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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插队落户整整十年中，村寨上最为轰动的事件，往往都和逃婚、悔婚、离婚、奸淫有关系。
那年头，对于我们这一代读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长大的知青来说，这一切无疑显示着乡村的落后和闭塞，显示着农村里封建的余孽仍在毒害着人们。我们崇尚的是保尔·柯察金的爱情观，是志同道合的伴侣，是要用青春和热血拥抱革命的人生。几乎每一个人，都能讲出保尔和冬妮亚雪地重逢的那段故事。知识青年们认为他们的恋爱是自由的，比起乡间的农民们，知青的爱情和婚姻幸福得多了。殊不知，在那样的非常年月，政治介入了一切领域，自以为享受着自由恋爱的知青一代人，也不得不自觉不自觉地学会摆正感情和政治的关系。听到家庭出身不好的对象无不敬而远之。爱情在不知不觉之间，就被扭曲了。即使背叛了爱情，很多也不只是因为感情，而是由于这样那样外界的压力。爱情被烙上了阶级的标记。文艺中的一切爱都被封杀了，生活里充斥着两地分居的婚姻，下乡的、去五七干校的、在农场里改造的，无不忍受着青春的煎熬，嘴里却还要唱高调，说那些一套一套言不由衷的话。但是生命终究是灿烂的，人可以短时间压抑自己，却不能永远忍受禁欲，于是这里那里都发生偷吃禁果的事情，爱情仍以她的本来面貌露出脸来。“四人帮”倒台了，人们的生活又重燃起希望之火，压抑的、僵化的、萎缩的情感现实呈现在人们面前，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许许多多报刊上，都登载了这样的消息，继解放初期的离婚高潮以来，城市和乡村里都暗自涌动着一股离婚潮。自由的恋爱结婚在回归真正“自由”的意义上显现出崭新的苗头，给社会带来了一股生气。但是只要入神细细地观察，就会发现不少人仍生活在社会形成的惯性里。
八十年代初期时，我在贵阳郊区一家厅局级的大厂矿里体验生活，下去住了不多久，就听工会的负责人告诉我，这两年我们工会工作的不少精力，耗费在解决家庭矛盾和婚姻冲突上。我惊问这是怎么回事。
在我初初下来的一两个星期里，我就全面了解了这家厂子。这是一个标准型的企业办社会的大工厂，厂里面除了没有法院和监狱，其余的一切都一应俱全。从幼儿园到敬老院，人生各个阶段的福利设施、生活设施，也都配得十分齐备。加上这个厂里面多年来效益不错，就连当时社会上十分头痛的知青回城问题，厂里也处理得十分顺利，全部安排到第一线生产车间去当工人了。照理这样的外部环境，不该会有那么多的家庭矛盾和婚姻纠纷啊。
深入地一了解，我就明白了，原来闹离婚的全都是七十年代初期和中期组成家庭的男女，那时从工人中提拔了一批根正苗红的积极分子，他们分别当上了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工会组长一类的职务，在学习讲用中脱颖而出，成了培养对象。中专技校毕业后分来的姑娘们，在他们的追求下，纷纷嫁给了他们。而当时在车间里劳动的大学毕业生们，反而乏人问津，只得无奈地挑选些相貌平平的姑娘凑合着成个家。有的人因自己家庭出身不好，为了改变这一形象，干脆挑选出身好相貌丑的女子组成家庭。到了八十年代初期，知识分子受到重视，当年在车间里干粗活的大学生，无一例外地被抽调进了厂部的各种科室，没抽调上去的也都当上了车间主任、工程师，业务突出的还当上了副总工程师，最差的也是车间副主任。而当年那些提拔起来的中层干部，不但没往上提，反而因为运动中的极“左”表现，骂人甚至打人错误，有的靠了边，降了级，有的调离了领导岗位，下车间去干起了粗活。地位的改变在这样企业办社会的厂矿里，比起其他地方更为引人注目，原本不牢靠的婚姻家庭里就发生了裂变。新的年轻人仍在分进厂来，其中不乏更为充满朝气的漂亮姑娘，而那些觉得自己嫁错了的女子，也要趁着还没到人老珠黄，试图重新选择人生。于是乎厂子里出现了一股离婚潮，把工会干部们忙得不亦乐乎。工会主席给我介绍完情况，苦笑着说：问题是工作不好做啊！我们一位工会干部，自己也在闹离婚呢！
离婚要闹，指的是当事人之间闹，也指的是向外界闹。因为那时候不闹就离不成婚。无论什么人，只要你想离婚，必然碰上来调解的，劝和的，做工作的，除非离意十分坚决的，一路上过五关斩六将，才能闹进法院，闹上法庭被认定感情确实破裂，准予离婚。
随着离婚潮出现的，是状告“陈世美”的案子日益增多，是年轻一代随着社会上的“文凭热”而纷纷挑选大学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贵阳市郊大工厂里发生的离婚潮，不过只是当时整个社会反映在婚恋家庭方面的一个小小缩影。“文凭热”和以往的“绿色崇拜”、“英雄崇拜”一样，只不过是一个时代的侧影。
