《华蒂》为名。‘华蒂’暗含‘中华法西斯蒂’之意，以便这个反动组织的政治性质更加明确。我是‘华蒂社’的负责人，也是刊物的主编。开始，在国民党报纸《历下新闻》副本刊上出版《华蒂》周刊，后由黄僖棠向复兴社要求，批准每月三十元的印刷津贴，编印出版单行本《华蒂》月刊，出版了三期，均由复兴社经营的午夜书店印刷、发行。《华蒂》周刊出版后，黄僖棠就叫我写一份‘华蒂社’社员名单交给他，以便上报复兴社南京总部。名单中有张春桥、马吉峰等十余人。‘华蒂社’的任务是为复兴社的反动政治服务的。其宗旨是：鼓吹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反对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文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强调‘国家统一、民族统一’，拥护蒋介石反共、配合反革命的‘围剿’。复兴社给我的任务是：利用编这个所谓文艺刊物，为国民党反动派跟共产党争夺青年，抵制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青年运动；通过分发、推销《华蒂》月刊跟学生联系，探听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情况，为复兴社提供情报。张春桥是‘华蒂社’中坚分子，积极为‘华蒂社’发展组织，介绍了陈庆璋参加‘华蒂社’。张还模仿被鲁迅一再痛斥的‘第三种人’的情调，给《华蒂》刊物写了五、六篇稿子。他还拿着《华蒂》刊物到各学校去分发、推销。”
陈锡联指着这篇东西问道：“你看这个材料可信吗？”
纪登奎摇摇头：“很难完全相信。里面的很多语言都是现在流行的，当时不会是这个样子。张春桥当时作为一个十六岁的中学生，不会和他们搞到一起的。但是，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和他们建立投稿的关系是可能的。这怎么能叫参加法西斯组织呢？罪犯肯定是受了威胁、恐吓或者刑讯逼供的情况下写的。这个我有一种预感。不过，现在讲这些没有多大的意义。”
“我对马吉峰的这个材料可是有点迷惑，他一九七零年已经病死。可材料是一九六八年六月廿七日写的。这说明是有人让他写的，究竟是什么人让他写的呢？”陈锡联把一份材料摆到纪登奎面前，充满疑虑地问道。
纪登奎又仔细地把署名“马吉峰”的节录材料阅读起来：
“抗战前李树慈（束丝）、孙耀南（任生）组织‘华蒂社’，是要把济南各学校的文艺团体统一起来，把济南各学校的爱好文艺的青年都集中在他们的领导下。这种情形是与山东济南的国民党反动派内部的‘CC派’与‘复兴社’的斗争有密切关系。因为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复兴社’抬头了，它要把它的魔爪伸到各个角落去。‘华蒂社’就是在这种目的下组织起来的。当时参加的正谊中学张春桥、第一师范的孙耀南，济南高级中学的李束丝（树慈）、金灿然（欣声）等等。”
“金灿然（欣声）在‘华蒂’快垮台的时候，大概是一九三三年，对我说：‘吉峰，你知道‘华蒂’是什么意思？’‘它不是what的译音吗？’‘你把它看得这么简单了，华蒂，这是中华法西斯蒂的含义！’‘这成了复兴社的组织了！’这就是他们的组织，不然的话，黄华棠、黄僖棠他们能出钱！’”
“上述所供事实，完全属实。”
纪登奎向汪东兴询问有关情况时，汪东兴作了解释：“这个笔供里的人员是这样的，马吉峰，又名马峰，是个反革命特务分子。早在一九五九年被我逮捕判刑劳改，一九七零年病死了。这个笔供是专案组从山东省公安机关的档中查出的。孙耀南，现在山东省。金灿然，已死。黄华棠，已经逃到了台湾。这个材料不会有假的。”
纪登奎说：“如果仅凭这些东西要定张春桥是个国民党的特务分子，很难。因为他写的作品人们都看过，将来我们的后人也是要研究的，张春桥的作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这些材料说明不了多少问题。另外，马吉峰的材料其实说明了‘华蒂’的来源，是英文what的谐音，是中文‘为什么’的意思。这个解释是有可能的。我好像在一次批林整风的会议中听到过张春桥的讲述。”
“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就是弄清这些罗嗦事也是以后的问题。”汪东兴满脸不悦地说，：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采取一切措施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彻底把他搞臭，不给他们的余孽以半点喘息之机。”
纪登奎马上想起了华国锋对一九七七年发出的战斗任务。就是要采取一切手段，把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搞臭，摧垮。华国锋说明很明确：“揭发批判‘四人帮’是一场政治大革命。两个月来，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普遍展开，形成高潮。明年应当搞得更好。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放手发动群众，造成革命声势，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深入地彻底地揭发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接着要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要揭发批判‘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还要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进行批判。通过揭发和批判，彻底肃清‘四人帮’在全国各条战线的流毒和影响……”
但是，只有纪登奎深深地感到很难。专案组除了找一些已经定案的罪犯作一些证明外，其余的第一手原始证据基本上是空的，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要想说明张春桥是什么特务，除非赤裸裸地制造假证据。而这些又是很困难的。像那些没有说服力的东西，搞得越多越不能令人相信。谁都知道，现在找几个犯人或有问题的人，在刑讯逼供或威胁利诱之下，让他们说什么，他们都会说什么的。
纪登奎认为最可笑的，应该引为历史上奇文的，是原军统特务陈蓝荪于一九七六年十月廿三日写的一个证明，完全是文不对题的东西，却让汪东兴当成了宝贝。这篇东西想证明张春桥是特务，于是这样说道：
“我看了《人民日报》登载的《一个地地道道的老投降派》一文后，知道狄克就是张春桥，他的那篇反动文章《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就刊登在崔万秋主编的《大晚报》副刊《火炬》上。现在将我知道的崔万秋揭发如下：
‘崔万秋，现年七十多岁，人称‘崔大麻’。早在三十年代，他在上海参加了蒋匪军统特务机构和反动青年党，为军统头子戴笠收买成为军统秘密情报人员，充当文艺界的密控，以极左姿态出现在上海文坛，利用其职业掩护，收集左联和地下党的情报，分裂、破坏进步文艺阵营，并发展运用人员，建立军统情报‘内线’，是反对左联和迫害鲁迅先生的主要幕后人之一。上海失陷前夕，崔暗受军统头子戴笠、王新衡指示，由上海、南京到武汉，后到重庆，主编《时事新报》副刊《青光》，继续进行特别活动。戴因崔万秋在上海、重庆文艺界从事秘密情报活动有功，派他为军统局‘国际情报专家’、伪国际宣传处长，外事局长董显光充当副手，上海临解放前，董匪显光逃往台湾任匪外交部长，崔万秋随其逃到台湾。”这个证明能说明什么呢？既然崔万秋是以中左派的面目出现的，又办了一个文艺刊物，张春桥作为一个左派青年，给这样的刊物投稿并发表作品，又能算什么呢？陈蓝荪作为一个七五年被宽大释放的原军统特务的这篇证词，应该是可信的。他没有说明张春桥就是军统特务，正是因为他不了解情况而决不胡说。纪登奎这样想道。
相比之下，当年曾经在上海呆过的现任河南省文化局长的于黑丁的揭发就显得苍白无力了。纪登奎这样想着，把于黑丁的那篇揭发连看了三遍：
“反党分子张春桥三十年代在上海投靠反动文人崔万秋，是其反革命活动的一个侧面。张春桥所写攻击鲁迅的反动文章《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就是发表在崔万秋主编的《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大晚报》是孔样熙出资办的一个反革命舆论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