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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上海鲁迅纪念馆落成，许广平将那具珍贵的原始面膜捐献了出来，现作为一级文物，采用特殊手段保存在纪念馆内。鲁迅去世后，那位须腾医生不久回了日本，从此，便“蒸发”了，杳无踪迹。有人说他隐姓埋名，在日本一个乡镇行医，也有人说他死于战乱。总之，杳如黄鹤，没了音讯。
鲁迅的三弟周建人对此耿耿于怀，解放初，曾专门致信许广平，请求彻查鲁迅死因。直到晚年，他和许广平每每论及此事，始终充满了疑惑。
再说鲁迅逝世的消息传出后，包括他的许多论敌都为之扼腕痛惜，前往吊唁或写文章，以不同方式表达和寄托哀思的人络绎不绝，全国上下自发地掀起了一场吊唁鲁迅的运动。
鲁迅在北京的家人，得到这个消息已是傍晚时分。周建人专程发去电报，向周作人通报了鲁迅逝世的情况。周作人握着电报，在第一时间如何反应，他本人没有表露，也无旁的资料可以显示，但内心世界的波澜起伏是肯定的。
他连忙来到砖塔胡同，老母鲁瑞与朱安住在那里。像所有遭到不幸的家人一样，他捏着电报，唏嘘半天，方才鼓足勇气对老母说道：“刚才接到建人的电报，说老大已经……”
鲁瑞老人惊疑地望着儿子，已有了某种预感，忙追问道：“不是说好得快差不多了吗？”
周作人转过脸，缓缓说道：“老大今早就过世了。”说完，递上了周建人的电报。
朱安闻之，如泥塑一般。良久，眼泪奔涌而出，她凄楚地唤过一声“大先生”，便跌坐在了椅上。
老来丧子，鲁瑞老人的悲痛不言自明。她看完电报，忙将期冀的目光投向儿子，百感交集道：“老二，我以后就只有靠你了。”周作人则一脸颓丧，搓着手，不停地跺脚叹道：“我苦哉！我苦哉！”
次日，北京的各类媒体接踵而至，纷纷采访周作人，请他谈谈对鲁迅的看法。周作人特地在《大公报》上发表了谈话：他对于鲁迅在上海的情况，了解不多，平时也极少通信，只知他患了肺病，今天早上接到弟弟的电报，才知鲁迅的死讯。以后，周作人写了《关于鲁迅》、《关于鲁迅之二》，在这些回忆文章中，他首次披露了鲁迅引领他走向文学道路的第一步。他赞扬说：“鲁迅做事不为名誉，只是由于自己的爱好，这是求学问、弄艺术最高的态度，并且是认得鲁迅的人平常所不大能够知道的。”
周作人对于写鲁迅的文章态度是节制的，尽管约稿很多，他只写了两篇。也许是一种巧合，他希望不要把鲁迅神化，鲁迅是人而不是神。结果后来，鲁迅果然在某种意义上被神化了。但周作人对鲁迅的评价，特别是说鲁迅思想消极，倾向虚无主义，便引起了左翼青年的愤怒。一位青年从武汉给他寄去一张明信片，指斥他“不懂鲁迅的学问，最好不要乱说。”还有人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指责周作人此举是“想把鲁迅精神所影响的青年拉到他精致的苦雨庵里去。”
不过，许广平却表现出了相当的宽容与大度。看见周作人谈鲁迅的文章后，她亲自写信向昔日老师、今日的小叔子表达谢意。后来，中共地下党员，鲁迅生前的学生冯雪峰曾约请周建人出面，写信邀其南下，但为周作人所拒绝，他说，他害怕鲁迅在上海的党徒对他不利。其实，这里面也包含有鲁迅的意思，他生前曾希望周作人能走出书斋，为国家、民族做点大事，如北京的知识界发表救国宣言时，周作人居然没有署名。他可能至死都不知道，鲁迅生前曾公开说，周作人在文学上的成就是第一流的，就连病重时，还在读他的文章。
文学巨匠…鲁迅哀荣备至
鲁迅弥留前留给许广平的暗示，曲笔两行，意蕴何在？场面盛大、哀荣备至的葬礼，究竟是中国共产党、宋庆龄等主持，还是鲁迅家人所为
鲁迅去世后，由上海救国会、宋庆龄、蔡元培、左联等共同发起和成立了治丧小组。签于上海市区不甚方便，宋庆龄建议，将鲁迅的坟地选在虹桥路万国公墓，那里离市区较远，有可供丧葬的坟地，同时，宋氏家族的墓地也在那边。
许广平会同周建人等亲属实地考察后，觉得甚为理想，便采纳了宋庆龄的意见。接下来，便是选购棺木。
挑选棺木时，宋庆龄、茅盾夫人孔德芷、周建人夫人王蕴如陪同许广平母子到万国殡仪馆一带选购。他们一行先是看了几家中国人开设的棺木店，这些店铺陈列的棺木，从高中档到平民化，一应俱全。至于样式，则是传统的中国模式，板材厚重，油漆上光，森然鉴人。走了几家，大伙都觉不甚满意。后来，大家觉得购买西洋式的，既大方又符合鲁迅的身份。一行人于是又来到万国公墓附近的售棺展示室，许广平一咬牙，挑选了一个价格相当昂贵的西洋式棺木。
