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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愕然地望着她穿得一身几近洗得漂白的旧衣裳，极力想要理解她讲出的一切会是怎么发生的。
省城解放那一年，季小珊十九岁。可她早在解放前夕已经加入了青年团，并正在积
极争取加入共产党。地下党为了考验她，更是为了培养她，利用她那个省城里富有家族复杂的社会关系，让她打入保安司令部做策反工作。
她很有能力，临近解放的时候，按照党组织的部署，一步一步、循序渐进地工作，竟然策反了省城市郊整整一个保安团弃暗投明。
保安团顺利地进入了整编阶段。党组织对她的工作十分满意，表示很快将批准她的入党要求。这时候发生了保安团长向她求婚的事情。正在整编中的保安团长已改任解放军的副团长。一个团级干部向她求婚，本是大好事，但鉴于保安团长的特殊身份，季小珊还是慎重地向组织上请示，并且获得批准。
一切似乎都在向着好的方面发展，未来正在向季小珊露出迷人的笑脸。哪晓得春节结婚，刚刚翻过年的早春时节，季小珊的蜜月都没结束，风云突变，全省各地匪患四起、风声日紧之时，好不容易“起义”过来的保安团长竟然出尔反尔，重又“反水”，把保安团原班人马拉出去，还当了“反共救国军”的司令。
季小珊痛苦至极，对自己的丈夫苦苦哀求无效，只得毅然脱离保安团长，跑回来向组织上汇报，组织上当即把她扣押审查。几个月以后，保安团长终于在“清匪反霸”中被剿匪部队活活打死。由于他负隅顽抗，死不投降，死的时候浑身都吃满了枪子儿。于是乎，季小珊成了标标准准的匪属，她因没跟着保安团长上山当土匪，关押了几个月就被释放出来。但是，一顶“匪属”的帽子从此就一辈子死死地扣在她的头上。没有一个单位愿意接受她，更没有人为她说一句公道话。她的容貌虽然姣好，但哪一个男人都不敢娶一个当过大土匪婆娘的女人为妻。厄运跟定了她，苦难伴随着她。省城里传遍了关于她的绯闻、谣言和轶事，说她会耍双枪，左右开弓，百发百中，说她如何地了得，又是如何地了不得，说她的家族曾经如何富裕，现今又是怎么破败。总之，从此她就孤苦伶仃地一个人，过着永无出头之日的年月。熬到了八十年代，听到很多冤案得到平反，很多历史得以澄清。她鼓足了勇气，也走进了信访办。
当她泪流满面、断断续续地叙述完这一切的时候，早已过了接待时间。我瞅着她那一双哭红肿了还在淌着泪水的眼睛，深深的同情溢满了我的心头。我决心要尽我的可能帮助她。
几年来的信访工作已使我有了一些经验，如果仅仅只是一般地把她的材料转给有关部门，那么问题的解决就会拖到猴年马月，而我一旦转出了材料，也便丧失了主动权。我问她带材料来了没有。她从衣兜里掏出了厚厚一叠皱巴巴的申诉材料。
我不动声色地请她把材料留下，并说我会及时把她的事情向上反映。她充满希冀地望着我，在走出接待室的那一刻，深深地向我鞠了一躬。没待我阻止她，她已掩着脸啜泣而去。
那个晚上我失眠了，我从未那么深切地感受到人是历史的牺牲品，我感叹着偶然在人的命运中起到的神奇般的作用，我为季小珊的命运而颤栗悲哀。我细细地看完了她写下的二十多页的申诉。她的字迹娟秀而有骨架，如果她这一辈子不是在从事底层的重体力劳动中度过，她很有可能在什么领域做出一点成就来。于她本人来说，至少也不至于如此遭罪。
我在工作汇报中把季小珊的情况向处长、向省政府的副秘书长作了详细的汇报。他们也和我一样，悲叹同情季小珊的遭遇。但是在感叹之余，他们说，她如今要申诉什么、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右派分子，可以平反，冤假错案，可以纠正，文化大革命中遭到冲击的，在改正的同时还可以补发工资。她头上这顶“匪属”的帽子，只是惯常的说法。认真分析起来，保安团长确实是匪，她尽管嫁他的时间不长，也还是匪属。况且没有任何人给她戴过这顶帽子，解放后她没有任何单位，经济的补偿也无从谈起。再给她安排工作，显然她的年岁已大，不合适了。几十年来她就在社会底层中求生，她什么都干过：看门、摆小摊、守电话、卖米粉、修鞋、补伞、捡破烂、送煤巴、卖恋爱豆腐果、送牛奶……但全都是临时的。
是啊，处长和副秘书长的话都有一定道理。在季小珊的申诉材料中，确实也没写什么具体的要求。在她面对面向我反映情况时，她不也没提任何具体的请求嘛。
她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似乎是一目了然的。
可落实起来，却又是难以操作的。
我想做一件好事，却不知从何做起。
苦思冥想中，省政府机关大院里的一条消息，触发了我的灵感。
