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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不久，许地山陪同徐悲鸿来到马丁夫人家中，对4箱字画进行鉴定和挑选。当时徐悲鸿是一箱一箱打开、一幅一幅鉴定的，他将有价值的拿出来放在一边，前两箱大部分字画在他看来是没有什么收藏价值的。在打开第3箱时，他一眼发现了一幅画卷，他连连对马丁夫人说：“我只要这一幅！”马丁夫人希望他能再对另外一箱尚未打开的字画进行鉴定，但徐悲鸿已无心再看了。他手中的这幅画卷已令他神魂颠倒了。这幅画卷为深褐色绢本，以白描手法绘有87位仙人，人物栩栩如生，线条衣纹飘逸疏朗，虽无款识，但他凭自己的博识和眼力，断定此画卷非一般人能作，从手法上看必出自于唐代名家之手。徐悲鸿立即提出用自己仅有的近万元现金和此次画展中的7幅作品来交换。马丁夫人有点犹豫不决，她希望全部用现金购画。许地山惟恐失之交臂，他向马丁夫人劝说道：“这7幅画是徐悲鸿画展中的作品，也是画家的难得之作。”马丁夫人终被许先生说服，最后同意了徐悲鸿提出的交换条件。
徐悲鸿欣喜万分，无比快慰，回到许地山寓所，即刻“悲鸿生命”印章一枚钤于画卷之侧。两人共同把盏痛饮，庆贺国宝如愿以偿地收归故土。
因此卷有87位人物，徐悲鸿故名之为《八十七神仙卷》。徐悲鸿把《八十七神仙卷》视同生命，惟恐丢失而须臾不离其身。1938年他去香港，要将重新装裱并加题跋的画卷交中华书局珂罗版精印，他怕不慎丢失，先将画卷存于香港银行保险柜中；但他仍不放心，思来想去，仍然取出随身保管。1940年，他应印度诗人泰戈尔之邀前往印度讲学，后因去新加坡办画展为抗日募捐，惟恐该画丢失，故将画存于泰戈尔之手。几年后，徐悲鸿才将此画卷从泰戈尔处取回。
然而徐悲鸿在昆明筹办画展时，这幅得来不易的珍宝却不翼而飞了。他住在昆明云南大学，当时日军飞机常来空袭，徐悲鸿为躲空袭要到防空洞，等空袭警报解除，他发现自己的住所已被人撬开，《八十七神仙卷》连同自己的30多幅作品均被窃走。徐悲鸿如同五雷轰顶，魂魄皆失。虽经报告警方，但终未有线索而无法破案。他寝食不安，大病一场，血压升高，并由此得下了高血压的顽症。他认为此画卷再不会复得，因此写下一首七绝自责忏悔： 想象方壶碧海沉，帝心凄切痛何深。 相如能住连城壁，悔此须眉负此身。
徐悲鸿迁到重庆。他的一位女学生在成都一户人家中，竟然发现了《八十七神仙卷》。这位学生在徐悲鸿教课时临摹过此画卷，也知道此画卷后来丢失，因而写信告之。徐悲鸿获此信息喜极而狂，原来想立即到成都索画，但他又怕吓坏画的持有者，因为徐悲鸿是大名人，如果画的持有者万一就是窃贼，很可能会惧怕被捕而将证据毁掉。
徐悲鸿尽管焦灼，但深思熟虑后决定私了，而且不亲自出面。他委托了一位在新加坡办画展时结识的朋友，请他帮忙将此画花钱买回。这位朋友先后从徐悲鸿手中取走了20多万元现金和10多幅徐悲鸿的作品，终将画卷完整取回。画卷上原来徐悲鸿装裱时的题跋及“悲鸿生命”印记，均已被割去，但所幸画卷未有丝毫损伤。
1948年10月，徐悲鸿再次重新装裱画卷。白石老人题写卷名，张大千、谢稚柳写跋。徐悲鸿自己亦写跋记述此卷传奇经历本末，并将失画、得画所作两首七绝抄于跋后。但由于其珍贵，真正亲眼欣赏过原件的极少。
50年代后，此卷曾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但因印数极少，能看到印刷品而一睹唐人人物画风韵者，也为之甚少。徐悲鸿逝世后，此卷和他的其他藏品及住宅均捐献国家。
