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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耶稣提出非暴力的原则。按照耶稣所订的规则，谁还能存活呢？「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拿你的外套，连内衣也由他拿去。」
我定睛注视这些教训，以及登山宝训上其它一些严格的命令，我问自己应该如何响应。难道耶稣真的要我施舍给我遇见的每一个乞丐吗？我应该放弃所有消费者的权益吗？取消我的保险，来依靠神照顾我的未来吗？把电视扔掉，以避免色情的引诱吗？我该如何把这些道德上的理想带入我每天的生活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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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有一度四处搜寻各样的文章来读，寻求明白登山宝训的秘诀，这个努力给我带来了一些安慰，因为我发现我并不是第一个不懂这高深莫测理念的人。在教会历史中，人们找出各样精明的办法，想要协调耶稣绝对的要求和人类欠缺这个冷酷的事实。
托玛斯·亚奎那（ThomasAquinas）把耶稣的教导分为两类，一种是训诫，另一类是忠告。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必备性的和建议性的。训诫包括宇宙性的道德律，就像十诫一样。可是有一些其它理念的命令，像耶稣提到愤怒和淫念，亚奎那就有另一套标准：我们是应该接纳这些当做一个好的模式并且尽力去完成，但是忠告并不如训诫那样有道德的强制性。罗马天主教后来就认可来亚奎那的二分法，而列出一份「道德」罪和「轻罪」的明细表。
马丁路德根据耶稣的方程式「该撒的当归给该撒，神的当归给神」这个亮光来解释登山宝训，基督徒拥有双重国籍，他认为：一个是基督国度，另一个是世界的国度。在登山宝训中的那些极端的教训，绝对只应用在基督的国度里而不能应用在世界的国度。就拿「爱你的仇敌」和「不要与恶人作对（或作：不要抵抗邪恶的人）」这两条命令来说，当然不能应用在国家的事上！为了避免陷入无政府的混乱中，一个政权一定要抵抗邪恶并且打败敌人。所以基督徒要学着区分职位和个人：一个基督徒的军人，一方面要执行命令，杀死敌人，同时在心中还是要遵守基督的命令，爱你的仇敌。
在路德的时期，有一些重浸派（Anabaptist）的团体选择完全不同的方式。他们认为所有淡化耶稣直接了当的命令都是错误的，「在最早的四个世纪中，早期教会最常引用的基督的命令岂不是『要爱你的仇敌吗』？简单地念一念登山宝训，耶稣可没有分什么训诫和忠告，也没有提什么职份和个人的区别，他就是说不要与恶人作对、不要起誓、要施舍给需要的人、爱你的仇敌。我们就应该尽可能地按字面来顺服他的命令。」因此，有些团体发誓不拥有任何私人的财产，另外有一些像贵格会的人，拒绝发誓或是向政府官员脱帽致敬，也反对军队甚至警察。后来有成千上万的重浸派在欧洲、英国以及俄国受到迫害而惨遭杀害，有些幸存者飘洋过海来到美国，期盼能在此依据登山宝训的原则建立家园。（对重浸派，路德曾经嘲笑式地写着：「一个基督徒应该让虱子咬他，因为他为了怕冒犯了『不要抵抗邪恶』的命令而杀了这个虫子）。
到了十九世纪，在美国有一派神学的思想出现——世代主义（Dispensationalism），他们解释，登山宝训这些教训是律法时代最后的痕迹，很快就被耶稣死而复活所带来的恩典时代所取代，所以我们不必遵循这些严厉的命令。很流行的史可福圣经描述登山宝训为「纯律法」，但是在基督徒身上有很美丽的道律性应用。
另外一种解说由阿伯特·史怀哲（AlbertSchweitzer）提出。他认为登山宝训是为了特殊时期的一套临时条例。因为确信世界将在启示中很快结束，所以耶稣设立一套「戒严法」，但是因为世界并未结束，我们现在就必须以另外的角度来看他的教训。
我勤勉地考察各种不同的学说，希望能从他们的角度明白登山宝训——我必须承认，我多少也是想从登山宝训这严格的要求下找一条出路。每一派想法都有一些重要的看见，然而也似乎各有其盲点，正如同好医生所做的诊断。亚奎那的分类很合常理，但是耶稣却没有这样地区分。耶稣似乎把「不可奸淫」这样的训诫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这样忠告连在一起。路德的解答似乎颇有创见而且聪明，但是二次世界大战就证明了这样允许精神分裂的问题，许多路德会的基督徒良心平安地在希特勒的军队中「服从命令」，他们为了国家忠于职份，同时还在内心向基督忠心。