婚恋观就在这样的一波三折中潜移默化地演进着，社会上的“性开放”，文学作品中的“性描写”，各个城市出现的“人体艺术风波”乃至《金瓶梅》各种版本的出现，无不在影响着从城市到乡村的中国人的恋爱观、婚姻观、价值观。舞会、卡拉ok、夜总会，遍及城乡的录像厅，关于选美的争论和终于得以举行，眼花缭乱的社会现象中，娼妓出现了，包二奶已不是新闻，她还有一个名字叫“金丝鸟”，“金丝雀”，嫁给洋人也不再引得人大惊小怪了，报纸上时而还有关于“红灯区”的议论。在这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就是“第三者”。第三者闯进了温馨的港湾，第三者的自述，第三者本身遇上了第三者……近一两年，在人们听厌了关于第三者的种种版本以后，又出现了“一夜情”，“天亮之后就分手”“天亮之后不分手”“天亮之后分手不分手”……总之，“老板和小秘”、“贵妇和司机”、“千金小姐和仆人”的故事，已经不需要到翻译小说中去寻找，在众多的社会类杂志上都能读到，在日常平凡的生活中都能听说。
正是在对这五十多年我亲历的生活中婚恋世态的回顾和沉吟以后，我构思了《爱情世纪末》、《世纪末的爱情》、《爱情跨世纪》三部中篇小说。这些小说，生活中差不多都有原型，有的发生在我曾经生活过的省城，有的发生在我插队落户的山寨，有的人物甚至就曾生活在我的身旁。我写作的时候，只不过是将他们的故事有意识地置放在社会和时代的大背景下来展示罢了。
比如《爱情世纪末》这个小小的中篇，表面看来不过是一个“以性报恩”的故事。可是难道事情真这么简单吗，女主人翁母亲的经历，莫非不能引起我们的深思吗？说实话，八十年代时，当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妇女的故事，我内心引起的震惊使得我久久不能平静。后来我见到了这个以“打煤巴、送煤巴”为生的妇女，命运已把她摧残得成了一个纯粹粗相的底层劳动者。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其要求平反的过程又充满了曲折，最要命最可怖的是她无从平反。早在那个年头，我就想把她的命运写成一篇小说了。可是八十年代时我们的文学杂志上关于凄惨命运的小说实在太多了，我就没有写。多少年以后，我换了一个角度，从这位妇女的女儿角度，来写这个故事。小说发表了，也被转载了，争鸣了。可是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女主人翁的母亲这一角色，我故意淡化、弱化的一个角色，人们讨论和争论的只是这样的爱情故事会发生吗？为什么这位当代女性如此开放？如果你也从那个年代走来，如果你也曾被深深的冤屈压迫得喘不过气来，只能在几十年岁月中生活在底层，过着非人的生活，受尽各种凌辱，那么对小说中的人物自会有另一层意义上的理解。
多少年里，我们讲到爱情，不是极尽所能地渲染爱情的悲剧，就是歌颂那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圆满结局。化为蝴蝶飞去的梁祝，被无情的急流吞噬的奥菲利娅，不能陪伴夫君得胜回朝的泰姬·玛哈尔，卧轨自杀的安娜·卡列尼娜，这些悲剧中为爱而逝的女性，无不引来世人一掬同情之泪。而我们更为熟悉的，则是通过无数的民间故事、民间传说、地方戏剧及文学作品传播的爱情，勤劳朴实的小伙子和善良美丽的姑娘，纯情相爱以后遇到磨难，战胜磨难以后终于“夫妻双双把家还”，过上男耕女织幸福欢乐的生活。
固然这一类文艺作品反映了人们的良好愿望，悲剧中的爱情故事也更能震撼我们的心灵，给凡人的生活增添色彩，但正像有人忿忿不平地所说的一样：殉情之死，既非义理，也非人情，这么做的无一例外都是痴情女子。试问财主和官吏、那些达官贵人中，有几个人是为情而死的呢？
话是说的有些极端，却也有其道理。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天天接触到的，往往不是走向极端的爱的悲剧，也不是美妙得如诗如画的爱情，而恰恰就是尘世间的无奈的爱。
《世纪末的爱情》中的“他”和“她”，相互吸引、相互爱慕，他们爱得可谓水乳交融，可以称之为典型的当代之爱了。可这不是爱情，只是爱情的一部分。他们的身后有各自不同的国籍背景，有自己的命运轨迹，有各自的家庭。他们不可能在小说营造的氛围中永远地相爱下去，正像一对热恋的情人要走进婚姻，必须考虑住房、家庭中的陈设、工作一样，他们之间的爱一回到现实的土地上，就必然要碰壁。所以我在小说的开头就写下了这部中篇的题记：他们的相逢是必然的，他们的分离也是必然的。
《爱情跨世纪》中的男主人翁，自身的羁绊也许要少得多，他失恋后下乡去扶贫，在枯燥乏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