遗憾的是，天不假以其年，1953年9月，徐悲鸿因患多种疾病，虽经多方抢救，终因病情太重，岐黄乏术，溘然长逝。周总理得知消息后，在百忙中抽身赶往徐家吊唁，并妥善安排处理其后事。消息传至台湾，两个女人在海天茫茫的孤岛上表现得异乎寻常的悲哀。当年蒋、徐婚变的另一当事人———已下嫁给一位国民党高官的孙多慈正参加一个朋友聚会，当收音机中传出徐悲鸿仙逝的新闻时，她再也隐忍不住，呆立一阵后，大庭广众之下失声痛哭。接着，她便首度打破沉默，分别接受台、港两地记者采访，公开承认了与徐悲鸿之间那段惊世骇俗而又令人百般揣度的“师生恋”，她流着泪痛悔道：“悔不该当初迫于父母双亲的压力，没有勇气与徐悲鸿走在一起。”
蒋碧薇得知消息后，起初并不愿相信，直到新闻媒体证实无误后，方觉消息属实。她凝视着卧室悬挂着的两幅同名为《琴深》的油画（一为早年徐悲鸿绘制，二为张道藩去台后绘作），百感交集，决堤的泪水再也忍不住汩汩淌出，当晚，她拒绝了张道藩走入她的卧室，满脸泪痕地说：“对不起，道藩，请你理解我的心情，今天是悲鸿的忌日。”
蒋碧薇是在1949年底随张道藩去台湾的。她的一双儿女因不齿于她与张道藩不明不白的关系，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分别由南京和上海与她不告而别，来到北京，聚集在了父亲徐悲鸿的身边。
不过，到了台湾，蒋碧薇依靠徐悲鸿的画，张道藩的资助，倒也过得衣食无虞。她与张道藩的关系已然公开。这时，张道藩担任了国民党“立法院长”，法籍夫人与女儿都送去了澳洲，两人厮守在一起度过了一段堪称美好的时光。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1958年，张道藩夫人素珊从澳洲给蒋碧薇写了封言辞恳切的信，她从一个女人的角度诉说了自己的无助与悲哀，蒋碧薇读后，心中大为惭愧。不久，便远去南洋、美国省亲，回到台湾，渐渐感觉到张道藩激情渐消，两人终觉疲倦，双双的情感冷却了下来。1968年，张道藩病重入院，蒋碧薇前去探视，物是人非，躺在病床上的张道藩已然认不出自己曾费尽心智追求幸福厮守的蒋碧薇。蒋碧薇生前写有一部回忆录，上部为《我与悲鸿》，下部为《我与道藩》，下部无论是篇幅还是感情色彩明显高于上部。这也难怪，成书时，她身在台湾，徐悲鸿已作古，张道藩虽与她的情感不复如初，但同在人世并居显赫要津。
饶有兴味的是，她在后记中对徐悲鸿有这样一段评述：我们在巴黎一住八年，直到1927年先后回国，结束了异域流浪的凄苦生涯。结缡十载，头一回有了自己的家，第一个孩子也在这时呱呱坠地。自1927年至1930年，我们艰辛奋斗，刻苦努力，悲鸿渐渐地声名鹊起，名重公卿。吴稚晖先生为我们筹建华屋，中央大学聘他为艺术系主任，那是我们一生中最高潮的时期，年龄虽已进入中年，事业却在蒸蒸日上，近代中国画家能有徐悲鸿当年那种境遇的，确属凤毛麟角。然而，很不幸的，他只能和我同忧患，而不能共安乐。悲鸿竟在这时陷入了爱情迷阵，凭一股冲动，爱上了他的一位女学生。1930年冬经他向我坦白承认这桩畸恋后，所给予我的震撼和悲哀是无法描述的，我不能恕宥他的不忠，更无法容忍他那荒谬的“两全之计”。
因此我们夫妻的感情逐渐趋向破裂，他甚至主动地离开家庭，去过那浪荡四海，奔走江湖的流浪生活，结果是，他的恋爱一无所得，我们的家却被毁了。而他自己，更由于他的性格使然，一着错，满盘输，生活既不安定，情绪更感苦闷，于是健康的耗损，严重地戕害了他的艺术生命。时至今日，我敢于说：如果不是这次恋爱事件所导致的一连串恶果，他在艺术上的成就可能会更辉煌，说不定他还不至于58岁便百病丛生地死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