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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把玩拿捏的玩意，一条“吧儿狗”和一只“小白鼠”，高兴时揽在怀里，不高兴就一脚踢开。事情都让他去做，责任却不替他担。今天让他青云直上，明天就把他打入冷宫。最后，名垂青史的是嘉靖（因为奸臣是他除掉的），背上骂名的是严嵩（因为坏事都是他干的），这难道公平，难道不荒唐？
严世蕃伏诛后，严嵩也被抄家。一无所有的严嵩只好“寄食墓舍以死”，也就是寄居在守墓人的房子里，到处要饭吃。这离他最风光的时候也不过三四年光景。想当初，严嵩是何等地得宠啊！因为年纪大，嘉靖特许他乘肩舆出入紫苑。见他的直庐简陋，嘉靖“撤小殿材为营室，植花木其中”，每天赐御膳，赐法酒。现在呢？寄食墓舍以死。看来，严嵩甚至连“宠物”都不如。因为养宠物的人是很少会让自己的小狗变成“丧家犬”的。
读史至此，感慨良多，遂填得《采桑子》一阙云：
翻飞柳絮风中舞，
上也荒唐，
下也荒唐，
四十年来梦一场。
伴君如伴南山虎，
喜也无常，
怒也无常，
混账专横是帝王。
《帝国的惆怅》 鸦片的战争与战争的鸦片弹冠相庆的战败者
鸦片的战争与战争的鸦片
──读茅海建《天朝的崩溃》
鸦片战争是中国人的锥心之痛。
不过，认真说来，痛，是后来的事。当时好像不怎么痛。不但不痛，相反，1841年的那个夏天，“战败后的广州，并没有像通常那样死气沉沉，而是上上下下都喜气洋洋地互贺升迁。” 首席指挥官奕山，被钦命“交部优叙”，赏白玉翎管。其他官兵人等，则优叙的优叙，升官的升官，补缺的补缺，换顶戴的换顶戴，正所谓“弹冠相庆，共沐天恩”。因为负责这次战役的奕山，在奏报“战功”的同时，还一口气保举了“有功之臣”共554人，几乎囊括广州所有官员！
这可真是“胜利者的欢宴”！
然而事实又如何呢？事实是，奕山和他的同僚，既打了败仗，又公然违旨。
奕山的职衔，是“靖逆将军”。“靖逆将军”不是“抚远将军”。他只能“剿”（消灭英军），不能“抚”（停战言和）。道光皇帝给他下达的命令，也是“大兵兜剿”、“擒获夷酋”，“务使该夷片帆不返”。为此，皇帝下令调集湘、赣、鄂、桂、滇、黔、蜀七省大军供其驱使，还慷慨地一次性拨款三百万两充作军费。这次战役的前敌指挥部也阵容强大：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奕山，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四川提督齐慎，原刑部尚书、现任两广总督祁*，一共五位大员。道光皇帝决心之大，期望之高，可见一斑。
可惜事与愿违。“英夷”不但没有被“一鼓荡平”，清军反倒一败涂地；“夷酋”不但没有“束手就擒”，反倒指名道姓地要奕山亲自出面谈判，而且开出的价码中，竟然要求奕山等人率兵出城，驻扎在广州城外200里处。最后的结果是，奕山不但全部接受英方所开条件，还提前两天缴清了600万元的“使费”，总算是从英军的炮口下“赎”回了广州城。至于两国之间恢复通商，自然更是不在话下。
停战是违旨的，谈判是违旨的，同意通商也是违旨的，赔款就更是丧权辱国，然而却获得了嘉奖，天底下哪有这样的荒唐事体，又哪有这样的糊涂皇帝？
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奕山向皇帝撒了谎。
就在广州城降旗高挂的5月26日，奕山给道光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历数清军在5月23日至25日的“赫赫战功”，宣称击沉、焚毁英军轮船、兵船各1艘。6月4日，即停战协定达成9天、英军退离广州之后，奕山等人又上一折，声称英军头目（夷目）在城下“免冠作礼”，恳请“大皇帝开恩，追完商欠，俯准通商”。只要给他们这两项“恩典”，“英夷”们就“立即退出虎门，交还各炮台，不敢滋事”。其实所谓“商欠”，就是那600万元的“赎城费”，奕山等人早在5月31日就交清了。通商则早是事实，奕山和先期到达的参赞大臣杨芳等人早就默许，不闻不问，只不过道光皇帝还蒙在鼓里而已。于是，这个冤大头皇帝便在上谕中“宽宏大量”地说，那些野蛮人（该夷）原本“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现在，天朝已略示薄惩，英夷又作礼乞恩，你们办事也不容易（朕谅汝等不得已之苦衷），那就恩准通商赏还商欠吧！奕山一看谎言生效，又在7月14日出奏，声称“英夷”听宣，感恩戴德，“额庆欢忭，免冠感伏，声言永不敢在广东滋事”。这个结果，虽然离“片帆不返”、“一鼓荡平”相去甚远，但“永不滋事”还是皇帝愿意听的，奕山等人岂有不加官进爵之理？
同样，谎言既然如此有效，大清帝国的官员们，又岂有不竞相撒谎之理？