植树节要到了，原定计划，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都要到市郊阿哈岭参加植树活动，可那一天突然插进一个重要外事活动，省委冯书记要出面接待，他就不能上几十公里外的阿哈岭了。但冯书记坚持仍要植树，办公厅就安排他到省委交际处的湖滨去植，那里正好有一排待种的树，已经挖好了土坑，树种也已运到，取水十分方便，一个小时之内，冯书记及其随同人员，都能完成植树任务，而冯书记又误不了外事接待。冯书记听后十分高兴，还特别关照，植树就是植树，绝不允许借领导植树为名，兴师动众，封园封路，老百姓照常在湖滨散步游园休憩。
我知道冯书记是地下党出身，而且解放前还是省城地下党的负责人，对季小珊的事情，至少也会有所风闻，三十年过去了，对于过去的一些事情，现在该会有更加客观公正的看法了罢。更主要的是，解放后的这些年里，冯书记也曾经两次挨整，多年生活在基层，对于老百姓的疾苦和冤、假、错案，有深切的体会。
总之，我根据近年里做信访工作的经验，让季小珊那一天到湖滨去，扮作一个清洁工，看到植树的人到来，把信送给其中年纪最大的那个人，他就是冯书记。为了便于冯书记批阅，我让季小珊把她的申诉尽可能地缩短成两页纸。
一切都如我的设想，由于准备工作充分，那一天的植树格外顺利，不到三刻钟，一排树种已在湖滨植下，冯书记有点累了，兴致勃勃地在湖滨坐下，提议随同人员一起休息一阵。他指点着湖光山色，感慨万千地告诉大家，解放前做地下工作时，怎么到湖滨来进行单线联系，接头时又是多么神秘……恰在这时候，装作清洁工的季小珊走上前来，递交了她的那封申诉信。其实她不需要刻意打扮，她那模样就是一个标标准准的清洁工。
等一旁的随同人员醒过神来，想要阻挡已经来不及了。
没想到冯书记当场就把信拆了，当知道眼前这个公园的清洁工就是季小珊时，他惊呆了：“你……你就是季小珊？”
“是啊，冯书记。”季小珊怯怯地答。
“你还认识我不？”
“怎么不认识，你是地下党省工委的书记。”季小珊两眼巴巴地盯着老首长，呼吸都屏住了。
冯书记坐在圆鼓状的石凳上，当场看完了季小珊的申诉。两页纸在他的手上颤抖，他的眼睛眯缝起来了，两道粗浓的眉毛耸动着，嘴角蠕动着说：“你的事情，我听说了，你、你再耐心等一等，这么多年都等过来了，再等几天，你不会嫌长吧？”
“我等。冯书记。”季小珊点着头说，她哭了，泪水顺着她布满皱纹的脸颊淌下来，但她却没哭出声来。
我在想，多少年里，她淌下了多少无声的泪水啊。
冯书记是说话算数的，事实上他是在当天夜里，就作出了批示：我们应当尊重历史，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季小珊同志落实政策，让一辈子受尽苦难的她，有一个安定的晚年。
在我多年的信访工作中，这是领导同志批示中，最富感情和最为具体的一个批示了。
副秘书长和处长拿着冯书记的批示找我谈话的时候，要我具体关心一下这件事情的进展。我岂止是关心啊，拿着这一批示，我干脆以省政府信访办的名义，督办起了这件事。这其间的种种苦恼和繁文缛节，我都记不住了，反正是在三个月之后，季小珊调进了区图书馆。第二年人大、政协开例会的时候，把她增补为区政协的委员。在她进图书馆工作的第二个月，她提着大包小包礼品到我家来，向我表示感谢。我执意不收，推搡之下，我甚至于还说了：“这本是一件功德圆满的事情，想起来我都觉得自傲。让你这么一送礼，就俗了！”
听我这么一说，她愣怔了片刻，继而连声向我道着歉，把礼物带回去了。
自从我调进画报社，脱离了信访工作，以后就再没和季小珊联系。没想到，聂虹竟然是季小珊的女儿！而我又和她……这么说，她这是替母亲报恩来了，这么说，她往常瞅我的眼神，她对我的好感，并不是空穴来风，一切的一切，她都是有意识的。
是的，当年我毫不犹豫地谢绝了季小珊的礼品，而现在，我却不知不觉地接受了聂虹的报答。多么重大的报答！
我的内心深处涌动着一股急切地想要表达爱情的欲望，我觉得自己负有责任，不可推卸的责任。一整个晚上，我都睡得迷迷糊糊，一会儿眼前晃动着聂虹青春靓丽的倩影，一会儿是季小珊奇特的命运，她的那一张让愁云笼罩的脸。
我起了一个大早，到画报社去上班。我急切地想要见着聂虹，明知她不会来得这么早，我还是耐心地等着。明知就是她来了，我们也不一定有两个人单独在一起说话的机会，我还是第一个来到画报社上班。哦，我多么愿意见到她。
当走廊上响起她说话的声音时，我的心竟然怦怦地跳荡起来。当年和惠香谈恋爱时，我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