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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也凑巧。就在夫妇二人徒步去友人的路上，房东从背后追上他们，高举着一张汇票。国内的第一笔款子寄到了，徐悲鸿忙赶去使馆领来这笔钱，总算解决了一时之急。而蒋碧薇却深陷惊恐，这样的日子不知何时是个头。
靠着徐悲鸿一人的留学官费，他们在欧洲苦撑了6年。1925年，由于政权的更迭，最终停发了官费。徐悲鸿只得将夫人留在巴黎，回到国内筹措留学经费。
依靠友人的资助，徐悲鸿在新加坡替几位南洋富商画像，得到了一笔大约7万法郎的润资，这足够两个人在巴黎生活两三年。偏偏钟爱艺术的徐悲鸿实在不是居家理财过日子的好手，他兴奋之下，回了一趟上海，买了不少金石书画作品，待回到巴黎，又所剩不多了。
蒋碧薇大为震怒，想到以前的艰辛日子，她含着泪水狠狠向丈夫发泄了一通。
果然，10个月后，两人的生活又陷入了困境。抱着船到桥头自然直的想法，徐悲鸿再次将夫人留在了巴黎，独自远走新加坡，准备再次筹措经费。
这一次的远走，为他们以后的人生悲剧埋下了一个大大的伏笔。蒋碧薇在丈夫走后，黯然神伤，平时多亏一些中国留学生的照顾，她才度过了孤寂难耐的日子。这些人中，有位同样醉心艺术，并在绘画上有相当造诣的中国留学生———日后国民党内著名的技术官僚、中统头子张道藩。
张道藩，贵州盘县人，1897年生于该县一个名门望族之家。1921年赴英留学，毕业于伦敦大学艺术系美术部，1924年转入巴黎国立高等艺术学校。回国后，先后担任过国民党南京市政府秘书长，交通部、宣传部次长，国民党中宣部部长。1949年去台后，曾担任过“立法院院长”、“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职，1968年病逝于台北。
张道藩与徐悲鸿夫妇初次见面是1924年5月。那时，徐悲鸿在艺术界已声名鹊起，加上他与蒋碧薇当年私奔的事，在欧洲留学生中颇为引人注目。徐悲鸿夫妇这年暑假，相偕旅行去了德国。此时，张道藩正盘桓于此，他久慕徐悲鸿的盛名，便前来主动拜访。他对徐悲鸿夫妇谦恭地说，他听说有位中国画家徐悲鸿在此，所以特来拜访，希望结交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张道藩当时穿一身雪白的西装，面容清秀苍白，身体略显单薄，举手投足间弥漫出一股世家公子的风范。两人谈得很是投机，对艺术的见解消融了彼此的陌生和距离。徐悲鸿高兴中，忙叫避在内室看书的夫人蒋碧薇出来相见。
蒋碧薇穿一件白底碎花的长裙，肩上很随意地披了条狐皮坎肩，落落大方地走出来，玉树临风一般，她浅浅一笑，礼貌地坐了下来。
张道藩呆若木鸡。
他一时愣在那里，老半天在徐悲鸿的提醒下才回过神，忙赧然一笑，脱口而出道：“想不到嫂夫人是如此的漂亮。”
这类的赞叹于蒋碧薇而言，实在是听得太多了。曾有不少留学生赞叹道：“蒋碧薇出来留学，以她的姿容与身段是给中国人增了光。”因此，她未往心里去，也没有听出张道藩话中的意味。次日，徐悲鸿夫妇礼节性地前去回访张道藩。蒋碧薇穿一件鲜艳而别致的套裙，上衣是大红底、黄色花，下裙是黄色底大红花，站在室内猩红的地毯上，更显风姿绰约，雍容华贵。张道藩在那一刻彻底迷失了自己。他对好友傅斯年不住地叹道：“真乃天人也！”
徐悲鸿夫妇回到巴黎。张道藩一封狂放直白、激情澎湃的情书便写到了蒋碧薇手中。蒋碧薇大为惊惑，正如她在自传中所说：“1917年，我以江南的古老世家一个订过婚的少女，和一位醉心艺术的画家私自出走，逃到日本、北平、巴黎，终于发现我丈夫的心力，全部专注于他所热爱的艺术上面，我却无法分润一丝一毫，既得不到温暖，也得不着照顾，然而基于我的性格和教养，却使我安于做他忠诚尽责的妻子。”
思前想后，或者是根本不爱对方，蒋碧薇以嫂子的口吻给张道藩回了一封冷静、理智的信，劝他应打消此荒唐念头，不要乱系红绳，误人误己，应忘了她，再找一个相般配的人为伴。张道藩的失望可想而知。一年后，他从伦敦毕业，来到巴黎，进了巴黎国立最高艺术学校，学习绘画。徐悲鸿夫妇视他如同亲兄弟，积极往来，丝毫不存芥蒂。随后，在大家的鼓动下，张道藩和法国姑娘素姗订了婚，两人从名义上守候了终生。一切似乎都已恢复了平静。徐悲鸿不久第二次孤身远走新加坡，筹措留学经费。