出殡时，万人空巷。许多人怀着悲痛的心情，自发地加入送葬者的行列。宋庆龄臂缠黑纱，面容哀戚，她和孔德芷等陪伴着许广平母子走在送葬队伍的中间，引人注目，鲁迅的棺木则由他生前喜欢的学生萧军领头，六个人抬着，缓缓走向墓地。棺木上覆有上海救国会会长沈钧儒题写的“民族魂”三个大字。整个葬礼由蔡元培、宋庆龄和沈钧儒主持。
事后，鲁迅之子周海婴称，整个丧葬费用实际上是由其母许广平自己出资操办的。但是，有人则指出，实际上，鲁迅逝世后，购买棺木、墓地乃至送葬费用，宋庆龄、上海救国会、中国共产党都曾介入其中，至于究竟是哪个所为，或出资多少，在鲁迅身后又成了一个谜。
鲁迅生前，曾给许广平留下过这样的话：“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许广平从1936年鲁迅去世直至她1968年因心脏病病逝于北京，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她与儿子相依为命，在心灵深处，固守着鲁迅之灵。哪怕青丝变白发，亦不曾有过再婚续嫁的念头。著名剧作家魏明伦曾不避尊者讳，斗胆放言，许广平在鲁迅身后矗立出了一座偌大的高级贞节牌坊，守的是另外一个意义的节烈。鲁迅的两行曲笔里，难道就是这方面的暗示？同样，许广平也有她独善其身、不再他嫁的权利。孰是孰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当然不可简单地一言以蔽之。
不过，许广平在鲁迅的生前身后都是值得称赞的。当初，能冲破封建伦理的樊篱，与鲁迅一道追求自由美好的爱情，在那时，无异于石破天惊之举，而这种举动是需要百倍勇气的。鲁迅去世后，许广平扶老携幼，以孱弱的双肩担大义，上要供养鲁迅老母、发妻朱安，下要抚养遗孤海婴，对于一个旧时代的女性而言，这又是何等的不易？
具有趣味的是，鲁迅身后，靠其“盛名”过活的大有人在，与之失和的二弟周作人便是明显例证。解放后，他便是靠撰写鲁迅的回忆文章勉为度日，至于他人，因为鲁迅的盛名，或学生，或友人，或论敌，做了官，成了名，成了家的，更不在少数。
书生本色—吴宓夜半尿遁
夜半尿遁，一代宗师身留大陆，成为学界佳话；阴差阳错，误会连连，导致吴宓和钱钟书师生反目；长篇小说《围城》问世，引出半个世纪的文坛公案
1949年11月，雾锁重庆。曾经歌舞升平、被誉为抗战堡垒的陪都，乱如炒豆。人民解放军刘、邓大军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突破蒋介石苦心经营的乌江防线，兵锋径指重庆城。
11月23日，在一片慌乱和人心浮动中，僻处重庆远郊的北碚西南师大校园内，两位身着黑色中山装的国民党情报人员，手持机票、信函，匆匆由台湾赶了过来。
神秘的不速之客此行的目的，是专门敦请名满天下的“学衡派”宗师，抗战时留寓西师的教授吴宓去台湾大学任教。颤巍巍地移步上前，握着那封由台湾“教育部长”杭立武、台大校长傅斯年联袂写就的措辞诚恳的邀请信，吴宓脑中掠过一丝不祥。前不久，他家的世交兼乡党，国民党监察院长于右任便是以同样举措，被挟持去了台湾。行前，于右任面对来访送行的吴宓，凄然叹曰：“勿走我的老路，华容亡命，沦为奔亡之虏，恐他日再难相见。”
想到这里，吴宓将信函一放，眨眨眼，推辞道：“谢谢！我不服南方水土，不能去台湾。”
两位使者一听，顿时面面相觑。国民党溃败在即，大陆政权更迭之际，国共两党忙于争夺各类人才。自9月以来，一大批学界精英被共产党从香港、上海、昆明等地抢救出来，安全送到了北京。得人才者得天下，这个道理谁人不懂。吴宓便是国民党内定的学术大师，非得抢至台湾去不可。为此，国民党教育部长杭立武、台大校长傅斯年特地以学生、老友的身份出现，安排好专人赴西师相邀。须知，这时赴台只能乘坐飞机，不少达官显贵忙于奔逃，要谋得一张机票可谓天大难事。就连“行政院长”阎锡山，此时也当起了“票务员”，亲自掌控去台机票。吴宓此行的机票，则是由蒋经国出马，特地从阎锡山手中留出的一张。
今见吴宓执意不从，两位使者急了，他们半是哄骗半是威胁道：“我们此行，殊为不易，望先生鉴谅。再者，清华要迁台，您是清华的老教授，清华需要您。直言之：您吴雨僧教授者，是清华的老前辈、我们的宗师，凡我清华同学，绝不能丢下您不管。以您的身份，即便留在大陆，共产党未必能见容。今天，您恼我们、打我们，我们也得把您扶上飞机！否则，我们无法给学界以交代。”“嗡”的一声，吴宓顿觉凉透肌骨，脑海里一片空白，他木然地张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