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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
北约对巴尔干的持续轰炸是一次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的充分表演，特别是我国驻南使馆被炸更引起了我国人民强烈愤慨和谴责，这是理所当然的。
不过在此以后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喉舌”传媒所发出的信息和论调，还有不知哪里忽然冒出来的一些“战略家”占据舆论要津，头头是道的“分析”，给人的感觉似乎又要“七八年再来一次”，重新清算自开放改革以来的至少是外交路线。由于涉及对整个世界局势的看法，势必也涉及国内建设的路线。令人大惑不解，也令人担忧。
冷静地、理性地思考，实际上世界局势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的问题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利益、需求、力量对比等等也未发生根本变化。为什么竟会发生如此大的震动，好像对整个改革开放以来的路线方针和对世界形势的看法都要“重新认识”呢？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十三亿人民的长远福祉究竟何在？
一、战争与和平：这是最根本的“世界观”和政策的出发点。在改革开放前几十年，一向以“只要帝国主义存在，世界战争（不是局部战争）就不可避免”为理论基础。因此有“深挖洞、广积粮”，“大三线、小三线”，“全民皆兵”等等一系列口号和政策。而且，总认为有人“亡我之心不死”，先是“帝”，后是“修”，挺身而出要做世界革命领袖。结果几乎与世界所有强国富国为敌，也没有拯救多少弱国穷国，浪费了多少人力物力，失去了宝贵的时机和时间，自己却濒于经济崩溃。好不容易到八十年代初，邓小平和一批高层有识之士经过深思熟虑，排除阻力，得出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论断，改革开放的路线才得以推行。因为“开放”的实质就是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开放（包括与之相联系的发展中国家），这一点，实际上毛泽东主席乒乓外交的战略决策已经打下基础。如果认为对方不可避免地要发动世界大战，而且主要是以我为对象，如何能够开门揖盗？那正是闭关锁国的依据。
美国对外的霸权主义非自今日始，特别是干涉别国内政是它的外交常规，当初我国领导人在得出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论断时并未忽视这一事实，自从与美国建交以来对它这方面的批评和斗争也从未断过。但是霸权主义不一定等于战争，局部战争与世界大战还是两回事，引起局部战争的动因也不一定是帝国主义（例如两伊战争）。美国并没有变，是我国宣传的调子经常变化。所谓美国的炸弹使我们“清醒”之说，如果指的是美国国际行为的霸权主义，难道原来我国的外交决策和实践就是建立在糊涂的基础上？要么是出此论者自己原来不清醒？如果又回到世界战争不可避免说，如有的文章说现在只是两次世界大战中的间歇，而且历史把中国推到下次大战的最前线，那么这种论调不但依据不足，而且十分危险。以在战场上吸引火力，高呼“向我开炮！”的“英雄”姿态用之于国家民族的安危，是极端不负责任的，所幸对决策尚未产生影响，否则适足以祸国殃民。但是这种论调连篇累牍地在本该是“喉舌”的传媒上宣扬，对国内外舆论都起误导作用。
二、霸权与民主：美国和西欧各国对内实行民主和对外行强权政治是客观事实，一贯如此，可以并行不悖。民主是一种制度，不是一种道德标准。国人的逻辑往往是：行民主者应该是“好人”，好人就不该欺侮别人，如果竟然欺侮别人，就说明你不是好人，那么民主也是假的。其实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其精髓就是权力的制衡，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防止个人或寡头专制。其保证是一整套法制程序、游戏规则，外加在言论自由基础上的舆论监督。不论在实践中有多少缺陷和“异化”，至今还在起作用，没有人能超越于这套规则之上。但是在国际上尚无这样有约束力的机制。强权政治还在起主要作用，尽管二战后有了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规则，小国的发言权也大大增加，但是对霸权的约束在相当程度上还是靠力量均势。冷战结束后，很明显，对美国外部的制约力量削弱，内部又由于武器先进可以避免人员伤亡，从而大大减少了本国人民的制约（如越战），使美国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的野心和可能都有所增长。最近的事态更加证明“多极化”只是一种愿望和离现实尚远的目标。但是必须把国际上的霸权主义和国内的民主制度分开。不能据此反证其在国内实行的就不是民主，甚至进而认为“民主”、“自由”从根本上就不可取。