至于重浸派以及其它按字面解释的人，他们对逼迫非暴力的反应在教会历史上有光辉灿烂的一页。虽然他们自己都承认他们无法完全按字面来遵守登山宝训，比如贵格会就找出一些方法来躲避律例的要求，以便帮助美国独立革命。那么面对耶稣在愤怒和情欲那个毫无回旋余地的命令又该如何呢？俄利根（Origen）在许多世纪以前，就是按照字面来处理淫念的问题，可是教会因为受不了这种恐怖，就禁止他阉割的处理。
时代主义和启示主义都有一套聪明的办法，可以把耶稣登山宝训中一些难以接受的部份搪塞过去。在我看来，就只不过是一些搪塞而已。耶稣从来没有说他的命令只在一小段时间有效的意思，或是只有到启示的末期才有效，他以满有权柄的方式来宣告（但我告诉你们），并且也强调了严重性（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的最小一条，若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
我费劲心血也无法找到登山宝训有什么漏洞可钻。有一点像轻微的忧郁症，我对耶稣的话，有一种在认知上的不调和，使得我老是觉得处在一种属灵的不安之中。我的结论就是，如果登山宝训是神圣洁的标准，我还不如早早辞职算了。登山宝训并没有帮助我改进，只是一直显明我的不是。
终于，我找到了明白登山宝训的秘诀。不是从神学家的作品中，是从想都想不到的来源：两位十九世纪俄国的小说家。从他们身上，就摩西的律法和恩典这两方面，我得到对登山宝训的看法，前者得自托尔斯泰，后者得自多斯妥耶夫斯基。
从托尔斯泰，我学到了对神不改变绝对理想的一份深沉的尊重。托尔斯泰在福音书中所遇见的道德理想，如同火焰般地吸引着他，后来因为他达不到这些理想的失败，至终吞噬了他。正如重浸派一样，托尔斯泰竭力要按照字面来遵守登山宝训，很快他的家人就难以忍受他这种追求圣洁的狂热，比如，当他读到耶稣命令财主舍弃一切，托尔斯泰就决定把所有的奴隶都释放，放弃他的版权，并把他大笔的财产分送给人，他穿上农民的衣服，自己做的鞋子，在田里作工。他的妻子桑娅（Sonya）看到家庭的钱财上的保障即将化为乌有，极力向他抗议，最后逼得他稍做让步。
当我读到托尔斯泰的日记时，我看到许多我自己追求完美的影子。在日记中记载了托尔斯泰和他家人的许多挣扎，但是更多的是他和自己的争战。为了达到完美，他不断地列出新的规则。他放弃了打猎、吸烟、喝酒以及吃肉，他起草了「发展情绪意志的规则，培养高尚感觉和消除低品下流规则」，然而他却无法自制来遵守这些规则。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公开发誓要不近女色，并且自己住一间卧室，令他羞愧的是他从来都不能保持这种的誓言，桑娅十六次的怀孕向全世界宣告，他的无力自拔。
托尔斯泰也真的做了一些了不起的好事，比如当他七十一岁的时候，也就是他停顿写作很长的一段时间以后，为了一群多克侯伯人（Doukhobors），就是沙皇迫害下的那批重浸派的团体，他写了最后一部小说「复活」，并且把所有收入捐献出来资助他们移民去加拿大。另外我已经提过他直接从登山宝训中提出非暴力的哲学也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像甘地和马丁路德·金恩。
每有一个像甘地这样受到如此高尚理想激励的人，同样也有相同数目的批评家或是传记作家，因为托尔斯泰在这些理想上的失败而产生反感。坦白地说，他是能说不能行的。他的妻子说得好（以一种偏见的态度）：
「他没有任何一点真实的热情，他的仁慈不是由心而生的，乃是由他的原则发生。他的传记会写下他如何尽力地帮助劳工挑水，但是没有人知道他从来未曾给他妻子一点安息。在二十年间，他从来没有给他的孩子一杯水，或是花五分钟在床边，在我的劳苦之后，给我有一丝喘息机会。」
托尔斯泰狂热地追求完美，并没有给他在外表上带来任何的平安或宁静。直到他死，他的日记和信件一直转回到这个残酷失败的主题。当他写到有关他的信仰或是尝试活出那种信心，在现实和理想之间的矛盾，如同恶魔一样缠绕着他。因为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所以不愿意自欺，可是他又不能使他良心的声音沉默，因为他知道他的良心是对的。
托尔斯泰斯是一个深深不快乐的人，他惹火了腐败的俄国东正教会，而遭到断绝来往开除的处分。他那一套自己改进的计划也就搁浅。他必须把家中的绳索和枪都藏起来，免得自己会胜不过自杀的试探。最后，托尔斯泰从他的名声、家庭、身分、财产中逃难，像一个流浪汉般死在火车站。
我从托尔斯泰这样悲剧的人生中学到什么呢？我读了许多他有关宗教的作品，深刻受到他对神的理想那些透彻的亮光而感动。一般人说福音解决我们的问题，在许多方面——公义的问题，金钱上和种族上，其实正相反，福音反倒加增了我们许多的重担。托尔斯泰看见这点，但是他不肯降低福音的标准。对一个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