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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作教授28载，寿终于1978年1月17日，享年84岁。
辨知人生谶纬，细究生命结局，一如现代生物工程中破译出的基因密码一样，吴宓用《周易》对自己人生的准确预测，令人瞠目结舌而又拍案叫绝。
解放初他将这个预测告之密友时，那位友人当即问他：“那么您老的第三个28年将在什么环境中生活？”他答道：“尚欠明朗，尚难定夺。”
友人以为他是虚妄之谈，直到1978年，吴宓病逝后，世人才不得不佩服这个神秘的预测。
1951年夏，西师的一批学生参加了土改工作团，归来后，吴宓却因一件事引起了轩然大波。
他所执教的外语系有一郭姓女生被农民脱下裤子，打了光屁股。这位女生出身于大地主家庭，思想却很进步，解放前便加入了地下团组织，1950年考入外语系。其父在土改中被斗得死去活来，绝望之下，潜来重庆，到西师找到女儿，准备见上一面，拟投江自尽。
这位女生革命得很彻底，她把父亲领到寝室，安慰道：“你躺一会儿，我去给你买两碗面条来吃。”
然而，她却径直叫来公安人员，将父亲押送回乡，并参加了父亲的批斗会。台下群众不明就里，群情激昂，将坐在主席台上大义灭亲的女生一并抓下台来，先是强令其跪下，接着，情绪失控，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扒下了她的裤子，等到工作队员将她抢救下来，已是皮开肉绽。工作队随即将女生送回重庆，交还给西师。好在只是皮外伤，痊愈后并无大碍。
吴宓闻知后，愤然怒道：“真是岂有此理，有伤风化。女娃子才19岁嘛！”
辗转一夜，他次日黎明即起，动身赶往市内，决定斗胆求见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邓小平。
首先，他找到了西南局统战部长程子健，开宗明义道：“我是西师吴宓教授，要求见邓小平书记。”
“哦，是吴宓教授！”程子健异常客气，将吴宓迎住，抱歉地说，“小平同志公务缠身，一时半会儿恐难以晤见。您有什么事对我说可不可以？”
邓小平主持西南局工作，当然繁忙。但吴宓来了书生气，把头一摇，坚持道：“这事不属统战部管，我还是面呈邓书记的好！”程子健不急不恼，忙出去打了个电话，回来对吴宓说：“小平同志答应见您。只是这阵子处理一些要紧的公务，烦请老先生等一等，稍缓他就见您。”
下午5点半钟，邓小平在程子健的陪同下同吴宓见了面。吴宓一望，邓小平一身黄军装，理了个浅平头，显得干练精神，没有含笑寒暄，但表情亲切。吴宓坐下就说，西师外语系有个女生，大义灭亲，捉拿并押回了逃亡重庆的地主父亲，却反让乡下农民在斗争会上扒光裤打了屁股。
吴宓认为，这是一件大事，不可忽略，斗争会的偏差过大，既违反共产党的一贯政策，又大伤风化。最后，他恳请道：“吴宓所报全系事实，断无捏造中伤之理。烦请邓书记派干员调查，倘有不实，我甘受极严厉之惩处。对我的意见，如有不当，还请邓书记当面教诲！”
邓小平面无表情地听完吴宓陈述，他最后说道：“我早知道，吴宓教授是有名的大学者。我相信你。你的意见很正确。你反映得很好，谢谢你反映我们工作的失误，我会马上处理这事。”说完，他掏出笔记本记下了该女生的姓名和开斗争会的县乡名，又对吴宓说：“很欢迎你爱护我们党，给我们反映情况。以后有什么重要情况，请你随时告诉我们。也可以打个电话给程部长，我们派人去和你联系。”
临别时，邓小平步下台阶，紧握住吴宓的手，亲自给统战部长程子健交代说：“请你代替我招待老同志便饭，然后派个车子送他回去。”
回到西师，吴宓兴致很高。以往，他只是在报纸上见过邓小平，今亲眼目睹一代伟人风采，并促膝交谈，更坚定了他心中的看法，几天后，他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对一位教师朋友说道：“此行不但为学生讨回了公道，还特为邓小平相了面，实不相瞒，此人有管仲、周公之贤，目睹其相，实乃济世之才。30年间，当有斗转星移之功！”友人来了兴致，忙惊问其故。
“邓小平龙形虎步。相其面、背、侧、体态，观其举止风范，听其语言而领略其思维，从而得知其德懿情操，才智风范，确属聪睿、正直之士，概而言之，周公、管仲之才也。”然而，当问及他对邓小平相面预测的依据时，如同一位算命老先生一样，吴宓顿即颔首抿笑，摇摇头道：“天机不可泄露。”更令人称奇的是，到了晚年，吴宓膑足失履，孤苦无助，沦为群众斗争对象，生命之灯频招风吹雨打，朝不保夕，不料，他却说道：“我读《周易》，能辨天日，我将看到红太阳落山……”吴宓病逝于1978年，他的预言又成真。