毋宁说正好相反，欧美国家之发达和强大的原因之一正是得力于它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制度，这才使它有条件在国际上称霸。他们不平等对待弱小国家，但其本国人民至少相对来说比任何其他制度国家的人民都享有更平等的权利。百年来，中国人总是把自己应走的道路系于有关国家对自己的态度，因而总是走不出那个怪圈。对于“老师为什么老是打学生”这个问题应该换一个思路：他有什么本事，有什么秘诀能老占上风？我能否学到手？过去由于对西方的失望，转而以俄为师，结果不也是受欺侮吗？如果前苏联的道路真能使我强大，也不能因为它对我行大国沙文主义而不学。这个道理其实不深奥，从晚清到如今一个半世纪以来不乏有识之士对此作出过精辟论析，但是民主的呼声总是为民族主义所淹没，或者说反民主的力量总能利用国人本能的、带有排外性质的民族主义情绪抵制向现代化方向的改革。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行为正好提供机会和动因，客观上互相配合，吃亏的是中国人自己，被牺牲的是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今天好像又走进了这一怪圈，从有些论调看，似乎一些原来反对开放改革的力量和言论乘机都冒了出来，实际上又是一次不点名的“批邓”，或者断章取义利用邓的某些话反对其根本的路线和方向。不仅如此，似乎一百年前放眼看世界的先知者早已“启蒙”的，现在又恢复“蒙昧”，他们都已扬弃的，现在又拣了回来。
三、军事、经济和智力：这次北约利用其先进武器对难以有还手之力的南斯拉夫的持续轰炸给人以深刻印象，说明军事力量在国际斗争中还是最后的依靠。这点没有疑问。所以美国对于保持其军力和尖端技术遥遥领先的地位才那么重视和敏感，所谓“中国核间谍案”之喧嚣除政治原因外，正代表了这种心理。但是我们不应忘记，西方之军事力量无不建立在雄厚发达的经济力量的基础上，因为这关系到更加根本的民心问题，决不是牺牲黄油要大炮（如前苏联）。今后在全球化过程中，国家之间的较量经济因素的分量日益重要，而经济力量靠的是智力，和人尽其才的机制。“知识经济”或“智能经济”是大趋势。这一历史趋势也不会因为科索沃一仗而改变。因此从长远和实质上讲，二十一世纪的争夺还是智力和人才之争。美国最大的优势仍在于它对人才的吸引力。事实上它的尖端技术实验室华人比例极大，据说有一年的物理学会年会上百分之九十的代表是黑头发，其中百分之九十是华裔，可能并不夸大。所以它在大搞所谓“间谍案”的同时又急忙安抚华人，国会通过决议、政府各级官员不断发表讲话，就是因为华人对它的高科技贡献太大，实际上是离不开的。这一批智力资源即使有百分之一能在国内发挥作用，我国的发展速度将不可以道里计。何况现在还在源源不断地流失。以我的母校清华大学为例，不知有没有做过统计，近二十年的毕业生有多少留在国外，人在国内的有多少是在为外企工作，再剩下的又有多少真在用其所长，作出应有的贡献？这里的关键是营造一种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的环境，而不是单纯鼓励回国。良好的环境涉及一系列的机制、政治改革和观念的更新，也不仅是对个别人个别项目慷慨拨款能解决问题的。一句话，只有加速深化改革才能逐步扭转这种为他人作嫁衣的人才流向。一百多年前的有识之士已经看到列强的优势决不仅在于“船坚炮利”，而现在忽然武器决定论又冒了出来。有人竟公开说只有这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
军事现代化当然是题中之义。第一，现代的军事不再以人力取胜而是以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为基础，这是不言而喻的。第二，美国这种国家的高额军事开支一方面是其称霸世界的需要，一方面与国内各种利益集团争夺有关，为此需要制造各种“威胁论”，各部门争相强调自己的重要性，并且反映到国会各派的辩论中。因此其军费浪费的成分相当大，也就是超过其为确立霸权的实际需要。它能浪费得起，我们浪费不起。果真如有些报刊文章所鼓吹那样，一个炸弹事件就要促使我国转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放慢已经滞后的政治改革，而且牺牲尚未兑现的“科教兴国”，把有限的资源去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那将是自杀的行为，至少是杀鸡取卵。苏联的教训是前车之鉴。当然这并不是国策，但是这类“精英舆论”所造成的压力却也不可小看。
四、主权与人权：美国的外交思想中从来不大承认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其干涉范围随实力的增长而扩大。即使在十九世纪初的“门罗主义”时期，已经视拉美为其势力范围，不许欧洲国家染指，而自己则有权干涉。二战后，无论是冷战中还是冷战后，美国更加明确地以推行其民主制度和价值观为干涉的依据。对于美国以人权的名义任意干涉别国内政的做法应该进行抵制和斗争，并揭露其对不同国家的多重标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承认“人权”有其普遍的原则，这一观念虽源于欧洲，却非西方人的专利。中国人自近代以来前赴后继的革命中当然包括争平等的人权的目的，其中既有反对本国专制政