恰在这时，结婚9年不曾生育的蒋碧薇陡然怀孕了，徐悲鸿走后，她的反应特别剧烈。不久又开刀动了阑尾手术，吃什么吐什么，丈夫又不在身边，蒋碧薇备觉凄凉和痛苦，她多么需要一个人前来关心照顾自己。
心如发丝、浪漫多情的张道藩走了进来。他以徐悲鸿朋友的身份出现，尽力照顾蒋碧薇，其殷勤豪爽、善解人意、温柔体贴令蒋碧薇大开眼界，这也是醉心于艺术，残酷地热爱绘画的徐悲鸿根本就不具备的。
限于人伦良知、道德理念，两人这一时期保持了平和但却真诚的交往，尽管张道藩备受煎熬，但蒋碧薇始终礼貌地与他保持着距离，并未冲破情感和理智的樊篱。
两个月后，张道藩从意大利佛罗伦萨再次写了封长信给蒋碧薇，表达了自己的满腔爱意和相思之苦，蒋碧薇叹了口气，仍礼貌地回绝了对方，张道藩失望之下，便携着素姗黯然回到国内。不久，蒋碧薇告之徐悲鸿，因有身孕，准备回国。随后，带着大件行李由法国马赛回抵祖国。
两人商定，徐悲鸿在新加坡等着蒋碧薇，随后相携荣归故里。岂料，粗心的徐悲鸿却违约先行回到了上海，待蒋碧薇来到新加坡，除了丈夫的一封信，却没有践诺两人的约定。
蒋碧薇心里充满委屈和失望。以她之想，当年两人私奔，让家族颜面尽失，而今双双荣归故里，或多或少可以弥补一下。再说，她有孕在身，独自一人回上海，实在不便。盼望了好几年的双双归国，成了泡影。后来，在友人的帮助下，蒋碧薇在新加坡休息了几天，再搭船回到了上海。
艺术情痴—徐悲鸿貌合神离
蒋碧薇得了猩红热，想吃冰激凌，徐悲鸿在数九寒天里，满街寻找；徐悲鸿坦陈他喜欢一位才华横溢的女学生，蒋碧薇惊得目瞪口呆
徐悲鸿归国后，利用他已成名出道的机会，在南洋一带作画，赚足了一笔不菲的佣资，然后在上海租了一栋小楼，将蒋碧薇父母一家全部接了过来，一家人终于苦尽甘来，团聚在了一起。是年底，他们的长子徐伯阳诞生了，徐悲鸿很是钟爱，以儿子为模特，直接或间接画了不少作品。
应该说，在这时候，无论是徐悲鸿还是蒋碧薇，他们都觉得非常愉悦。回想过去十年，奔波求学，尽尝艰辛。而今徐悲鸿已是声名鹊起的画家，被中央大学聘为教授，仅此一项便有每月300元的法币收入，这在当时，足可值现时的月薪2万元人民币。至为关键的是，留学归来的徐悲鸿已在美术界渐渐确立起大师级的地位，他把西方素描、油画的技巧与传统国画的风格相融合，自成一体，但开风气之先，与另一画家蒋兆和并称“徐蒋”。尤其是他笔下的奔马，神态各异、纤毫毕现，往往淡淡几笔，便形神皆备，由古至今，有人断言：无人能出其右。蒋碧薇乐在心间，她说：“我是女人，现实环境训练了我安排生活的能力，我愿和他截长补短，同舟共济。我惟一的希望是像他那样的一块浑金璞玉，经过琢磨淬砺，将来能成为璀璨的大器。”
徐悲鸿对自己患难与共的夫人亦是体贴入微。1928年12月，蒋碧薇得了猩红热，热度高得可怕，浑身都出红疹，辗转病榻，痛苦不堪，一心想吃冰激凌。可是，数九寒天哪里去找，徐悲鸿痛在心间，想到妻子渴望冷饮，便冒着严寒，满大街地在上海寻了大半夜。几天后，这件事被登在了报上，人们惊叹道：“徐悲鸿伉俪情深。”
1929年5月，徐悲鸿举家搬至南京。不久，由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出面相助，他们在傅厚岗出资买走了一座两层小楼外带庭院的法式别墅。蒋碧薇在两个月后生下了女儿。生活的舒适安逸令她神清气爽。她时常在家中仿效法国人的办法，搞沙龙、私人派对、家庭舞会，往往通宵达旦，极尽铺排。这些都是8年巴黎生活留下的烙印。
徐悲鸿对此似乎格格不入，他对这类的家庭沙龙兴趣不大，往往应付一下，便一头扎进了自己的画室。
夫妻俩的性格乃至世界观的差异渐渐表露了出来。徐悲鸿视艺术如生命，他无视任何与艺术无关的人、事或物。而蒋碧薇与生俱来有种优越感，加之美丽多情，极富浪漫气质，同许多漂亮女人一样，热衷于表面的浮华，渴望丈夫能厮守在自己的身边，筑起一个甜蜜的爱巢。
然而，两人的彼此需求如南辕北辙，根本无法相融。尤其致命的是，在彼此的貌合神离中，如果缺少一方的牺牲忍让乃至宽容与沟通，婚姻的危机便注定不可避免。
不幸的是，这种千年一版的爱情悲剧应验在了他们身上。大约在1932年秋，回乡省亲，料理亲人丧事的蒋碧薇接到了徐悲鸿从南京发来的书信。他在信上催促蒋碧薇速返南京，如果再不回去，自己可能会爱上别人。
蒋碧薇接信后，置之一笑。她坚信丈夫是急于让自己回家，故意编出的托词，再怎么说，两人患难日子都过了，富贵相守时丈夫还会移情别恋？
然而，蒋碧薇回到南京的当晚，徐悲鸿便心绪复杂地坦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