对于这样一位特立独行的大学者，解放初，美国港台他不去，清华也不回，中山大学相邀，他也拒绝，反而离开武汉大学，折身西返，来到重庆。吴宓为何要来重庆？他的弟子有过种种猜测。或说吴宓的生死之交，著名诗人吴芳吉葬在重庆江津白沙，吴宓死后欲葬白沙吴芳吉墓旁；或者说吴宓是先到重庆，再去成都，师从佛学大师王恩洋研修佛学，然后上峨眉山出家为僧。吴宓的本意到底如何？他倒是做过一副嵌字联，心迹有所袒露：
一生长畏风雷雨 三宝终归佛法僧
老友陈寅恪有感于吴宓的坎坷人生，特集杜甫《秋述》文和李商隐《马嵬》诗句，写成如下一副嵌字联相赠： 新雨不来旧雨往 他生未卜此生休
究竟何故将重庆留作人生最后的驿站，这似乎又成了吴宓身后的一个谜。
不过，他与重庆诗人吴芳吉的生死情愫确为感人，很值得一提。二人共读清华园时，便订为生死之交，终生不渝，世称“两吴生”。吴芳吉死后，吴宓一直资助他的子女，视为家人。“大跃进”后期，神州大地发生了大饥荒，大多数人食难果腹。有一天，远在江津教书的吴芳吉公子忽然接到吴宓的一张明信片，叫他务必星期天赶去重庆市政协门前等他，有要事相告。吴公子不敢耽误，心中忐忑不安地按照吴伯伯约定的时间，准时在星期天午前赶到市政协门前，这时吴宓也从北碚匆匆赶了来。
吴公子忙迎上前问道：“吴伯伯，有什么事？”
吴宓一把抓住吴公子的手，边往里走边说：“你不要讲话，与我一同入内便知。”
原来，灾荒年间肉食奇缺，市里给高级知识分子发了特别餐券，凭券可以到政协餐厅享用油大（荤腥菜肴）。吴宓是省政协委员，名教授，自然也领到餐券。他想吴公子已久不食肉，故特地约他在星期天共享油大。
说起这餐油大，吴宓能以省政协委员的身份前来享用，已属不易。若非解放初小平同志坚持实事求是，他早被打入冷宫，划入了另类。
1952年，吴宓参加了中共中央西南局在文教系统组织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这时，吴宓几经变故，成了历史系教授，随后又调整到中文系。
是尘埃落定，还是虎落平阳？从政治认同到思想改造，不足两年。运动一来，吴宓一份思想检查便在重庆的中共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1952年2月28日）上登出来了。这篇名为《改造思想，站稳立场，勉为人民教师》的文章长达数千字。吴宓对1949年以前的求学、教书、写作、办报刊以及生活行为进行了全面检讨、自我批判否定之后，开始转向谈对新社会的认识。在昔非今是的情感转换和理性认同中，实现个人身份和社会角色的重新设定。
然而，被迫接受了思想改造，能够写出一份精神炼狱的自白，对于已近60岁的吴宓而言，何等不易？但工作组，尤其是西师师生并不认同，他们认为吴宓那套知识和教学方法，已经过时了。尤其令吴宓百口莫辩的是，早年他因为带领“学衡派”人物与鲁迅论战，更为他打上了反动顽固的烙印。
所幸，一贯倡导并坚持实事求是的邓小平在最后关头保住了他。
书生本色—吴宓本性浪漫
吴宓迎来了第二次婚姻，却跌进了万劫不复的人生深渊，他抛妇别稚，引来一片唾骂；毛彦文一气之下，嫁给了足可以做她父亲的熊希龄。吴宓得知后，痛哭失声
1953年，“老房子着火”，年近60岁的吴宓陷入了黄昏恋，开始了他人生第二次具有法律意义上的短暂婚姻。
吴宓留给后人的是一个严谨的学术大师印象，但他的婚恋却如同一枚坚涩的青果，令后人不敢恭维。
有人说，他是一个地道的“好色之徒”，话虽偏激，却折射出了他在婚恋上不安分的一面。为此，陈寅恪看得颇为透彻，说他本性浪漫，不过为旧礼教道德所“拘系”，感情不得舒发，积久而濒于破裂，因此“犹壶水受热而沸腾，揭盖以出汽，比之任壶炸裂，殊为胜过”。
中国有句古老的名言“媒人跳进花轿里”，意指为人做媒的第三者与当事人中的一个相爱，反倒成了新郎或新娘，上了本不该属于自己的花轿。吴宓的婚恋悲剧便是这句名言的最好注脚。1918年11月，留学哈佛的吴宓，突然接到清华留美同学陈烈勋的来信，欲将自己的妹妹陈心一介绍给吴宓为妻。信中说陈心一毕业于杭州的浙江省女子师范学校完全科，现年24岁，为浙江定海县一位小学教员，心气很高，择婿特别苛严。陈烈勋在信中明确指出，其妹在家中曾多次听他谈及吴宓，后又阅读过《益智杂志》、《清华周刊》中吴宓的诗文，尤其是看到《清华周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