事实上，在整个鸦片战争史上，我们很难找到完全不撒谎的清廷官员和将领。两广总督邓廷桢撒谎，两江总督伊里布撒谎，钦差大臣琦善撒谎，参赞大臣杨芳也撒谎。杨芳官居从一品，爵封果勇侯，是战功赫赫的清代名将，然而一到广州就撒谎。而且，对英军作战毫无“果勇”之处，对皇帝撒谎却“果勇”得惊人。一只送照会的小船被手下发炮击回（纯属误会），竟被他夸张为“击沉英三板船两只，击断英大兵船主桅一根，击毙英军多名”的大胜仗。当然，杨芳的撒谎，和奕山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结果，最敢撒谎也罪孽最重的奕山交部优叙，赏白玉翎管；撒谎水平次于奕山的杨芳“革职留任”（原因在于多少讲了点真话）；相对诚实的林则徐（基本不撒谎）和琦善（后来才撒谎）处分最重，──林则徐遣戍伊犁，琦善判斩监候（死缓）。这可真是谁不撒谎谁倒霉！
当然，也有因撒谎而倒霉的。伊里布就是。不过伊里布的倒霉，并不是因为谎言被戳穿，反倒是因为谎言被相信。1841年2月24日，英军主动撤离舟山，伊里布不费一兵一卒就“收复”了定海县城。而且，接收这座空城的，其实只有三个人，──伊里布的家仆张喜和两个下级军官。然而，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伊里布却自吹自擂，大表其功，甚至不惜编造情节。伊里布说：“我兵丁于初四日（即24日）午刻齐抵定海（其实是直到26日才会合集齐开赴舟山），该夷半在城内，半在船中。是我兵到彼，胞祖（英军指挥官）即缴纳城池，城内各夷立即纷纷退出。我兵整众入城，登陴看守，并将道头地方该夷所盖草房全行拆毁（其实是26日进城后就先为争功而吵架）。郑国鸿等传宣恩谕，将夷俘晏士打刺打厘（即安突德）等释令领回（其实是早就被英军救回），并饬赶紧起碇（其实城中并无一人）。胞祖等免冠服礼，声称伊等将城池交献后，即于初五日全数撤退（其实早就走了）”。这可真是弥天大谎，但编得很“圆”。有时间（还精确到时辰），有地点，有人物，有故事，有情节，还有细节。其中，我最欣赏的是“该夷半在城内，半在船中”一句。它给人的感觉，是诚非身临其境者不能写出，简直就跟真的一样。伊里布如果改行写小说，水平一定不差。
这当然不由人不信。但这“真实的谎言”却激起了道光皇帝的雷霆大怒：“伊里布著革去协办大学士，拔去双眼花翎，暂留两江总督之任，仍带革职留任处分，八年无过，方准开复，以观后效”！
奇怪！伊里布虽然一派谎言，但好歹总算是“收复了失地”，奕山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还倒贴600万元的“赎城费”。然而两人却一个升官一个罢官，这又是为什么？
这就必须首先弄清楚：他们为什么要撒谎。
《帝国的惆怅》 鸦片的战争与战争的鸦片逼出来的谎话
伊里布原本是可以不撒谎的。
伊里布不是等闲之辈。他血统高贵，其家世可追溯到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出身正途，是嘉庆六年的二甲进士，满族官员中少有的科班出身；官运亨通，四年间升迁七次；圣眷正隆，是道光皇帝最为看重的四大总督之一（其余三人是两江总督陶澍、直总督隶琦善和湖广总督林则徐），并已由云贵总督迁任两江总督，且被看作善于镇抚边务之才，在云南对付“蛮夷”很是得心应手。更重要的是，他的想法一开始和道光皇帝一样，也是主“剿”的。君臣一心，他用不着做手脚。相反，在他看来，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由两江而至浙闽主持军务，正是他扬名立万的好机会。
然而一到浙江前线，伊里布就发现情况不对。不但此时非彼时，此地非彼地，而且此夷非彼夷。挟坚船利炮渡海东来的“英夷”，和本国的“蛮夷”（云南少数民族）根本不是一回事，完全不是他连哄带吓就能镇得住的。渡海舟山，收复定海，就更是谈何容易！作为长期在一线工作的封疆大吏，伊里布以其聪明狡黠很快就意识到，浙江战事绝无可为，万岁爷交给他的任务，根本就完不成！
可是这些话他不能说。不但不能对皇上说，也不能对满朝文武说。但又不能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也就只能打马虎眼，做小动作。《天朝的崩溃》一书详尽地记述了伊里布的这些煞费苦心的小动作。他一方面对皇帝虚与委蛇，一方面和英军讨价还价，甚至不惜放下“天朝大吏”的身份，把敌方当作同朝官僚来讲价钱：“我们办事，必令你们下得去，亦必令你们回得国，复得命。你们办事须教我们下得去，教我们奏得大皇帝，教我们大皇帝下得去。”这就简直等于说：你也不要打了，我也不要打了，我们两个私下里讲个价钱，大家都让点步，也都得点好处，各人回去糊弄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